目前日期文章:2005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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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北大演講》兩岸應堅持和平 走向雙贏

尊敬的閔主任委員、副校長、陳主任,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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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過了清明,穀雨正待來臨,午後的濟南路上有陽光點點灑在新綠的葉,恰似陳映真一頭花白的,其下是一位小說家蘊含生命關照的臉。

 

 

五十年前在歌聲中走出「成功中學」的大門,如今又再度回到青春年少時的校園,已不再是「成功中學」而是「成功高中」,這一往返的五十個年歲,他說:「高中時代的母校,不管怎樣總是常在念中。」正因為如此,當聯合報副刊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合辦的作家到校園演講的系列活動邀請他,一聽是去成功高中,他二話不說地答應了。

 

 

在陳夫人的陪伴下,陳映真緩緩步入位於五樓的講堂,以高二同學為主的成功高中學生早已擠滿會場。知道他是吉他社的創社元老,二名現任吉他社社員更在台前現場演奏歡迎他們的「大學長」,新舊傳承在陳映真的起立鼓掌與同學的熱情歡呼中有了完美連結。

 

 

把當家教賺來的錢 全都貢獻給了舊書攤

 

「那時候成功中學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們初中部畢業後,都相約要再考回這裡的高中部,大部分同學也都真的繼續在這裡讀高中…」陳映真的話從回憶裡流瀉而出,也緩緩道出時代背景。當時,青島東路有著高聳的圍牆與黑暗的鐵窗,每回上下學途中都會經過,他聽人說裡面關的是政治犯,但什麼是政治犯,只有十來歲的陳映真並不清楚。家住鶯歌,他總是坐火車通勤,雖然瞭解何謂政治犯,但車站廊柱上貼著一張張的槍決公告,以及家屬守候在旁等消息的心情,或是焦急,或是嚎啕大哭,或是面色倏地慘白,都深深印在他心底。

 

 

直到在牯嶺街的舊書攤,他與中國三○年代的作家結下不解之緣,像是巴金、魯迅等,當時仍是禁書,書攤老闆見他有興趣,還推薦他看左派思想的書。起初沒什麼興趣,可是看到本題為《大眾哲學》的書,立即陷了進去。陳映真笑說哪一個年輕人不以為自己懂哲學,當時他也這麼想,不禁把當家教賺來的錢全都貢獻給了舊書攤,也接觸愈來愈多的各類書籍。

 

 

很多舊書後面會有原購書人簽名,講究一點的還會蓋印、寫日期,每每撫摸著這些泛黃的字跡,心中總會暗想名字主人的命運如何,因為這些書可是禁書啊!成功中學的通學經驗,加上舊書的啟發,陳映真漸漸知道政治犯不是一般的殺人放火的壞人,而是一種「智性」犯。

 

 

大學考試失敗,如夢乍醒,陳映真讀書卻讀出了興味。不是課堂上的教科書,而是其他像是牯嶺街舊書攤上的舊書,他飢渴地一本接著一本閱讀,這些「外面的教育」似乎對他產生了真正的幫助。

 

 

初三留級的那個夏天

 

陳映真相信每一個班級裡,一定會有語文特別好的學生,但語文表達好不一定能成為作家;創作是不能教的,唯一的方法是多讀好作品。說到好作品,他以中國三○年代以及舊俄時代作家作品為例,都對他產生深遠影響,「小說不只是寫自己,而是寫人和生活。文學是來自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該是使受綑綁的人得到解放。」

 

 

談到體制外的教育與生活,陳映真說自己從來不是優等生,功課總在「過得去」的邊緣,可這「過得去」有一回就「過不去」,讓他初三留級了一次。

 

 

那是個炎熱的夏天,返校日時照樣跟同學打鬧嘻笑,直到一位同學神情嚴肅地拉他到公布欄前,見自己的名字和幾科不及格的成績大剌剌地貼在上面,才發現已慘遭留級。沒等到放學,他頭也不回地奔出校門,到今日的八德路附近找他養父告知留級的事,養父反過來安慰他,拿錢讓他坐車回家。回到家,鐵青著臉見到做裁縫的養,養也對留級不以為意,他突然發現:留級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難得不用準備升學的夏天,他過了個愜意的暑假。釣魚、游泳、看書,尤其是看了許多由表姊處借來的舊俄時代小說,像托爾斯泰等,他有個自由的空間去尋找自己的知識。

 

 

全班同學都站起來挺他到底

 

他惋惜曾經是資優生的同學,現在只是個看診的婦產科醫師。這些資優生在數學課上偷看武俠小說,考試還可以考九十分以上,相較認真上課、複習卻只考個二十五分的他,陳映真認為,頭腦這麼好的人,應該對社會、人類有更多的貢獻,但在現行教育體制與觀念下,卻只是做個醫師,是很可惜的。而只靠考卷來分上中下等的學生,更是埋沒了學生的天賦,和老師教學的熱情與創意。

 

 

然而,雖然為他的資優生同學覺得可惜,他說:「高中時代的朋友,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洋溢著熱情和感情。」有一次學校推行國語演講比賽,班上沒得名,調皮的陳映真自己做了面「方言比賽第一名」的錦旗,上面還寫了「胡越一家」四個大字,馬上引來訓導主任震怒,要查人責辦。他本想站起來認了,卻被隔壁同學硬拉了下來,結果是全班同學都站起來說旗子是他們做的,包括班上的幾名資優生也都挺他到底,這一分同學愛令他至今難忘。

 

 

文學絕非對自己身體喃喃凝視

 

一九五六年陳映真高,「劉自然事件」在台北引起軒然大波,成功中學的老師也帶領學生拿著三角小旗子去美國使館抗議。遲到學校的陳映真訝異怎麼大家都不見了,聽說是去抗議,一股熱情上湧也想立即加入。然而,想到電視上播出西方國家的街頭示威都是舉牌子,小小的三角旗似乎根本起不了作用,於是他拆掉教室後面的小黑板加上掃把柄,做成了抗議牌。牌子上不知道該寫什麼,就抄當天報紙相關新聞標題,中英文各一面,就由另一位同學出錢高高興興地雇了輛三輪車前往美國使館。

 

 

他們錯過了砸蛋、吶喊、人群鼎沸的高潮,卻掀起了第二波高潮。被人群簇擁著上前,整個人近乎騰空,本來抱著好玩的心態前來,這時感到害怕,把抗議牌往美國使館口一扔,離開了現場。一個月後,果真被情治單位叫去「約談」,臨走前還跟好朋友交代遺言。幸好調查局的人對於中學生是寬容的,做完筆錄後就放他回來了。

 

 

成功中學的「優等生」日子,以及學生時代大量閱讀的書籍,點點滴滴影響著他日後對人、對生活的感受。大二時應朋友要求開始創作小說,這一寫就好幾十個年頭,陳映真認為文學絕非關起門來對自己的身體喃喃凝視,文學家應該是認真嚴肅、努力不懈地調查,深入人民,寫出不能說出的聲音。

 

 

文學作品裡愈來愈少

 

第三人稱的、生活裡的「別人」

 

「寫小說有不同的哲學,就像當醫師也有不同的哲學,是要討好市場的寫作,還是為弱小者執筆、為人的解放與人心向上而寫?」他認為寫作有二種類型,一為鏡子型,一位提燈型。前者如鏡子般反照出人生百相,例如:莎士比亞或托爾斯泰;後者則像有盞燈般作指引,是為了理念而寫,如:魯迅、蕭伯納等人。他自己則是比較理解中小知識分子,故小說主角多以此呈現。

 

 

從無產階級文學到大眾文學,當現代生活愈來愈缺乏人道關懷,尤其文學作品裡也愈來愈少第三人稱的、生活裡的「別人」時,陳映真以為生活上愈是需要和別人分開,愈該理解別人。

 

 

從成功中學的青澀歲月談到小說創作理念,陳映真儘管身體不適合久站,還是盡量站著跟他的「小學弟」談話,直到最後才稍稍坐下。他想要看見「小學弟」,也想讓「小學弟」看清楚這位「大學長」。這是人與人互動的交流,是一種生命滋味,從他的書,從他本身,確實讓人這麼體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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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恰巧是所謂的「愚人節」,一個允許大家用一些無傷大雅的方式來捉弄他人的日子。一開始,小說家楊照就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告訴全場師生,坐在他旁邊的小說家,其實是朱天心而不是蘇偉貞。不過,當然沒有人上當。

 

 

 

 

上帝創造笨蛋有特別的用意

 

 

因為是這麼特殊的日子,所以他要從愚人節開始談。他說,西方將四月一日稱做「April fool's day」,翻譯成中文,就變成「愚人節」,只是「愚」變成動詞,指捉弄他人,但是在西方愚人節是為「愚人」設立的節日,源起於中古世紀東正教的社會中,它真正的意思並非如現在普遍認知與理解的「愚弄他人」,而是要去感知、紀念、認識、擁抱這個社會上的傻子、愚人。

 

 

 

 

在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中,一定碰過聰明的人,也會碰到愚笨的人,這些「愚人」在社會中展現出來最特殊的一點是不相信一般人相信的事情,不了解一般人應該了解的事情,也不用一般人認為正當的、好的方式過日子。而一般人因為已經太習慣生活中存在的規律、規矩,因此當看到有人不遵循規律或者規矩來說話、行動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往往是瞧不起他們,第二反應則是因為瞧不起而忽視他們。在東正教的影響下,俄羅斯的社會文化中持有一種信念,認為這一群愚人就是因為跟一般人不一樣,所以他們很了不起,很珍貴,很稀奇。因此在俄羅斯只有四月一日的愚人節,還有很長遠的「聖愚」(Holly fool)的傳統,也就是「神聖的笨蛋」,因為他們認為笨蛋是有道理的,他們之所以用不同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恐怕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感知不到的東西。所以上帝創造笨蛋有特別的用意,其中最有可能的用意就是提醒大家,很多看不到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只是被蒙蔽遮掩了,應該有些人來提醒我們去聽、去看、去感受沒有能力挖掘、理解的東西。

 

 

 

 

而小說就是一種愚人的藝術,fool's art,小說的存在,對人類生活的意義就是它能提醒讀者去看在我們生活上可能被忽略的東西,甚至是我們不知道、無法想像它的存在的東西。

 

 

 

 

川龍之的痛哭流涕

 

 

楊照舉了兩個故事來說明小說在生活中應該扮演什麼功能。第一個故事是前輩小說家王文興的短篇小說集《十五篇小說》中的一篇文章。描述一個來無聊、想做些計畫的小鬼,拿著筆開始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畫著月曆表格,突然間好像有種著魔的力量,讓他一年接著一年一直畫下去,在那個下午他什麼事情都沒做,只有畫月曆,畫到後來他突然大哭,因為他發現已經畫到他應該死掉的時間了,卻還繼續在畫月曆。這個故事對他產生很大的衝擊,讓他想到生命經常比自己想像的還要短暫。故事主角會大哭,是因為意識到自己以為還很長的生命,沒有想到一天畫個格子,不用一個下午就可以畫完。而再回頭想想,自己可能在每一格中填充什麼東西?當把每天如此累積起來的時候,無可避免會感到恐慌,恐慌到底人能在一生中,在每一天裡面,把握多少東西,掌握多少東西?

 

 

 

 

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是日本小說家川龍之,某天,他看著一本讀了很久都沒讀完的書,開始思考,如果用這種速度讀書,一輩子可以讀多少書?他計算之後,也開始痛哭流涕,因為他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沒有任何意外,他也只能讀完三、四千本書,而第二個殘酷的事實是他一輩子再怎麼努力,也讀不完他一屋子的藏書。

 

 

 

 

愚人節跟小說的精神互相呼應

 

 

楊照說他會被小說吸引,會閱讀、創作小說,就跟這兩故事主角一樣,內在有一種同樣的恐慌與衝動。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一生中只能用一種「身分」活完六、七十年的時間,但是我們感知到的世界如此廣闊、複雜,自我卻如此渺小,我們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偶爾會誤以為我們是世界的中心,但是真實會提醒我們,我們只是世界邊緣的邊緣。世界這麼大,有許多事隨時在發生,一個人擁有的卻只是世界中渺小、貧乏、孤單的一點點。因為這樣的恐慌,因為對生命的野心,並因而理解到對生命的野心與生命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如此大的落差之時,只有小說可以提供解救。想要認識生命的豐富,要特別感謝人類世界中莫名其妙存在的這一條路,就是有些人被賦予特殊的能力與權力,藉由想像進入不同的生活,再化作小說的情節與內容,以坦白、不保留、廉價的方式提供讀者藉此知道他人的想法與經歷。

 

 

 

 

愚人節跟小說的精神互相呼應的是,提醒人們不要老是以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把自己封閉起來,離真正的人生、人生的可能性更遙遠。小說會刺激、提醒我們,喚起我們的好奇,擺脫自我中心,開放自己去學習更多的經驗。因為有小說跟小說家的存在,將這些經驗如此簡單的送到我們面前,讓人能直接進入、直接吸收。當我們打開傑克倫敦的《白牙》,我們不需要到荒野,就可以進入動物的心情跟感受中,在這一點上面,小說是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取代的。

 

 

 

 

文學與香格里拉

 

 

近日才從北京回來的小說家蘇偉貞同意楊照的說法,人生不要以自己為中心。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點。她先以波士的話語來對小說下註解,她認為如同波曾說過的:「小說沒有約定俗成的詞彙。」因此也沒有立竿見影的方法來即刻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事件,而必須經過時間的抽離。舉例來說,當她開始寫作小說,獲得聯合報小說獎的經歷,只是讓她了解到,這是一種快速到達一個被稱為文壇的中心點的方式,對個人的成長或者人生有什麼影響,剛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但在前進之中會慢慢了解,雖然,並不見得會出現確定的答案。而當她回頭看寫作之路時,她可以很確定的說,好的寫作有兩個重點,一是最好保持一個距離,二是要打破成規跟次序。

 

 

 

 

她說在北京的時候,曾經聽到一群人在談論他們生活中的事件,但有趣的是,這些事件聽起來竟類似、接近文學世界的描述。其中有個人談到他在中俄邊界綏芬河畔的故鄉,因為中俄重新劃分邊界,當他這次回老家的時候,他的爺爺領他去一個山頭,指著左邊的小鎮對他說:「那是我爺爺的墓,現在那個地方卻成了外國,而我爺爺變成外國人了!」講完之後就嚎啕大哭。因為重整疆域,讓他有形的生活產生變化。另一個故事是一個到北京念書的台灣女孩,趁著暑假,身上只帶兩千元人民幣,就隻身旅遊大陸西北,一路上靠著搭便車節省交通費,有時候遇上不懷好意的大叔,她藉由語言巧妙化解危機,遍走新疆等地。在一般概念裡,大陸西北地方的人是很蠻橫的,她卻可以平安完成這趟旅行,因為她打破人生的成規、次序,以及人跟人之間的距離。而第三故事聽起來有點感傷,描述一個住在傳說中的香格里拉的傻子,有次他接了一筆生意,載客人到昆明,在那裡他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發現許多香格里拉沒有的東西,但是,當他想回到香格里拉的時候,他以為不管哪一個方向哪一條路,都可以回去,因為在他的概念中,這世界沒有所謂其他的地方,因此他越走越遠離香格里拉,一直到現在,他還在到處問人,怎麼回到香格里拉。

 

 

 

 

她又特別舉出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來說明為什麼寫作必須要跟人世或者所有事物保持距離。故事中的主角,在十二歲的時候跟父母發生嚴重衝突,於是跑到樹上去,發誓永遠不下來。他就在樹上受教育、讀書、談戀愛、寫作、看人類世界的轉變、革命的國家改朝換代。到了六十五歲,當大家以為他生命即將終了之際,卻從遠方飄來大汽球,他縱身一躍,跳到汽球裡,人們不知道他到底是死亡了,還是繼續漂流,但對那些一輩子跟他保持距離的人來說,他無疑是永生了。

 

 

 

 

小說家提供的服務,就是發現不同的世界

 

 

蘇偉貞說完這個故事,楊照反問大家,是否相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在他看來,小說是「一連串的謊言」,雖然社會中所有道德規範都強調「要說真話」,但是小說卻給予少數人說謊的執照,「但取得那個執照,你就有最大的自由、特權,人們付錢給你,讓你去講一堆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小說有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小說是假的」,這社會文明給小說作者的任務與特權,就是去欺騙世人,純粹的要世人相信明明不存在的可能存在。小說家提供的服務,就是發現不同的世界。小說好壞最重要的判別就是它是否探索人類可能的邊界,好小說需要永遠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書寫一般人無法理解與想像的世界,二是要讓看起來奇怪的、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能被讀者接受。

 

 

 

 

閱讀小說或者懂得利用小說的人,不需要實際去經歷,一輩子就比別人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而對寫小說的人來說,透過小說、虛構、幻想的方式,才能接近內在最真實的部分。「小說其實並不需要真實,它只是讓人了解一些事情,」蘇偉貞說,「人生中獲得與付出往往並不對等,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長壽而是想知道另外一些事情。」清醒,或者理智如同我們者,更是應該走入文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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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面來講,台灣的大環境就是一個與國際社會脫軌的環境,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一個是梵諦岡(其為聯合國永久觀察國,一樣隸屬於聯合國的體系)另一個是台灣,但因政治因素特殊,上網流覽聯合國官方網站,非會員國(Non-member)一欄只列舉梵諦岡不見台灣蹤影,因為在目前國際社會上,台灣還是未獲大部分國家承認的國家,即使被承認,也只能是說不出口的精神上承認。

 

 

    

 

 

是不是台灣的國際空間被打壓太久,連民眾也日漸習慣於這種處境,自外於國際社會,對於國際事務麻木不仁了呢?

 

 

 

 

我贊同龍應台女士的論點:國際化可能不是劍拔弩張的「去中國化」,反而是把「中國化」當作一種全球優勢來吸納融會。泰國在農曆年節期間打出口號,歡迎大家到泰國過農曆新年(Chinese New Year)吸引全世界大批觀光客;韓國在幾年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為韓國的文化資產,此舉引來中國當局的強烈反彈,韓國人說的很妙:端午節雖然經由中國傳入,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早就成為韓國文化的一部分,當然是韓國的文化資產。據了解,中國知道韓國這個舉動之後也開始加緊搜集資料,不讓韓國搶走中國傳統的端午節慶。泰國和韓國自古皆為中國鄰邦,受到中國文化深度薰陶,但是他們巧妙地將文化中包含中國文化的部分發揚光大,但同時又不忘維護自身文化,所以最近韓國將帶有貶抑意味的首都漢城改名為首爾。日、韓發展圍棋文化多年,成功推動圍棋職業化,圍棋在台灣一向是小眾人口,近年來才廣受歡迎,推究其原因卻是一部來自於日本的漫畫「祺靈王」。反觀台灣,缺乏泰、韓、日本巧妙運用文化中的中國素材成為競爭優勢,反而是一直在「中國化」「本土化」的臼思維泥沼裡空轉,相較於泰、韓,台灣的文化脈絡裡,具備更深層廣泛的中國文化因子。別人能,台灣真的不能嗎?

 

 

    

 

 

台北吃得到中國各省的美食和台灣本土料理,台灣的飲食文化資產之豐富獨步全球,不管是東北的酸菜白肉鍋、山東水餃麵食、四川麻婆豆腐、台南的鱔魚意和新竹米粉,都已經成為台灣飲食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化與本土化也可以不要劍拔弩張和睦相處,兩者並非有你就無我、非贏即輸的零和局面。政府近來大力提倡創意文化產業,在全世界日益重視中國文化的今日,如何發展出融合中國化與本土化的創意文化、端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台灣製造」佳餚,以迎接國際化潮流,考驗著所有台灣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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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若想在世界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中求生存發展,就應尊重這些普價值。自由、人權、寬容…這些普價值,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雖有盈虧之時,一直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要在天災人禍的風雨過後,才會再驚覺地仰望之。人類世界文明重建和海峽兩岸的未來,都還在等待月明之時。

 

 

■雅典在哪裡?

 

    雅典奧運才剛過去不久,龍應台卻問大眾說:「請問雅典在哪裡?」我們可不要急著搶答說:「雅典在歐洲、在愛琴海邊、在希臘」。這一問題的答案背後,有著更多的問題在等著我們。

 

    

 

有兩位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訪談百位知名教授,請問有那些書曾經對他們的人生或治學發生過思想開竅的作用?百位教授列出的五百多本書單被編成《哈佛書架》,其中提到最多次的是《聖經》和《莎士比亞著作》,緊接在後的是荷馬的史詩《依里亞德》(Iliad),「木馬屠城」的故事,就是脫胎自《依里亞德》。荷馬的史詩,人物出入於希臘神話和歷史傳說之間,呈現了歷史的壯美和命運挑戰的悲歡,可說是一部西洋的《封神榜》,對西方文化的歷史觀、英雄崇拜、宗教信仰起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以《依里亞德》為典型的希臘文明是歐洲文明的源頭。

 

    

 

雅典因神話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而得名。今天人們到雅典,飽經滄桑的神殿、城牆、石柱…就在眼前和腳下,似乎是走進一個古希臘文明的現場。如果我們認知到「雅典」做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文化符號。龍應台的一問「雅典在哪裡?」也可說是推著我們再去問:「西方文明的發源在那裡?」,「智慧、和平的女神在那裡?」,「東方文明有沒有出現過一個雅典?」

 

 

■一個字說二十一世紀: interdependence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二月底來台,以擁抱人類共同價值:共創二十一世紀的安定與繁榮為題發表演說。在明星式的迎送後,台北的人們可還記得,這位本年度訪台最重要的外賓談話裡,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是反恐嗎?是南亞大海嘯的善後嗎?是兩岸關係嗎?

 

    

 

柯林頓說:「二十一世紀可以只用一個字來做最好的概括;這個字不是『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對多數人而言,僅限於經濟面的涵義。我以為更恰當的字眼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因為『相互依存』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甚至也可以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的雙重意思。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不能脫離彼此而生存。」

 

    

 

人人都說國際觀,可是什麼是我們首先應有的國際觀?柯林頓「全球化」不用,而強調以『相互依存』來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簡言之,能源、食物、環境、人口諸問題和永續發展的要求,都向世人警示了宏觀視野的必要性和建立全球公民意識的迫切性。

 

 

■宇宙論有什麼用?

 

    在一場「我們的宇宙」的演講提問中,一位學生問教授:「台灣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那麼多,我們學宇宙論有什麼用?」

 

    

 

這麼說吧,自古以來,人類對科學和人生的追問,都從仰望星空開始。天文學從日升日落的觀察,行星軌道的計算,宇宙膨脹的發現,再進而探索宇宙創生之謎。回顧宇宙論的發展,可以提示我們,如何由觀測現象去建立一個學問體系,如何從散亂的小圖去摸索、排列出宇宙全景的圖,天文學的研究使我們對世界有更宏觀的視野。人類可以了解宇宙,使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和生命的價值有了特殊的意義。

 

 

■經典和人文教育

 

    這位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錢致榕,他說,四十多年前他從台大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念物理研究所,教授建議他去修humanities的課,humanities一般是指文史哲、藝術的人文教育;狹義的說法,是指古希臘羅馬的語言、文史、哲學。他當時大表訝異。教授對他說:「我以為你是中國人,這道理你應該懂的。」他依建議去修了這門課,二十年後,他同樣要求子女,上大學一定要學古希臘羅馬史。

 

    

 

為何在西方的人文教育中,古希臘羅馬史的學習被認為是必要的,連念物理的博士生也建議要選修?這對思惟的發展有何助益?台灣大學劉廣定教授曾指出,民國十七年,陳寅恪在北京圖書館看了清宮舊藏的滿文版《幾何原本》後,再比較其他譯本,發現其內容都比西方的原本為簡略,有所刪節,而指出「夫歐幾里得之書,條理統系,精密絕倫,非僅論數論象之書,實為希臘民族精神之所表現。此滿文譯本及數理精蘊本皆經刪改,意在取便實施,而不知轉以失其精意。」

 

    

 

陳寅恪研究文史之餘,也注意到西方科學精神源出有本,有其邏輯系統,不能只學其枝節表象。《幾何原本》的條理系統,來自希臘民族精神的思應追其本源。可以說,近世歐洲的數學、物理科學能建立發展成一完備的系統,更進而發展出工業文明,是有其哲學文化基礎的,凡欲追求學術自立者,對此宜有深刻認知。一個民族和個人的思想特徵,都是由文化環境所鑄造的。科學、藝術、宗教、法律…一切人類社會進步的成就,都有人類精神奮鬥的血淚在裡面,對這些精神、思想的探索,才是人文教育的精要所在。

 

 

■傾斜的文明榜樣?

 

    九一一事件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文化衝突的警訊,科技發展的方便性,反使人類自我毀滅的能力日益增大。以往的世界經濟成長,很大的一部分是靠一個「過度消費」的美國在帶動,當美國的經濟成長漸露疲態時,人們轉而期盼中國、印度的市場崛起,能再帶動全球經濟的榮景,這是一種合理的打算嗎?其他國家有條件去重複美國的發展模式嗎?

 

 

一位香港詩人旅遊義大利後作成短詩〈比薩斜塔〉說:

 

    

 

迢迢千里,自東而西,只見一個,斜的榜樣。

 

    

 

據說,伽利略從比薩斜塔上,將重物往下一丟,證明了不同重量的自由落體有相同之加速度,提供了牛頓力學的發展基礎,西方科技於斯大進。伽利略被判了絞刑,比薩斜塔做為一個科學史象徵留存,成了觀光景點。法顯、唐三藏西行求法,帶回了佛教經典,使佛法大興於中土。百年的歐風美雨,驅使了更多人向西方去尋找進步的道路,到頭來,是否找到什麼真經寶典?或竟只是看到一個傾斜的榜樣?

 

 

■再起樓台待明月

 

    鴉片戰爭後,道光皇帝歸咎林則徐,將他革職發配新疆。林則徐在邊疆興修水利、開闢屯田,在伊犁時寫了「偶然風雨驚花落,再起樓台待月明。」送給友人,他痛心整個民族面臨驚變局,災難臨頭,預感將來風雨過後,唯有發展出新的文化思維,中華民族才有再起之望。

 

    

 

經過近半世紀的對峙,兩岸之間有交流合作,也有漠視、對抗和打壓。一位企業家長期關注台灣企業的全球化布局,若有所悟的指出:台灣廠商在許多國外市場的經營和品牌開發都做得很辛苦,吃過許多苦頭。大陸反而成了許多台商還能「游刃有餘」的地方,主要並非技術優越或策略高明,而是相當成分上,了「語言文化」的便利和一點民族情感的因素。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發展,台灣人對此應有一點謙卑的認知。

 

    

 

要朝現代化發展,海峽兩岸必須認知到世界是一體多元、和不同的事實。做為全球注視的可能衝突點之一,海峽兩岸的交往,是否能從情感糾結的反應進入到理性智慧的處理,貢獻一個寬容和解的典範給世人?也許我們可以從愛因斯坦這一位和平主義者學到一點啟示,他在〈反對製造氫彈〉一文說:「歸根究,人類的和平共處,首先是靠相互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一種互讓關係。」兩岸之間如果多發揮「善解方便」的精神,互動言行上多一點善意的解釋,做一些互讓一步的措施,達成「海峽不再戰,兩岸共繁榮」,才是安定發展的保障。

 

    

 

柯林頓強調的「相互依存」能夠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共同價值嗎?十年前,東協各國集會於吉隆坡,設立「人文奮鬥獎」,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致詞說:「當亞洲對世界經濟及全球安全秩序做出貢獻時,它們必須積極參與全球文明重建工作。」文明重建是一個「再起樓台」的過程,全球文明重建必須合乎某種普價值觀。海峽兩岸若想在世界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中求生存發展,就應尊重這些普價值。自由、人權、寬容…,這些普價值,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雖有盈虧之時,一直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要在天災人禍的風雨過後,才會再驚覺地仰望之。人類世界的文明重建和海峽兩岸的未來,都還在等待月明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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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

 

 

    一個朋友回國講學,說起有一天接到他母校系所辦公室的助教打來的電話,告知某某教授要出國開會,師母擔心教授年紀大轉機不方便想找學生幫忙照顧一下,她從校友通訊錄中查到他在加州,問他可否幫忙接機,他覺得義不容辭,就滿口答應下來,請助教小姐把行程傳真過來以便安排。想不到一看行程,他傻眼了,他住舊金山,教授在洛杉磯轉機,中間隔著五百英里,這怎麼接機?他再打電話去系裡,問助教知不知道舊金山與洛杉磯隔著很遠?助教反問道:不是都在加州嗎?他時氣結,答不上話來。他說他不敢要求那位小姐知道加州很長,從南到北得開上兩天兩夜的車子,但是舊金山與洛杉磯都是中國人很多的大城,有許多自己的同胞住在那裡,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國城巿,不應該這麼離譜。我聽了想起天下雜誌去年年底做的「台灣人的國際觀」的調查,許多人都只知道台灣本土,對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也不關心,更不認為自己不知道有什麼羞恥,這種態度令我憂心,因為不了解會產生偏見,世界上許多悲劇的發生都是由於無知和偏見,有了解才會產生同情,有同情才會有包容,無知會造成冷漠,冷漠會自絕於人。

 

 

無獨有偶,有一位經商的朋友也告訴我,他的女秘書請產假,代班的小姐替他訂去美國聖地牙哥的機票時,竟然訂到智利的聖地牙哥去了,那位小姐顯然不知道這兩聖地牙哥有什麼不同,也不知道一個在北美洲,一個在南美洲,更不會去推想公司的業務只在北美洲,不應該是南美的聖地牙哥。他責怪我們教書的沒有把學生教好,「沒有遠見,沒有世界觀也還罷了,」他氣憤的說「還不會推想,不會思考,只會強辯,說你沒有告訴我是哪一個聖地牙哥!」這兩件事都是小事,但是點出台灣目前教育的危機,幾十年來考試掛帥的結果是培養出一批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世界,目光如豆的年輕人,凡是不考的都不必念,更不必知道,反正在國內生活也用不到外面世界的知識,光是島內自己的八卦都應接不暇了。

 

 

    ●

 

    大部分人不關心台灣島外的事,連金門、馬祖自己的領土都被忽略:官員在說話時常把他們忘記,教育部在制定母語時就把馬祖的福州話給忘了。外面不論發生什麼事,報紙永遠只有一版的版面在報導,幾張圖片一登,剩下的文字空間有限,所以現在年輕人除了切身有關的時尚流行之外,其餘國外大事連正眼都瞄一下。前幾天我們大樓住進來了一位瑞士的訪問學生,與他交談之下,發現他對任何題目都幾乎可以侃侃而談,知識很豐富,我問他怎麼懂得這麼多,他說瑞士一直是歐洲會議的中心,國際很多會議都在瑞士舉行,因此,他們從小就從報紙上讀到這些會議的主題:非洲飢饉、南非種族隔離、南美熱帶雨林的砍伐及中國人權的問題,他們老師也時常帶他們去看這些國際開會的情形,要他們聽正反兩方的意見,他們每學期都得寫一篇與國際問題有關的申論文,他雖然才高中,但是他的世界知識遠超過我們的大學生,令我感慨。

 

  現在很多人振振有詞的說:本土優先,先台灣後天下,這固然沒有錯,但本土優先只是個順序,不應該因此而加重本土考試內容的比重,不考外國史地,使我們學生連雅典這個世界文明發源地之在那裡都不知道。

 

    

 

    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並不是我們就是全世界,當我們對外面的情勢一概不知時,我們會誤判,會夜郎自大,會自我陶醉在國內情勢一片大好聲中,而頹廢下去。關起門做皇帝的結果是有一天老本吃完需要開門上街買糧時發現糧食店已經被別人包下,不跟你做生意了。我曾經看過一個寓言:有一個洞裡的原始人都是背對著洞口坐,當太陽出來照在經過洞口的動物身上時,們所投射出來的影子變得比實物還大,原始人嚇壞了,更往洞裡擠,更不敢看洞外,更互相告誡洞外的可怕。最後,有一個原始人大膽的面朝外偷看一下,發現洞外春光明媚、鳥語花香,那些可怕的動物不過是被影子放大的貓狗兔子而已,如果他們選擇面朝外坐,他們就不會被自己嚇到,因為他們永遠背對著世界就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愚昧無知使他們把世界排除在他們生活之外,不久世界也把他們排除在世界之外,他們就像透明人一樣,不存在了。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老子就是大字不識幾個,還不是照樣當上立法委員?草根性才是當紅炸子雞,說話越粗俗,上的報紙越多,飽學之士不再受尊重,年輕人崇拜的是敢罵敢脫的人。加上現在高中課本對古文部份的減少,孩子古文看不懂了,沒有辦法去接受古人的智慧,文化的傳承斷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之事,讀歷史不只是以古今,它主要還是品格的薰陶,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是留芳萬古,什麼樣的又是遺臭萬年,缺少了這些楷模,就演變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不讀書使得現在的人無視,沒有眼光,不能從古人的經驗中擷取智慧,無膽,不敢面對問題,像洞中的原始人一樣,永遠背對著世界,糟的是無知,不能解決問題,所有的問題都用「拖」,一個校長的資格可以拖九個月不解決,一個老兵的薪俸拖93天核發,就如同一位前輩對我說的,精神病很難治癒,好在拖到病人過世,病也就沒了。我很擔心現在大家都不願意去正視台灣的競爭力,只用拖的去敷衍,一旦拖到台灣沒有了,一切的意識型態、族群對立也就沒有了,大家同歸於盡。「孫子兵法」三千年前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今不知彼,也不知自己有多少斤兩,我們國家的前途究竟在那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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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為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而文學可以抓住感性…

 

 

新竹風把充滿傳奇色彩的鄭愁予喚來了。

 

 

這一日,竹中校園裡顯得特別熱鬧,要求開放校外民眾聽講的電話不斷。二時不到,六百席座位的音樂館已湧入多達八百位聽眾,連走道上也坐滿了青年學子,以及來自新竹女中、實驗中學、竹北高中等鄰近學校的師生。鄭愁予長年旅居美國,為耶魯大學的駐校詩人,十六歲即出版《草鞋與筏子》,來台後持續創作,出版《窗外的女奴》、《衣缽》、《雪的可能》、《燕人行》、《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多部耳熟能詳的詩集。今年應東華大學英創所之邀,返台擔任駐校作家。從美國東岸來到花蓮,再從島嶼的東岸回到詩的啟蒙地酖酖新竹中學。雖是迢迢萬里的征途,詩人的臉上卻未見舟車勞頓的疲累。此次演說以「失去的感性」為題,鄭愁予徐徐走上講台,台下立即以熱情的掌聲迎接「學長」。重返闊別五十五載的母校,他兩手高舉,激動的神情溢於言表,過往的一切,詩的一切,有如紀念簿般地,一頁頁被打開了。

 

 

1特別香的風

 

一九四九年,生於河北的鄭愁予飽經戰亂,輾轉來到台灣,經插班考跳級考入新竹中學年級。最令他懷念的人,就是當時校長辛志平先生。

 

 

「一走進大門,我感到有一股特別溫馨,充滿香氣的風,這是辛校長建立起來的校風。」他感性地說。為了此次回母校演講,他特地剪短了頭髮且未染,強調「原味」,希望讓竹中學子看到畢業數十年的學長仍保有竹中人的率真自然、樂觀進取的氣息。

 

 

他回憶起高中時,身著日治時期延續下來的卡其制服,頭戴竹中帽,髮不過耳下三公分的竹中歲月。山脈青青,校旗永遠在風雨中飄;音樂老師蘇森帶領下,校園的每角落無處沒有合唱,無處沒有聲歌…辛校長沒有因為竹中是桃、竹、苗三地的最高學府,而放棄升學科目以外的四育,每學生都必須看得懂五線譜、美術要及格方可畢業,辛校長對知識、道德的要求,他認為是一種感性的教育。

 

 

辛校長學識淵博,只要有老師請假,不論哪一學科,校長都可以從容代課。一回校長兼教歷史課,段考考題相當艱澀,那次鄭愁予考了全校最高,八十九分,辛校長特別在聚集全校師生的朝會上表揚他。彼時英文、數學、理化等是主科,而校長卻對被視為旁科的歷史給予相同的尊重,他的無私、開闊的胸懷一直是鄭愁予難忘的,為他日後堅持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

 

 

2尚老師與羅老師

 

國文老師尚奎先生是他的新詩啟蒙老師。尚老師受文言文教育,國學造詣很高,每週規定學生要寫一篇作文。新詩尚未成熟,許多國文老師尚未接受新文學的當時,鄭愁予不按牌理出牌,一首新詩權充作文交上去。老師竟未斥責,反倒打了全班第二高的分數(第一高分仍寫規矩的論說文),同時在課堂上當眾讚美鄭愁予的詩是很好的作文,並鼓勵他繼續寫下去,新詩創作「一條寂寞的路」便展開了。鄭愁予說,青年時期是所有有志寫作的創作者開始書寫的最好時期,尚老師挖掘了他潛在的特殊才情,使其「感性」得到充分的發揮。

 

 

鄭愁予的地理也很好,地理成績之高,班上無人能出其右。教地理的羅富生老師從未因為成績好而褒揚他,他卻是鄭愁予在文章裡一再懷念的老師。最教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學校同學到獅頭山遠足,中午吃飯時間,喜歡喝酒的少年詩心引動,用午餐的飯錢買了一瓶廉價的桂圓酒,坐在大石頭上一人獨飲,眺望山水。帶隊的羅老師撞見,從袋子裡取出自己從家裡帶來的麵餅給他,說:「年輕人不能餓肚子的。」老師又要去了他的酒壺。就這樣,少年有些拘謹地吃著老師的午餐,老師喝了一口他的酒,說:「這酒是劣酒,不可多喝。」把酒遞還給他。一對不多話的師生各據一顆大石,盤腿而坐。面對秀麗的山水,默然無語,恰如李白詩句「兩人對酌山花開」的情景。高中生喝酒,即使在當今的校規也是不被允許的,羅老師的豪氣,對學生的傾囊交心,令少年的鄭愁予眼眶濕潤。

 

 

他提到羅老師的一則英勇故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本省籍民眾聚集在東門路辛志平校長東門路的寓所前抗議外省霸權。羅老師身材魁梧,隻身站在辛寓大門前,用道地的台語、客語、日語,向他們解釋辛校長是來辦教育的,辭嚴義正不畏勢眾,得到民眾的理解,抗爭的人潮漸漸散去,成功化解一場族群之間的對立。鄭愁予認為,過去的中國政治「立德」多於「道德」,過於強調忠孝誠信。倘使政治領袖以仁為本,風行草從,人民皆可行仁。而在他眼中,羅老師不僅是一位飲者,教育家,更是一位勇敢的俠士,他人格的感化力,包容力,為孔子「仁」的思想的展現。

 

 

3感性的教育

 

鄭愁予以極富磁性的嗓音,朗誦了一首高中時題在同學紀念簿上的舊作〈紀念簿題歌〉,起頭兩句「紀念簿打開來了/題些什麼才好呢?」對即將離別的校園生活與同窗好友,依依的離情盡在不言;物換星移,此時聆聽鄭愁予重讀少作,更覺悲涼,在場師生無不為之動容。此詩當時沒有發表,至民國七十六年,才收錄於詩集《刺繡的歌謠》。少年的鄭愁予此時已展露詩情,用「紙窗」、「粉牆」、「床單」三個意象比喻空白的紀念簿,第二段:「如果這是一片粉牆我會畫出蒼青的山脈/給你 又在你這牆上畫出高林浴著雲海/椽茅屋隱約在山腰間」,其中「蒼青的山脈」指的正是新竹中學的後山酖酖十八尖山。課餘時間,喜愛大自然的鄭愁予徜徉在青青山林裡,感受新竹風溫暖的吹拂,讀山巒起伏,讀花,讀葉的開落。「畫完了三個卑微的祝福/然後…/我是不題名字的/只畫一個道旁送行的少年/又畫他在山腳下仰頭呼喊」,由實轉虛,道盡鄭愁對斯情斯景的深情告別。

 

 

短短的一年竹中生活,影響了鄭愁予的一生。他表示,在竹中受到美的陶冶與人道關懷,使他的人生視野、看世界的方式更加廣闊。鄭愁予熱愛體育,和對美術、音樂的濃厚興趣,都是在竹中時期培養起來的。而這樣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為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他感慨地說。

 

 

4喚回失去的感性

 

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並未消失,而文學可以抓住感性,並喚起更多人注意。出版的《2004台灣詩選》,黃春明〈國峻不回來吃飯〉最讓他感動:「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此詩在事件淡卻之後,以平靜、無雕飾的敘述性文字追念夭亡的愛子,寫的不僅是一位父親,更是天下父母的共同牽掛。香港幾年前票選最喜歡的詩,孟郊〈遊子吟〉獲最高票,鄭愁予表示,文學作品將孝道宇宙化,從傳統儒家思想狹窄的「孝」的立德裡提昇到不朽的境界,即是「仁」的展現,故《孝經》讀後未必能起身行孝,而〈國峻不回來吃飯〉確實有感發人的力量。

 

 

由於新竹中學感性教育的陶冶,這樣的感性伴隨著鄭愁予和他的詩,使他一直以來秉持著正義,替受委屈、條件不好(disadvantageous)的人說話,也因此他特別推崇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寫了長詩〈革命的衣缽〉紀念國父,「那是熱血滋生一切的年代/青年的心常為一句口號/一個主張而開花/在那個年代 青年們的手用作/辦報 擲炸彈 投絕命書」,展現鄭愁予強烈的使命感。寫此詩時,感於其高尚的人格而一再嘆息復流淚。陳義芝笑言,十幾歲的青少年時期因此詩的鼓舞,真有想捲起袖子、頭綁布條「革命」去的衝動。

 

 

這樣的感性是抒情的,他說明,抒情詩有情懷、情思、情趣層次,〈革命的衣缽〉抒的是情懷,但非個人小我的情懷,而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而寫。而詩若有趣無思,缺乏高層次的內涵,有思無趣則不能動人,鄭愁予建議年輕寫作者,可從情趣入手,藉由創造性的趣味表達情思。

 

 

5最美的字

 

最後,鄭愁予將情歸結於「青」:「情從「青」來的,是漢字中最美的一個字」。由青構成的字無一不美好,無一不抒情,正如「青,其實是距離的色彩/是草,在對岸的色彩/是山脈在關外的色彩/一點點方言的距離,聽著,就因此而有些/鄉愁了」(〈青空〉),有青在心,天地萬物皆有情。身為一名抒情詩人,鄭愁予未曾失去他的感性,未曾忘記孕育他的土壤,新竹風掀動的每一頁。

 

:題目借自鄭愁予詩作〈紀念簿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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