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5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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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青春躍動,也曾經培養出不少作家的學校裡,寒流後日光剛剛露出一點暖意,綠制服女孩們在廊下三兩成群。在國文教育每每成為箭靶的今日,北女中的國文教師卻有計畫地,透過邀請作家本人到校,讓學生們更近距離地體沐文學的光采;這次則是和聯合報副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合作,期望能藉著作家本人生命經驗、創作歷程之傳遞,開啟學生對台灣本土文學的閱讀興趣,並從閱讀中培養人文的精神,不受執的心靈。

 

 

 

 

應該讓學生多讀文言文

 

 

而擁有跨越時代魅力的黃春明,則是讓教師和學生都同感雀躍的講者。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寫作至今,從四年級到七年級都可能是他的「粉絲」;近年來投身兒童戲劇、歌仔戲改良、宜蘭博物等事業,還可能讓「粉絲」群擴散到老人和兒童裡。黃春明雖然年已六十餘,頭髮有些花白,私下談起文化與國是,臉上仍有不馴的線條;他向接待的國文老師們簡單表達對教育的想法:「我們用的是漢文,文化也從那邊發源過來,和本地融合,要怎麼『去中國化』?應該讓學生多讀文言文,那是最緊密、最精緻的文字。」

 

 

 

 

入講場,劇場式階梯教室坐滿了學生,一片濃綠。氣韻爽朗的校長介紹講者時,不忘提醒:「希望作家們常常到北女來,我們的孩子是非常值得開發的。」主持人陳義芝也提到,黃春明的小說能夠禁得起時間淘洗,一代一代成為必讀的文學書單,乃是因為具備了濃厚的本土情感和親切的民族色彩。

 

 

 

 

如何引發閱讀和創作的契機,往往和童年經驗有關。成長背景不同,契機的出現也不一樣。都市化的擴張,讓現在的孩子在都市或在都市的影響下長大,所能體會到的生活和父母那一代是很不相同的。

 

 

 

 

被罰站在後院地上的圈

 

 

談及童年,黃春明說有一幕他是忘不了的。「我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爸爸新娶了太太,要我叫媽,我心想我本來就有一個媽媽呀,就使著性子不肯,結果我爸就在後院地上畫一個圈,叫我站在裡面,直到願意叫媽媽為止。」

 

 

 

 

回憶起在宜蘭羅東度過的悲欣交集的童年,彷彿還歷歷在目:「我站了四五小時,天都黑了,蚊子在小腿旁邊叮呀繞呀,肚子也餓了,幾乎就要屈服的時候,突然,看到院子關上的木門縫隙裡,隔壁的一個媽媽正看著我。」黃春明媽媽的小名叫做「阿猜」,這位鄰居婦人就相當憐惜地感嘆:「這不是阿猜的兒子嗎?怎麼這麼可憐?」也許是念及往日之情,一面流下眼淚,一面不忘轉頭教訓跟在旁邊的兒子:「看到沒?如果乖的話--」

 

 

 

 

黃春明說,這位鄰居媽媽的話對他無疑是一種安慰,一想到有人疼惜著自己,腰桿立刻挺直了,又站了好一些時候,直到奶奶出來勸慰為止。

 

 

 

 

透過沈從文和契訶夫的筆,看到文學家的悲之心

 

 

這幾年來本省外省的問題吵個不休,「我小時候和外省同學相處得很不錯,而且他們國語說得好,說話、作文都比較流暢,毛筆字也比我好。我買了品質不大好的毛筆來寫,開岔了就在嘴裡舔一舔,收攏筆鋒,繼續寫,搞得舌頭嘴唇烏黑的,比現在的化妝還要時髦呢。」念初中時,黃春明班上的國語課王賢春老師也是外省人。「我還記得她的樣子,就是穿得像統一那個飲料『飲冰室茶集』的廣告一樣。」學生大笑。「你們是不是只認得『飲冰室茶集』?知道《飲冰室文集》是誰寫的嗎?」全場學生一致回答:「梁啟超酖酖」黃春明很滿意地說,現在的孩子還記得梁啟超,這是好的。「王老師穿著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做得寬寬的,那個時代的女人不會隨便暴露自己身體的輪廓。然後白色的襪子,自己納的傳統布鞋,很優雅。」有一次王老師出了個作文題目,曰「秋天的農家」,黃春明想這是自己熟悉的東西,不先寫風景什麼的,而是從聽到打機的聲音開始寫。發下作文簿,老師以為黃春明是抄的,顯然是好得有點超齡了。

 

 

 

 

「老師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再出一個作文題給我寫。」

 

 

 

 

「那你就寫『我的母親』好了。」

 

 

 

 

「可是酖酖」黃春明有些猶豫了:「可是我媽媽已經去世了。」

 

 

 

 

王老師彷彿覺得自己不小心觸到他人的傷處,語氣更和婉了:「什麼時候去世的呢?」「八歲的時候。」「那還記得跟媽媽有關的事情嗎?」黃春明想了想,很誠實地說:「有一點模糊了。」「那沒有關係的,總是還記得一些,你就寫你記得的就好了。」

 

 

 

 

後來,王老師私下發還作文簿,眼眶還紅紅的,哭過似的:「寫得很好,很有感情。」還送了他兩本短篇小說集,一本是沈從文,一本是契訶夫的。黃春明開玩笑說:「受到這些珍貴禮物的影響,所以到現在我都沒有寫過長篇小說。」

 

 

 

 

王老師可以說是黃春明的文學啟蒙者。這兩本小說集中收錄了許多觸動人心的東西:「透過沈從文和契訶夫的筆,我看到了文學家的悲之心,看到了人性的可貴、環境的險惡,也促使我去思考社會的不公。」

 

 

 

 

生性情感豐沛,小時候常躲在棉被裡哭

 

 

好比契訶夫寫過一篇〈小褓母〉,說一個才十二歲的小褓母,因為工作超時,總是無法得到睡眠與休息,後來終於在極度的疲勞與恍惚中,扼死了那個吵鬧不休的嬰兒,小褓母並不感覺到自己做錯事,只是在倏然的寂靜中,欣慰地想著自己終於可以好好睡上一覺了。另外還有一篇為人傳誦的〈萬卡〉,講一個九歲小男孩萬卡被送到鞋匠那裡幫,時常被打、被奚落,生活太苦了,便寫信給自己的爺爺,希望爺爺來領他回去,保證為爺爺做一切事情,信裡說:「親愛的爺爺,我再也熬不下去,簡直只有死路一條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沒有皮靴,我怕冷。」萬卡寫好信,不知道地址,甚至連爺爺全名也不知道,只在上頭寫「寄交鄉下祖父收」,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丟進郵筒,以為這樣爺爺就會收到,來領他脫離苦海。

 

 

 

 

這兩故事都沒有講出真正的結局。可是因為作家鋪陳的成功,以及當中顯露出來的不同階層的生活差異、孩子如何天真卻受到折磨,讀者彷彿身臨其境,那景象和命運,已經在讀者心中自行蔓延開來。黃春明認為,好的小說是會留下空間,使人忍不住去設想沒寫出來的部分。「契訶夫這兩篇小說,無論我們想像力再怎麼豐富,想出八百種結局來,不會有任何一種是好的。但是,在想像的過程中,同時我們也開始反省,這種悲慘是怎樣造成的?在反省中,社會意識就慢慢萌芽了。」

 

 

 

 

由於童年失去母親,加上生性情感豐沛,黃春明時常躲在棉被裡哭,被嘲笑說像個女孩子似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哪裡來那麼多傷感,只是覺得自己很可憐。」等到讀了越來越多的好小說,反省增加了,社會意識逐漸清晰,黃春明的自情緒就逐漸減少了:「我想,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殘酷的事情,還有這麼多憑著自己的全部力量仍然不能扭轉的悲劇,那我的事情實在是算不上什麼的。」閱讀小說促進思考,也促使黃春明願意為人們做更多事情;而寫小說可以喚醒人,現在他投入地方事務,透過戲劇的傳遞、風土的發掘,帶來樂趣之外,同樣也為了再喚醒部份人。

 

 

 

 

看小說被感動,表示有一股善的力量在心中產生了

 

 

「或許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優秀的創作者,但是每個人都可能是優秀的閱讀者。」談起文藝欣賞,黃春明認為台灣的欣賞教育一向做得不好。在他的記憶裡,音樂課嘛,就是打開鋼琴,彈一個和弦,學生都站起來,再一個和弦,學生彎腰說老師好,然後就「啊啊啊」地做起發聲練習來了;美術課呢,天氣晴朗就出去寫生,下雨了就在桌上放香蕉蘋果讓大家畫靜物,老師則到外頭去抽個和聯考直接相關的科目就不用說了。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這首曲子誕生的時代背景,不知道這幅畫呈現了怎樣的心理糾結,沒有歷史的輔助,只是僵化的執行,文化教育是不會深刻的。

 

 

 

 

文學的教育也是一樣的,徒然在政治議題上打轉,沒有什麼意義,不如讓學生多讀經典,文史兼下,啟發學生興趣,讓年輕人自動地去找更多好作品來讀。「美學的欣賞應該回到國民自身。你看了小說被感動,表示有一股善的力量在你心中產生了。」黃春明說,認識善和認識惡,在小說閱讀中往往是同時來到的,而這是推動成長的力量之:「思索和領悟就像蛇蛻皮,非常累,又帶著一份喜悅,我希望大家都能從人生和閱讀中體會這份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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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邊一朵雲」,肯定會讓許多觀眾不安,因為蔡明亮在電影中呈現的「性」,直接觸及社會集體意識中對性的恐懼;許多人對人們偷偷摸摸私下看片並不以為恥,但若共聚一室看電影中並不色情的裸體及性交場面時卻大為恐慌,「天邊一朵雲」當然挑釁了保守觀眾的性倫理,但蔡明亮的電影一直如此,性的壓抑、性別的箝制、人倫的禁忌,都不曾阻止過他的越界。

 

 

    幾年前就聽蔡明亮說想拍歌舞片,而且打算在馬來西亞找印度演員來演,這個拍片計畫後來沒成,因種種資金與政治考量的問題。

 

 

但蔡明亮是死心的人,他總會找到創作的解決之道,他還是用電影輔導金拍了他說要拍的歌舞片。但是,對於看過「天邊一朵雲」的觀眾而言,這部電影當然不是歌舞片(雖然電影中有歌舞片的場面),而這部電影中雖然有讓人瞠目結舌的片場面,但「天邊一朵雲」也絕對不是片。

 

 

    「天邊一朵雲」是蔡明亮第八部電影,我認為這部電影呈現了蔡明亮電影美學最準確的形式。

 

 

    蔡明亮電影中的對白一向很少,他選擇用動作、眼神、場面調度發聲,而非演員說話。但這種敘事結構要冒大風險,如果演員的表現能量不夠集中或影像畫面的張力不夠強勁,電影很容易就掉。但〈天邊一朵雲〉卻是蔡明亮作品中形式最緊湊、結構最有力的一部。然而,這部電影的對白卻少到幾乎不到十句話。

 

 

    觀看「天邊一朵雲」,是奇特的電影經驗。你會感覺到導演的攝影機觀點特別的冷靜與客觀,蔡明亮過去的電影作品,一直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與投入感(有時還帶著耽溺),但在「天邊一朵雲」中,蔡明亮卻讓鏡頭語言有手術刀的效果,冷靜地割開電影畫面,觀眾如果有足夠的注意力及思考力,就會感受到蔡明亮安排的影像是有穿透力的;讓我們彷彿看到畫面的肌理與血肉。

 

 

    形成「天邊一朵雲」有這種解剖效果的,是因為蔡明亮選擇了十分特殊的表達形式。如果做個比喻,寫「鋼琴教師」的作家葉特利克,用兩手彈奏鋼琴黑白鍵正反音的不和諧節奏來創造她獨特的混聲質疑,那麼,我似乎也看到了蔡明亮找到了一種正反的拍攝方式,來挑戰古典的電影敘事語言。

 

 

    在這部電影的兩大敘述結構中;蔡明亮顛覆了兩種電影類型。

 

 

    第一,蔡明亮顛覆了片。蔡明亮用極其疏離的鏡頭處理應該是「色情」的場面,但蔡明亮的企圖是拍的有色無情。我們雖然看到李康生飾演的A片男演員和不同的片女優有許多性交(記住,是性交而非做愛)的場面,但兩個人表演都是機械化的。李康生的神情尤其淡漠,而攝影機的鏡頭一直保持安全注視距離的抽離,蔡明亮也不斷拍攝正在拍片的電影工作人員,讓觀眾可能產生的意淫幻覺隨時被干擾與打斷。蔡明亮在此用了高達的電影語言。

 

 

    蔡明亮藉著模擬片的部份形式來解離片的整體形式。期待看到片場面的觀眾,會發現「天邊一朵雲」不僅質疑還破壞了觀眾對片慣性的觀影經驗,片和觀眾建立的共謀關係,被蔡明亮用疏離的電影語言解構了,「天邊一朵雲」成了反片。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如果夠敏感,從此在看A片時,都可能想起片拍攝的虛假敘事方式。

 

 

    蔡明亮一直提醒觀眾這群片拍攝者的荒謬、造假、可笑,係李康生做為A片男演員卻無法起,而女優造假的「淫聲浪語」只會讓他更無能。女優在用寶特瓶自慰時卻發現瓶蓋不見了;現場拍攝人員荒唐地滿場找蓋子。用西瓜當性道具後,卻因天旱缺水,讓片男女演員無法洗澡而螞蟻上身癢。

 

 

    蔡明亮的陰謀是,如果有人以為「天邊一朵雲」因有性交場面,就以為可以得到看片該有的快感,這種人買票進戲院後,就被蔡明亮修理到了。蔡明亮用成熟反諷的電影語言,捉弄了習慣於性交場面等同色情的觀眾。

 

 

    但我們也別以為蔡明亮只想修理片慣性觀影者;蔡明亮也同時在質疑及整個社會對電影中出現性交場面的既定意識型態,蔡明亮挑戰公權力、媒體及大眾「性道德」的認知。

 

 

    什麼「三點不露」、什麼「不可露毛」,所有的明文電檢制度,都防止不了把性交拍的色情,蔡明亮卻既露毛又露點地來界定何謂藝術何謂色情。

 

 

    「天邊一朵雲」,肯定會讓許多觀眾不安,因為蔡明亮在電影中呈現的「性」,直接觸及社會集體意識中對性的恐懼;許多人對人們偷偷摸摸私下看片並不以為恥,但若共聚一室看電影中並不色情的裸體及性交場面時卻大為恐慌,「天邊一朵雲」當然挑釁了保守觀眾的性倫理,但蔡明亮的電影一直如此,性的壓抑、性別的箝制、人倫的禁忌,都不曾阻止過他的越界。

 

 

    蔡明亮過去對社會丟的意識炸彈,由於不少和同志議題相關,許多觀眾及主流媒體還可以以「不關己事」的方式漠然處理(也許是那種雖不贊成但也懶得反對的態度),但在「天邊一朵雲」中,蔡明亮在女的主流性別建制中放進了赤裸裸的性,蔡明亮的炸彈才真正爆發,蔡明亮找到了攻擊主流意識型態的著力點──那就是社會並不怕情慾橫流,社會怕看到性行為的本身公開放映,兩具身體赤裸而不見美感的交媾,是對社會倫理的挑戰,但如果拍的很唯美浪漫,卻反而會吸引電影觀眾進場,而且不違反風俗教化。

 

 

    蔡明亮這回越界成功,挾著柏林影展的兩項大獎,他獲得了一刀不剪的勝利,但蔡明亮是不可能贏得所有同意的。像「天邊一朵雲」這樣的電影,一定會引起不斷的爭議,但如果爭議八卦,則反而顯示我們社會根本沒有成熟到足以思考「天邊一朵雲」的意義是什麼。

 

 

    從蔡明亮作品軌跡來看,「天邊一朵雲」是蔡明亮最具反省力及客觀性自剖的電影。蔡明亮過去的影片主題都和青春的壓抑有關,掙脫性別及倫理的限制一直和父權情結糾葛不斷。在「天邊一朵雲」中,蔡明亮突然有了成年人的焦慮,他關心的主題不再是性的壓抑,而是性的虛無所造成的人生難題。

 

 

    電影中李康生是片工作者,但遇到他有愛意的陳湘淇時卻無法與之「正常」性交,李康生的問題不是性的壓抑,而是愛造成的性無能。因為李康生的性已經被片行為模式制約了,他無法將性行為與愛行為聯結。

 

 

    李康生的處境,蔡明亮將之擴展至時代性的引申,蔡明亮用電影中出現的歌舞片段落,不管是「天邊一朵雲」或「靜心等」…等等懷舊的老歌,來代表從前時代的情慾壓抑,那場在蔣中正雕像前拍攝的歌舞場面真是經典,充分表現了蔡明亮暗喻的威權時代對領袖的激情是社會集體性壓抑的投射。

 

 

    蔡明亮把歌舞片段落拍得很性感、妖異(CAMP),從小在馬來西亞看香港邵氏及印度寶來歌舞片長大的蔡明亮,雖然明白歌舞片是轉移性壓抑的社會機制,卻並不譴責這種形式,歌舞片是蔡明亮對童年的鄉愁。當李康生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出現的一朵雲圖形時,我們找到了蔡明亮的隱喻,「天邊一朵雲」是什麼?是當性不可捉摸、隱藏壓抑時最美,最接近電影中李康生和陳湘琪唱的「我倆愛的開始」。

 

 

    蔡明亮老了。他開始關心性愛分離、食色相斥的道理,電影中李康生、陳湘琪大嚼螃蟹的皮影戲處理得很傳神,暗影具有雙關意涵,就跟這部電影的主題相連,即表面的性根本無意義,隱藏的性才是重點。

 

 

    蔡明亮運用反片,加上非典型的歌舞片,營造出獨特的雙形式敘事結構來定義色與情,但蔡明亮雖然對歌舞片有懷舊情感,卻不會因此而喪失他的批判性與虛無感蔡明亮仍然不忘把歌舞片場面拍的充滿諷諭:譬如加入性別到錯、洗馬桶等絕不傳統的歌舞片場面。電影結局李康生和陳湘琪的口交,也具有雙重的喻。一是指涉荒蕪乾旱的時代(別忘了電影的背景是台灣最缺水的日子,而在中國八字中水主情,無水則無情),李康生的色聯結情的方式惟有用顛覆的口交性姿勢來完成。但同時,蔡明亮還隱藏了革命性的同志政治宣言,他讓一向被異性戀主流社會當成同志隱喻的口交,用女佔據大大的電影畫面向電影觀眾示威。

 

 

    性,既是天邊一朵雲,又是身邊一塊肉,蔡明亮解構了片、解碼了歌舞片,在人類對性的渴望和恐懼之間,蔡明亮冷酷地嘲弄但哀傷地宣示了色空情虛的現代愛情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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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有人談論國際化?

 

 

中國通過了「反分裂法」,表面上,進一步壓縮了台灣的活動時空,但其實,是箝制不了人們的時間與空間想像的──除非我們妄自菲薄、自我設限。在長期的政治競逐,所帶來的精力和智力耗損之下,台灣人逐漸失去宏觀的環球視野、文化氣度。作家、評論家龍應台,特別針對此一現象,撰寫此篇長文,不只探索整體背後的社會原因,也做了精闢的分析和建言,值得讀者再三思索「台灣」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因應的方向。

 

 

──編者

☆雅典在非洲嗎?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雜碎」的國際報導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大半是國際的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國卻落後很遠。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的音樂。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導。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知識空白區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在二○○四年來了一百零三萬人次觀光客。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觀光客卻超過兩千一百萬人次,是台灣的二十倍。觀光產業全球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灣的觀光收入只總收入的,對不起,百分之一點三。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罕來台灣。假設布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假設台灣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假設台灣民間團體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成員──醫學衛生的、文學藝術的、企業產業的、環保人權的、兒童福利的、婦女運動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組織年會此起彼落、經年絕地在台北發生,那麼我們處理文書的基層公務員、作義工接待的大學生、商店售貨員、採訪記者和社會各個階層,也就會逐漸熟悉這些國際組織運作的方式和全球關注的議題。但是這些會議,也不會來。

 

 

正常的國家裡一定會有的正常的國際交往,以及因為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識積累,在台灣,有一片空白。

 

 

 

台灣與二十五國家有邦交──常常變動,所以下筆時說不定數據已經不正確。十二國家在拉丁美洲,七個在非洲,五個在大洋洲,一個嵌在歐洲。二十五國家中,只有八個國家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里。大多數的國家,被聯合國列為最貧困國家。小而貧困,並不代表不值得我們認識,而且既是邦交國,我們被允許去深交,但是,這些國家:伯利茲、多明尼加、甘比亞、查得、馬紹爾群島、基里巴斯多少人認識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體緊緊跟隨,但是這些鏡頭對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臉,而領導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對著鏡頭談的還是台灣國內的事。多少人聽說過瓜地馬拉市曾經是一個藝文薈萃、思潮發達的文化重鎮?多少人知道中美洲這些窮國有著強大的藝術原創力,有著驚心動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們的龐大記者團、攝影隊,對這些國家既沒有認識,也沒有興趣。小而窮的邦交國,只是台灣玩弄內部遊戲的政治道具。

 

 

台灣有多少大學生瞭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而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一五計畫──走在街上的人們,有幾成的人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在無限聒噪的扣應媒體中,在老師講課的教室裡,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會的咖啡館裡,在大學和中學的校園裡、在青少年的網路聊天室裡──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畫、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的劇烈矛盾、歐盟整合的障礙這些議題在台灣的生活環境裡,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無法忘記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亞海嘯剛發生,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浮腫變形的屍體、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年的除夕,雖然倒數、香檳、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全世界都在哀悼,因為那沙灘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緊密牽手、同舟共濟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為了悼念死難者,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

 

 

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從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長在亮的舞台上說話,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一片舉國歡躍。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快樂的、幸福的表情,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灣人與國際嚴重脫節的,可能仍是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除了必須「往外衝刺」的企業之外,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基金會、社運團體、環保團體、各級學校、教育改革團體、政府技術官僚、媒體記者、研究機構、老師、作家、藝術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國家,或者說,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應該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

 

 

 

以香港為例。二○○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世貿會議在這裡開,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從首長到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認識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著世貿會議,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平常關心的人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

 

 

 

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漣漪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而且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份子。

 

 

 

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的撞擊,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陶冶,也就是說,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同調,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份子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全球公民意識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聞主題之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得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畫的檢驗。緊接著中學生會看到這樣一個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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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暢銷作家,雖然不像歐美作家有的可以一本書賣到三億本以上,如席尼.薛爾頓(Sidney Sheldon)的「遊戲高手」等,但,日本國內也不乏一本書可以賣到好幾百萬冊的作家,而且,日本作家持續創作力都很驚人,有好幾位在日本國內的總銷售量也都是數千萬冊,如川次郎、西村京郎、藤澤周平、村上春樹、宮部美幸、五木寬之、田邊聖子等,如果連海外譯本銷售量都算在內,則也有希望破億冊大關的,如村上春樹。其他也有些單本暢銷的作家如「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片山恭一,也有最近叫座又較好的作家如石田衣良小川洋子、江國香織等人,他們所以暢銷的密何在?

 

    第一暢銷帝王是川次郎,他自己吐訴維持暢銷的三個祕訣是(1)自己要寫得快活,那樣讀者看了才會快活,如果自己寫得很勉強、辛酸,讀者讀了也不會好受;(2)隨時維持吸收狀態;川次郎每天一定要寫八○○○字以上才會休息,給自己的工作標準相當嚴格,這點其實村上春樹也是一樣的,村上春樹每天不寫小說時也都要翻譯、寫散文等好幾個小時;村上靠旅行、大量閱讀等來吸收,川次郎則是除了埋首寫作之外,便是搭車去觀劇、看電影,以前是新劇為多,最近古典藝能也成了最愛,但是川次郎表示,不是功利地想要馬上把吸收的精髓施展在作品上,只是潛移默化的功效驚人,戲劇、電影是他的養分來源;(3)他的小說人物不會多著來作細部描述的,極端地說「美女」出現,從頭到尾就只有「美女」,沒有任何形容詞,而讓讀者自己去膨脹自己的想像;這是他的筆法,無法接受他的筆法的人就不看他的小說,但是如果習於這樣筆法的讀者便會著迷而一本又一本買來看,不論現在是第五百本或是第六百本呢!

 

 

日本的小說家大抵都覺得勤勉是很重要的,偶爾只有一本暢銷,是很簡單的事,因為有許多小說家有一兩本竄紅、暢銷之後,就不知去處的,最重要的是持續地寫;就像「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作者片山恭一,今年已經四十六歲,在一九八六年得到新人獎之後,都一直持續寫,過去所有的書都只銷售三萬本到十一萬本而已,但是終於讓他等到一本超過○○萬本的作品,當然,這本書因為小學館編輯石川和男的改書名提案,以及找明星柴開紅(台譯柴崎幸)來推薦等操作,才讓它像是怪物般地大暢銷起來。

 

這本書原本是在二○○一年四月出版的,片山自訂的書名是「戀愛的蘇格拉底」,編輯改而從「新世紀福音戰士」最後一集的台詞來命名,才讓作品的方向性更為明確,但剛出版時連書評也都不大明顯,其後才慢慢以「純愛」的主題漸獲矚目,最大的關鍵還是二○○二年四月柴開紅的推薦,小學館加印書腰寫柴開紅說「我邊哭著,一口氣讀完;我今後也想談這樣的戀愛」,開始時效果也不大,而是到了二○○三年柴開紅主演「GOOD LUCK」而人氣倍增,這本書也跟著水漲船高,以十幾、二十幾歲的女孩為主而開始爆發性地大暢銷,其後又宣佈要改拍為電影、電視劇,宣佈要改拍時銷售六○萬部,但是電影上映時便超過○○萬本,已經不知道是誰搭了誰的便車。

 

 

    ●

 

    日本近年跟電影連動而成功的小說非常多,像是渡邊淳一的「失樂園」暢銷近百萬本,而江國香織、辻仁成的「熱情與冷靜之間」、宮部美幸的「模仿犯」等也都因為電影等熱潮,而讓小說得以銷售超過二○○萬本,最近正在上演的黑木曈的「東京鐵塔」(江國香織著)是否能造成這樣的效果則還是未知數;此外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連載當時就很轟動,但是能狂銷五、六百萬冊,也跟此小說五度被改拍成電視劇、電影有關。

 

  當初片山的書用原來的命名的話,可能還只有賣三萬本就告終結了,不過片山恭本人覺得「暢銷書本身並沒有實體,所以並不大在意銷售冊數的意義,不過十年、二十年的話則不知道,是會讓人細水長流地讀下去呢?還是會遭人忘卻,在現在的時點是無法知道的」,至於為何會暢銷,片山自己表示自己其實並不知道,或許是「這雖然是寫情人死亡的悲哀的故事,但是作品的底流卻是對生的肯定,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訊息而暢銷的話就好了」。

 

 暢銷書暢銷的原因,或許是操作得法,或許是因為故事情節感人而口耳相傳的結果,或許是作者的知名度,如電視名節目主持人、偶像明星等,像是黑柳徹子的自傳性回憶錄「窗邊的小豆」暢銷了七、八百萬多本,至今是日本史上最高紀錄的暢銷書,或是石原慎郎寫弟弟石原裕次郎的「弟」,抑或唐澤壽明寫的「兩個人」也賣了一四三萬本等,都是屬於藝人書暢銷的領域;雖然黑柳寫的是自由主義教育學風的回憶,石原慎郎本身是川獎作家等因素也無法忽視,但是基本上還是因為是知名藝人相關作品。

 

暢銷書跟影視或是宣傳等都沒關係,而以純文學能引起各界狂讀的還是村上春樹的作品,「挪威的森林」上下兩冊,至今連文庫版共銷售了八○○萬冊,也是創純文學作品紀錄的;當然村上特殊的文體、對時代敏銳的預言性等讓讀者只要是「村上春樹」作品,就不能不買,所以「海邊的卡夫卡」雖然是村上集大成的一部作品,不過評論贊否二分,也有書評家認為如果這本書的作者不是「村上春樹」的話,或許只能賣六萬本,而不是上市三個月便賣六○萬本呢!村上本身上電視等媒體的不宣傳作風本身就是最佳宣傳,村上在序言尾寫著「於倫敦」、「於希臘」等,更能掀起讀者的幻想。

 

 

    ●

 

    大部分真正以寫作自負的作家,對於作品狂銷都不見得那麼在意,日本的暢銷書反而在一般大報的書評欄是會遭到故意忽視的;渡邊淳一對於暢銷書的看法是「超過百萬本的暢銷書,不過是虛構交織的結果,並非拚命寫出來的,不過背後還是要有作者本身的實感與素質才行,我自己是不會嫉妒暢銷作家的」,渡邊能說出如此有餘的話,其實也是因為自己也算是長年都還在暢銷作家之林吧

 

日本另一位暢銷皇帝是鐵道旅遊推理的西村京郎,暢銷皇后現在是宮部美幸;現在日本寫鐵道推理的作家雖然很多,但是這條路線其實西村京郎是拓荒者,一九七八年寫「寢台特急殺人事件」,算是西村鐵道推理站開出的第一班推理列車,他的作品的魅力是從來不會只是單純的地運用換車的詭計,來當障眼法或是不在場證明等,而是會應用非常豐富有關鐵道的各種知識,而圈套居然是在很意外的地方,鐵道的魅力因此更得到強調,而鐵道的魅力也變成西村作品的魅力;在西村京郎之前,即使如寢台特急列車,在推理小說中也曾經幾度登場,但是像是九五八年松本清張的「點與線」中握有事件很大關鍵的是東京發車的寢台特急「朝風」,有一個著名的在東京車站月台四分鐘的目擊場景,而推理的線索是「朝風」的餐車收據,其後寢台列車也繼續在日本各地奔馳,但是是西村讓它成為最重要的舞台的,其後相繼登場的是在日本各地方跑而相當有多樣性、地方特性的各色特急,特急是當時國鐵民營化後改善登場的新玩意,不僅是作為運輸工具,而且也是讓旅客可以在車上度過舒適美好時光為目的的列車,西村作品便相繼讓各種新型特急登場,西村是比任何人都更關心新的事物,更迅速地在小說裡反映時代的變化的,所以讀者會很好奇「下次可以在紙上(西村小說)搭到什麼樣最新式的列車呢?」,特急之後是新幹線,其後是令人起思古幽情的地方線列車,然後是蒸汽火車頭的懷古列車,然後是車站等等。

 

    雖然鐵道推理是西村的主線,但是如果西村老是只寫鐵道,自己的世界也會愈來愈窄,所以他並沒有放棄其他的社會派路推理或是本格推理、青春推理、海洋推理、綁架推理等各種路線;不過要寫鐵道,也要自己真的喜歡才寫得好,西村是自己在年輕時沒事就去東京車站、上野車站胡亂搭,手裡根本沒有時刻表,有車來就上,看能搭到哪裡就搭到哪裡,當然當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當鐵道推理作家,不過確實是這樣的青春期的記憶而促成了往後的暢銷的。

 

 

 

    宮部美幸的社會推理跟其他的推理小說很大的不同,是她的觀點很「低」,是從生活在社會底邊的人的視線來眺望世界,這是別人所難以模仿的,這或許跟宮部自己是住在東京下(老街)有關係吧,成名之後,她也未曾搬離原來生長的環境;一般小說家與登場人物的距離非常遠,但是宮部則兩者的距離非常近,小說中的人物都像是庶民生活裡隨時出現在自己周邊的人物,這也是宮部被稱為國民作家的原因吧!雖說如此,宮部當然還是維持從神的觀點來俯視事件全景,精闢細膩地分析,不過文字是最為接近人的肌膚溫度的文字;宮部是每一部小說都經過相當的資料蒐集、採訪才動手的,不過這也是日本作家的基本特性,因為作家不會容許自己的作品裡出現不合實際、不合理的情節的。

 

   另外一位已經過世的藤澤周平,也就是電影「黃昏清兵衛」、電視劇「蟬時雨」的原作者,他寫日本人淡淡的悲歡模樣,生前作品以下層武士等社會低層的人為主角,寫了無數的歷史小說,共暢銷了二三○○萬冊,是日本辛酸的上班族最能共鳴的作品,而他的價值是又到了最近幾年才又重新被發覺。他也是隨時警惕自己、不斷要維持最「低」視線的作者,成名之後,也都是粗茶淡飯,一本初衷地寫,這與其說是藤澤維持暢銷的密,其實也是他的人生哲學的展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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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書像樂透,至少有一部分像樂透。暢銷書的現象看來熱鬧,這部分最像樂透。從一個角度看,多少真正大暢銷的書,怎麼看都像「純屬意外」。

 

    常常,我們以為中樂透彩,靠的都是運氣。其實,如果樂透純靠運氣,不會有那麼多人迷樂透,不會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每期每期貢獻自己的血汗錢去買樂透。

 

 

我的意思不是說樂透彩不公平、不透明還是有暗盤(當然我也不敢保證一定沒有),而是就算最公平、完全照機率給獎的樂透,在買彩券人的心中,還是都會想方設法,找出一些道理,找出一些可以讓自己比別人更有機會得獎的門路。

 

    有人精心算過去得獎開出來的號碼。有人以圖解顯示各式各樣的號碼組合模式。有人不辭辛勞選彩券行來買──一種人特別選剛剛開出過頭獎的店,偏偏有另外一種人特別選從來沒開出過頭獎的店。有人選買獎券的時間──一種人選最多人排隊的時候,偏偏有另外一種人特別選生意最冷清的時候。有人講究分散原則,有人相信一次在一家店買足,中獎機率最高。

 

    問這些買彩券的人,他們都能說出一番道理來,換句話說,他們都不完全相信中獎只靠機率。不過,能被你問到的人,都沒有中過頭獎,他們的道理沒有真正驗證過。

 

  當然,如果樂透彩的道理能被破,樂透也不必賣了。還有,如果樂透真的是全靠苦辛勤,那麼,大家也就在工作崗位上苦辛勤就好了,不必去買樂透,也沒興趣去買樂透了。

 

  

 

    暢銷書像樂透,至少有一部分像樂透。暢銷書的現象看來熱鬧,這部分最像樂透。從一個角度看,多少真正大暢銷的書,怎麼看都像「純屬意外」。可是換一個角度看,拿一本本暢銷書來分析,好像又都有它們暢銷的理由,訪問作者、出版社,也都能講出一套道理來。可是同樣的作者、同樣的出版社,用同樣一套道理,卻十之八九,複製不出暢銷書來。

 

 在台灣,暢銷書還有一點像樂透的地方,那就是保持了本來應該窮困潦倒的人,繼續掙扎活下去的希望與勇氣。

 

  還需要複述那些數字嗎?台灣的出版社每年出版兩萬多種書,可是台灣居民平均一年買不到幾本書,所以,絕大部分的新書,根本賣不到千本。這是多麼悲慘的產業狀況,簡直就是薄薄兩分旱地,卻要養活大家子老老小小上百人口,一樣困難。不過,如果真是吃不飽飯的農家,應該要有的自然發展,一定是有人要搬出去另謀出路。管你去工廠做工、落草當響馬,還是想辦法鑽營當官,就是不能繼續賴在老家。然而,好些年下來,台灣的出版社還是那麼多,出書量還是那麼大,這怎麼回事?

 

  一個原因是,出版在台灣,仍然帶著高度的理想色彩,也沒有真正專業化。高度理想色彩,吸引了許多人,不為商業目的投身其間。沒有專業化,使得技術與資本的門檻都很低,於是有些人遇到事業上的挫折,想:「沒辦法,那就去開計程車吧!」另外有一些人走投無路時,就想:「沒辦法,那就去開出版社吧!」

 

開出版社,和開計程車一樣容易上手。可是開出版社比開計程車多了一點享受──可以理直氣壯地想像,說不定會出到一本暢銷書呢!

 

你很容易說服一個計程車司機,要他別夢想靠開車,可以年收五百萬。你卻很難,幾乎不可能,說服一個出版社老闆,說他今年絕對賺不到五百萬。他一定會問你:「如果我出到一本暢銷書呢?」

 

    如果,我比別人先簽到「達文西密碼」,我就發了。如果我比別人先想到找大寫「美容女王」,我就發了。他會這樣語帶遺憾地告訴你。他還會轉而語帶興奮地跟你咬耳朵:「我手上有一本日本的情色小說,一定會賣贏村上春樹,說不定還能超越『達文西密碼』!」「我有管道,談好了張惠妹出『節稅女王』,一定大賣!」你相信嗎?然而,你怎麼告訴他你的不相信呢?

 

 出暢銷書,個個沒把握,人人有希望。沒把握,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希望。因為有希望,所以可以一本一本發到市場上去試。這本賣倒了,還可以再試下一本。

 

  

 

    「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本來是天經地義,但碰到了台灣的出版業,好像就不合用了。不必探入人家的業務機密,隨便都算得出來,出版這一行,有不少賠錢生意。賠錢生意有人做,因為做的人不覺得自己在賠錢,就像一般人買樂透時,不會將那一張五十塊當作是賠錢的投資。台灣市場上有好多,多得數不清的書,實際的性質,實際的作用,等同於是一張張等待對開獎號碼的彩券,看看能不能擊中的,成為暢銷書。抱持著終能出到暢銷書的不死之夢,許多出版人就有了驚人的韌性,想方設法挪來各種資源,無論如何也要撐著,反正台灣書籍發行慣例,可以用新書抵舊帳,賣不掉的退回來,再換新的去,就算帳面上沒什麼收入,還是可以維持好一陣子。這就好像抱著中樂透不死之夢的人,寧可勒緊褲帶餓肚子,也要買彩券,不,就算去跟人家或借或騙,也得找出錢來買彩券。

 

 

    彩券總有人中,暢銷書也總有人出到。台灣書市,每隔一陣子,就真的會有暢銷書創造的傳奇出現。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的台灣前途分析,忽然就大賣,賣到全台灣人心惶惶。著名小說家的新書,據說影射了哪位政界名人,忽然就大賣,一本書賣的量,超過小說加過去所有作品的總和。還有,封面俗不可耐的恐怖小說,完全沒有道理地就大賣了。每一個傳奇事件,要嘛救了一家出版社、要嘛創造了一種出版風潮,幹出版的左看右看,看看這些傳奇,更不相信自己炮製不出一本暢銷書來!

 

   大哉,偉哉,暢銷書之為用。當我們說「暢銷書」時,其實我們意指的不只是「賣得很好的書」。「暢銷書」還有別的意涵。「暢銷書」不只賣得多賣得好,而且是以像病毒感染般的方式賣的。換句話說,「暢銷書」一定牽涉到某種非理性的流行動能,購買「暢銷書」最大的動機,來自書的內容,來自作者的號召,當然更來自出版編輯的用心,而是「因為別人都在買!」

 

別人都買,所以我也要去買。這種效果才創造了暢銷書,也說明了「暢銷書排行榜」的厲害。排行榜明白地告訴大家,別人都在買什麼。上暢銷書排行榜,往往正是一本書之所以暢銷的真正原因。

 

可是這樣不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矛盾了嗎?到底是暢銷書上了暢銷書排行榜,還是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就能變成暢銷書,哪是因哪個是果

 

 

    嗯,還真難說清楚。不過,多少能將樂透中獎道理說得清楚明白的人,哪真的就能掌握樂透之謎,變成億萬富翁嗎?正因為到現在,從出版社到書店到讀者,誰也搞不定暢銷書的道理,所以暢銷書才會繼續像樂透一樣迷人,讓我們感動、讓我們驚訝、讓我們憤怒、讓我們疑惑、讓我們害怕,喔,有時還給我們集體瘋狂學美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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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跟我的族群一起成長。然後以年歲漸長而累積的一點智慧、或油條,把我熟悉族群的心情寫得更清晰。暢銷是上帝給的,上帝隨時可以拿走。拿不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相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能繼續為「同儕」而寫,倒也不是要為這一群人留下什麼時代的紀錄,我以為我是誰啊?

 

 

    我去參加party,朋友好心地替我介紹美女。

 

朋友說:「他叫王文華。」

 

    我微笑地看著女方,露出熱切的表情。女方沒反應,睜大眼睛,等待更精采的介紹詞…

 

    朋友像購物頻道主持人一樣提高聲調:「他是一個名作家耶!」

 

    我有血有肉地站在女方面前,她卻低頭看手機,檢查不存在的簡訊。

 

  朋友不得已,使出殺手?:「他就是寫『蛋白質女孩』的那個…

 

    「哦!你好你好!」女方突然醒過來,「我昨天到書店還看到『蛋白質女孩』耶!在打五折!」

 

    「喔…」天啊,這不是我期待的反應,「嗯…便宜賣,大家交個朋友…

 

    「我好喜歡你的書喔!我崇拜你好久!你的書我都有看過耶!幫我簽名!幫我簽名!」

 

    「真的嗎?我的書你都看過?那你喜歡『美國企業制勝策略』嗎?」

 

    「那是什麼?」她露出一絲先前鄙夷的表情,「我們還是來談談『蛋白質女孩』啦!哇!你好厲害喔,都會押韻耶!」

 

    我常覺得,如果「蛋白質女孩」這本書能走路去夜店泡妹妹,運氣應該會比我好。

 

 

 

    「蛋白質女孩」在二○○○年出版。二○○年後,我的人生開始走下坡。我沒有在二○○○年跟當時迷我的女生結婚,是這輩子最大的錯誤!

 

我在「蛋白質女孩」以後的書,寫得都比「蛋白質女孩」好,但是銷售數字都比不上。書店、出版社、媒體通通知道:王文華的銷售量在「蛋白質女孩」達到了頂峰。

 

朋友私下問我:「嘿,我問你一個私人問題,你不要生氣喔!」

 

    通常這種開頭只會引導到兩種問題,一種是懷疑你的性向,另一種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沒落了?」朋友講完後身體立刻往後倚,好像怕我揍他。

 

    「我當然不覺得自己沒落了…」我猛然起身、義正辭嚴地說:「我『知道』自己沒落了!」

 

當然,這只是從銷售數字來講。就寫作來說,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成長。

 

    「但是,嘿…」朋友一副「你少故作堅強」的表情,「數字就是數字,你難道不會有一種失落感?」

 

    「當然會!特別是當我在party上必須要依賴五年前的作品來泡妹妹,真是失落斃了!」

 

我當然會有失落感。誰不希望更暢銷、更有名?不過名氣就像夏日的汗,流得很多很快,但風吹就乾了。留下的是一股酸味,和膩的感覺。我的失落感有限,因為我知道我未來還有更棒的東西。嗯…我只是還沒想到那是什麼而已!

 

好啦,我也知道這太阿了!我的失落感有限,其實是因為我當初,也沒想到自己會暢銷。

 

 

    「蛋白質女孩」的故事是這樣的。一九九九年,我從美國搬回台北,在電影公司工作,認識了很多時髦的上班族。人間副刊的主任、我大學的學長:楊澤,找我寫專欄,每禮拜六登。

 

「要寫什麼?」我問。

 

    他豪爽地說:「隨便你啦!」

 

我學MBA,剛結束五年美國的管理工作,本來想寫企管。寫了一篇後覺得萬萬不可。誰星期六要讀企管啊?狗急跳牆,我突然想:我平常碰到這麼多單身的上班族,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在追求愛情,不如就寫我們的故事吧!

 

    就這樣,「張寶」誕生了。那時邊上班邊寫專欄,有時工作一忙,寫得就隨便了。眼尖的讀者,會發現「蛋白質女孩」的故事有時是不連貫的,或是角色的行為是矛盾的。張寶明明很狂放,怎麼這邊突然保守起來?這些問題,結集出書時也不管,反正覺得這本書就像我之前其他的書一樣,一刷埋單吧

 

 

    ●

 

    「蛋白質女孩」成為暢銷書後,我被問到很多問題:

 

    1、「為什麼這本書會暢銷?」

 

    2、「請你分析暢銷書的要素有哪些?」

 

    3、「你為什麼從一個嚴肅文學的作家變成一個暢銷作家?」

 

    4、「成為暢銷作家會不會有壓力?」

 

    5、「你是MBA,是不是把書當做一個商品在包裝?先分析讀者是誰?他們要什麼?再寫他們想要的東西?」

 

    

 

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

 

    1、「蛋白質女孩」會暢銷,不是因為押韻,不是因為行銷,而是因為內容不留情地寫出了都會男女在愛情中的種種賤招,而你我都耍過這些賤招。

 

    2、暢銷書的要素,是寫大家都有的經驗。

 

    3、我沒有從某種作家變成另一種作家。不管別人怎麼稱呼我,我的本質沒變。嚴肅文學或暢銷文學,都要Fun。Fun不一定是好笑,天知道我另一本暢銷書「61×57」傷感地要死。Fun是深入的觀察或獨特的風格。我只是一直在寫Fun的東西。

 

    4、當暢銷作家沒有壓力。我們做我們喜歡的事情,因此娛樂了很多人,還賺到錢,怎麼會有壓力?當然如果你要把我幻想成一個「為了苦思如何超越自己而備感壓力的悲劇英雄」,我不反對,因為那聽起來滿浪漫的。)

 

    5、我MBA的身份在書印出來後才開始。我懂行銷,當然要好好行銷我的書。但在寫的過程,我從來不去想怎麼包裝這本書。

 

       好啦好啦,也許我的「劣根性」在寫作時還是會冒出來,一絲行銷的念頭會誘惑我為了迎合讀者而寫。但那就像性幻想一樣,我會想,但不會去做。不去做的原因,倒還不是不敢,而是不會。如果暢銷的文化產品那麼容易製造,那麼全世界最會行銷的好萊塢,怎麼會有賣座的電影呢?

 

 

 

    不過當我整理過去寫的所有暢銷和不暢銷的書,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也許這就是大家在瘋狂尋找的暢銷書祕訣。這個共同點是:我一直在寫我的「同儕」。

 

「同儕」當然不限於朋友、同事,或年紀跟我一樣的人。天知道我的朋友和同事從來不買我的書,他們總是能軟硬兼施地「」我送他們。我能暢銷,另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我自己買了很多本!

 

「同儕」指的是任何年紀、任何地方,跟我有相似背景的人。那種背景就是:在中產階段家庭中長大,規規矩矩地念書、上班。想結婚生子,對父母很孝順,星期六跟他們逛家樂福,但又想搬出來住。在公司自願加班,不會跟老闆頂嘴,但會用 Messenger聊天,順手拿走公司的便利貼。喜歡國外的東西,出國一定shopping,但不熟悉每牌子的典故,買仿冒品時不會不舒服。我們壓抑、悶、對愛情有幻想,但膽子不夠大,對愛情一大堆堅持,入睡前卻也幻想做些壞事。

 

 我順便賣一下書,若你覺得你也是這種人,請買一本我的書,任何一本都行。)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角度,寫這群人求學、工作、家庭、愛情的故事。你如果不是這種人,你不會喜歡我的書。我太知道我的讀者集中在台灣北部和大陸的沿海城市。到了南部,來聽我演講的人以為我是寫「台灣霹靂火」的鄭文華。我永遠不能寫農民和勞工的故事。How?難道要為了「擴展目標市場」,去揣摩我沒有的生活或心情?那樣的作品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想唬誰?

 

 

    ●

 

    只能寫自己熟悉的東西,要怎麼成長?做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跟我的族群一起成長。然後以年歲漸長而累積的一點智慧、或油條,把我熟悉族群的心情寫得更清晰。暢銷是上帝給的,上帝隨時可以拿走。 拿不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相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能繼續為「同儕」而寫,倒也不是要為這一群人留下什麼時代的紀錄,我以為我是誰啊?而只是為了當有人在網路上轉寄我的文章,那一剎那,我們感覺活著並不那麼孤獨。如果這樣的作品暢銷,當然很好!我請大家吃飯,還可以送朋友更多的書。如果不暢銷,那我就發發牢騷,埋怨一下市場的庸俗,下次再試。任何作家都很難單純為了暢銷而寫,你想想看,那種感覺多寂寞!

 

Party還在繼續,剛才跟我聊「蛋白質女孩」的美女掉頭走了,臨走前跟我說:「期待你的下一本書!我知道一定會比『蛋白質女孩』更精采!」

 

我心想:你連我已經出的、比「蛋白質女孩」精采的書都沒看過,幹嘛期待我下一本比「蛋白質女孩」精采的書?但埋怨歸埋怨,我回家還是會乖乖地寄一本簽名的「蛋白質女孩」給她,希望藉五年前的小小名聲換得下一次約會。這樣的路還要走多久?我不知道。但我會繼續走下去,而我已經知道路的終點,是我的墓碑,上面的墓誌銘是:

 

「他是一個作家…什麼,你沒聽過他?沒關係,我講這個你就知道了:他寫過『蛋白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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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台灣最大的學術巨塔,傅鐘響起二十一聲。印象中,古銅色的吊鐘下,是學人的沉思場所,是抗議精神的地標,也是無數莘莘學子駐足留連的天堂。

 

 

 傅鐘,象徵著自由學風、諤諤之士的風骨、對社會的關照、把大學貢獻於宇宙的精神。只是,現在的傅鐘變安靜了。雖然定時發出二十一響聲,但缺少學生足,沒有拿著書思辨的景象,傅鐘的鐘聲不再如以往悠揚,也早已改為電動鐘聲。

 

 

 七十八年前,台大建校時,廣袤無垠的土地上只有零星點綴的矮式紅磚瓦建築。如今華美大樓竄起,林百里的「博理」樓,挑高透明的建築豪華萬丈,富邦與國泰金控蔡家捐助的法學院新樓也準備動工。

 

 

 換上華麗新衣,豐富的似乎只是外表,大學最重要的內在卻在凋敝;「大學正處於一種精神資源的貧困,」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痛心吶喊。這種貧瘠,哲學系教授最是心有戚戚。笑稱哲學系大樓是台大「貧民窟」的教授林火旺形容,每逢下大雨,三樓研究室的老師得拿著水桶接水。

 

 

學術巨塔 凋敝的危機?

 

 大學的資源配置媚俗地迎合市場要求,有龐大企業主與工程師校友的工學院、資訊學院,因為大筆捐款注而華麗。文學院則破落。林火旺更感嘆人文凋敝,「教育是讓學生有萬全準備迎接人生,但現在卻像是職業訓練所。」

 

 

 短視、功利的職業訓練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是建物的新舊,它還吞噬了大學的品質,造成人才優勢的流失。日文系二年級學生許靈均在校內刊物上以「老校長也嘆息」的標題為文,舉大選修日文為例,因為師資不足,幾乎是一百多人共同上課,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物理系、生命科學院裡,老師得到肺癌、乳癌、淋巴癌、椎間盤突出,過的情形在許多學院都在發生,還有老師因為壓力過大,吃安眠藥過量,住進醫院。此刻的台大,很難讓人與歷史裡的那個師生氣質狂、有著令人心醉學風的學術巨塔聯想在一起。

 

 

 台灣光復後,台大一路引領社會發展。台大農學院曾奠定台灣的農業政策;台大也培育出一連串的法、政、學術、企業的領導人。憑藉著「人力即國力」的信念,政府給台大的資源一直沒有少過。

 

 

 台大是全台第二大地主,僅次於台糖,土地面積達三萬四千多公頃。台大每年的預算約一百億元(幾乎可供養一個台東縣與二十五萬縣民)。儘管高教經費全面縮減,台大每年接受教育部及政府各單位的補助仍有八十億元之譜。納稅人平均每年補助二十五萬元給每位台大學生。

 

 

 從一無所有到襲華麗衣裳,台大有沒有給納稅人交出好的成績?二○○四年底,英國《泰晤士報》為世界前兩百大大學排名,台灣僅有一所大學入榜,在亞洲四小龍中表現最差。台大排名為一○二,北京大學十七、新加坡大學十八、香港大學十九,首爾大學(漢城大學)排名一一八,雖落後台大,但韓國卻進榜三名。而曾經同為帝國大學的東京大學則排名十二。

 

 

 如果參考對台大在世界排名較有利的二○○四年「上海交通大學」評鑑,台大排名一六二名,是兩岸三地裡唯一擠進前兩百名大學;但相較下,仍落後東京大學的十四,新加坡大學的○九名。

 

 

教育經費,台灣比不上中國大陸

 

 台大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腳步日益蹣跚,主因之一,是政府廣設大學、學術資源被瓜分,大學師生是最大受害者。

 

 

 十年間,大學校院入學率由四成提升為八成,學校由五十八所增加為一四三所(不含專科);學生增至三倍,從三十四萬人到去年破九十八萬名大學生。

 

 

 高教總預算增加有限,而學生則無限擴充,因而減少每位大學生的單位投資。民國八十二年,政府平均投注每位學生有二十萬五千元,現在不到十五萬,遠遠落後美國的六十萬、中國大陸的十八萬。經費短,犧牲教學品質,也間接使師生間的關係更淡薄。

 

 

 在台大,經常可以看見兩百名學生修一堂「通識課」的情景。光是印上課講義、改考卷與期末報告,「通識課」成了不少老師的夢魘。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直言,「誰敢開通識課?」

 

 

 把台大與一流的哈佛大學相比,就能知道台灣教授的工作量驚人。哈佛有三千名專任教授,學生兩萬名;而台大學生數約三萬,專任教授不到一千八百位。一位哈佛教授專注面對六位學生,每位台大教授要照顧十六名學生。台大都如此,更遑論其他大學。

 

 

 人數過多,加上學校支持系統不足,讓原本要為學生啟發思考、傳承基礎知識的「通識課」,卻成為學生心中的「營養學分」。反觀美國州立大學以上學校,兩百人的大班課至少有三到四位博士生級助教,協助教學與討論。

 

 

 高教經費不足是大學教育跛腳的主因,但,錢,不是讓大學卓越的唯一關鍵。和學術巨塔外,企業家成吉思汗般地開疆拓土、全球競逐相比,台灣的大學不但封閉,也缺少競爭。

 

 

巨塔內外 兩個世界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近來在一場教育研討會裡批評,「大學的管理是最鬆散的。」不論是行政效率或學術競爭,大學的管理跟不上時代。台大也是。

 

 

 一九九八建好的台大生命科學館,校方花大錢建造頂樓溫室,原本預計給學生做實驗,現在卻花大錢拆除。台大前總務長陳益明解釋說,是因為法令變化太快,造成溫室不合安全規定。如要符合安全使用,校方得再花四千萬。這樣的浪費不是個案。一位從大學讀到博士班的學生形容,「欠規劃,台大是一天到晚亂花錢。」

 

 

 在過去資源尚充足的日子裡,學生還可以看到「七位工友合砍一棵樹的奇景」。雖然昔日的浪費已在改善。

 

 

 不只行政管理鬆散,學術上,大學更缺少企業的競爭文化。

 

 

 老師只要一進入大學,就像公務員一樣,幾乎是「終身聘任」。「在〈教師法〉的保障下,除非老師作奸犯科,根本不能拿教授怎樣,」曾在美國擔任大學副校長的新大學校長牟宗燦直言。法律過度保障,學校要求不高,使大學教授因教學不力或升等不過被解聘或續聘的,屈指可數。

 

 

 學術自律最嚴格的台大,過去十年來,校方主動解聘的教授:一位。理由:性騷擾。美國一流大學像耶魯、麻省理工,只有三到六成教師拿得到終身職,而助理教授若在六年內未升等為副教授(副教授即具備終身職),校方會請老師走路。

 

 

 長期封閉的大學系統,徹底扼殺大學的進步。台灣,九成九以上的大學沒有設定助教授升等的年限;而大學裡,萬年講師、萬年副教授的情況更是見怪不怪。以台大副教授層級為例,四三四位副教授中,有超過三八%的人在十年內尚未升等為教授。

 

 

 雖然台大校方以「正教授名額有限」做解釋,但一位同時待過美國大學與台大的教授說,「不是沒名額,是沒有成果。」台大資管所畢業,目前服務於高科技公司的一位台大校友回憶在校六年,「看到不少老師擺明只想混日子,學生只求別被爛教授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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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點,一位國立大學助教授與中研院副研究員兩位好友不約而同地掛在網上;為了趕研究論文進度,只能趁著安靜的深夜加工。

 

 

 這位助教授一早九點還有課,起了個大早,先是備課,泡了杯即溶咖啡,撐起已熬了兩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時的課,還來不及吃飯,又匆匆趕去開教學會議。面對無效率、各自表述的話語,才想起前輩提醒她的話,「不要好心參加行政工作,不但累又會莫名得罪人。」

 

 

 就這樣,一個會又接著一個會,「處於一種腦死的狀態,」她帶著激動的口吻說。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點,沒有氣力參加早已報名的舞蹈課,「那夜我在一位老師面前放聲痛哭,」她說,不知道大學老師的生活竟如此慘白。

 

 

學術金字塔的底層

 

 「研究是為了升等,六年不升,就等著說拜拜,」她苦笑說。像這位助教授一樣生活灰色的,還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萬位。

 

 

 目前全台灣的助理教授約七千五百位,約教師人數的三成,若把副教授也算在裡面,則超過七成左右(不包括講師)。一九九七年,〈大學法〉修訂,台灣學習美國制度,在大學正、副教授下,增設助理教授一職,為的是把關教授品質。

 

 

 助教授不但是大學殿堂裡壓力最大的階級,授課時數最多,每週要上滿九到十小時(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時、副教授的九小時還多)。他們也是學術金字塔裡的底層,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教授)。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幫派運作」來比喻這新興的階級——「學術長工」、「教授級長工」。

學術巨塔 「包工程、混幫派」

 

 他說,當資源與升等的權力掌握在金字塔上層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為了往上爬,就必須混進幫派裡玩他們的遊戲。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與副教授必須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搶研究、分資源。以國科會或政府大型研究計劃為例,研究計劃幾乎只有教授級才能接案。於是,像包工程一樣,教授有合格執照爭取工程,然後發包給中盤商(副教授和助教授像散包)。

 

 

 這位法律系副教授面不改色地描述學術巨塔裡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了兩百萬計劃,給你三萬,你不做,就在系評會、院評會裡說你服務或教學不好,挑剔你;你在服侍我的過程,讓我不舒服,不要想升等時會投你一票,」他,神色鎮定地說。為了往上爬,這群學術長工要付出的代價不少。

 

 

 舉凡大量行政工作、大班通識課、大學博覽會等活動,幾乎「自然而然」落到年輕老師身上。一位副教授情緒激昂地說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馬分屍」,除了教學,還被選派參加了校內十多委員會,為了瑣事疲於奔命。

 

 

 能力不再是衡量老師表現的關鍵,人際網絡、派系運作、通情達理的技巧,反而舉足輕重。於是,大多數的學術長工行事低調。有副教授不敢開家裡的百萬名車上班,原因是「怕人眼紅」,也有助教授不敢隨便出書,因為「前面的長輩沒掛掉敢出書,不要命啦!」

 

 

 學術長工兢兢業業走學術鋼索,目的就是早點拿到教授資格。年初,來到位在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歸心似箭的學生讓原本偌大的校園更顯空曠。校園內,只見形單影隻的老師,穿著拖鞋在校園漫步。

 

 

抗議升等制度不公

 

 但不久前,百位,約四分之一的中正老師進行網路連署,劃破了長久以來校園裡的寧靜。

 

 

 網路上,「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的大標題表明了教授們內心的不平。主要是抗議學校祭出的不公平升等制度。在中正大學的教師聘書上,明白寫著「八年條款」。傳播學院副教授羅世宏解釋,就是助教授在「七年內提升等,沒過,第八年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時間內升等不是老師們反彈主因,而是升等的標準竟加入「國科會接案量」;在中正大學的升等辦法上頭,明白寫著國科會甲類研究案「一件五分,兩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十七分…」。

 

 

 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權認為,督促老師做研究,是走向國際最好的方式。但老師很認同。因為人文社會領域申請研究案的通過率偏低,用同一標準一體適用到全校老師的升等,已逼走不少年輕老師。

 

 

 不論是哪種計量方式,大學為了追求卓越,用研究量決定老師升等的制度是趨勢,而且已讓助教授和副教授們無不卯足勁論文。

 

 

權力掌握在金字塔頂端

 

 「惡性循環啦!老師忙,沒時間備課,學校不要求教學品質,只叫年輕人發表文章,」一位六十幾歲的資深教授痛心疾首說道,叫年輕老師如何關心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年輕人被逼得去寫、論、文,」他感嘆。

 

 

 升等制度,從評鑑方式到過程,掌握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教授手上,由他們訂定遊戲規則。既有的權力不斷複製,而且更為鞏固。

 

 

 最近法律界流傳著一位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因為過紅,不但專書熱賣,又活躍參與民間活動,結果,一路上得罪不少人。這位老師的助教授生涯已超過六年,今年還要提升等,面對自己的升等之路不順遂,他無奈地嘆道,「我就是沒人庇蔭,不玩派系,才會這麼慘。」

 

 

 「早知道玩這種遊戲,不如去當法官或檢察官,薪水是這裡的一倍,」他大嘆口氣,「你永遠不知道升等的路上,有多少人等著宰你。」

 

 

學術黃金期被扼殺

 

 歷史上,教授的黃金年華是在進入學術圈五年左右,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達到顛峰。像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就發明「狹義相對論」。

 

 

 台灣在新進教師最需養份與協助的階段,只給壓力、給資源,扼殺年輕學者的學術生命力。

 

 

 面對不夠健全的升等制度及付之闕如的支持體系,不由讓人擔心,成千上萬的學術工蟻如何正常教學、研究?如何把追求真理的熱情交給下一代?又如何在十年後代表台灣展現國際級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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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面油漆斑駁、白螞蟻鬼祟地在木頭上攀來爬去,這兒是八十多年歷史,已成為古蹟的福州街日式大宅院,歷屆的台大校長都曾住在這裡。

 

 

 六十多年前,這個庭院深深的矮式平房是日據時代的總督住所;台灣光復後,則成了歷任台大校長的宿舍。可見台大校長的大學祭酒角色可與國家領袖匹敵。

 

 

 從帝國大學系統到台大,七十八歲的台大,見證也引領了社會思潮,並奠定大學發展的方向。

 

 

 第三任台大校長傅斯年,擔任校長不到兩年,卻是建立台大與大學校風最重要的推手。

 

 

 就讀北大的傅斯年曾代理過北大校長,不像御用文人般講好聽的話,他是唯一在蔣介石面前,敢翹起二郎腿抽煙斗的人。有「傅大炮」之名的他在擔任校長時,強調維護學術自由、學術自主。台大校訓,「學,愛國愛人」,就是傅斯年的訓示。

 

 

 時代轉變,曾經是大學最忌憚的政治高壓逐漸淡出,繼之的,是全球化帶來的消費市場壓力。台大教授林火旺就不客氣批判大學教育成了職訓所,「變得像菜市場一樣。」

 

 

 大學成商品,面對市場競爭的窘境,陳維昭感受最深。十二年前,他是第一任校內遴選出來的台大校長,當時「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如火如荼。

 

 

用管理、行銷殺出血路

 

 大學從窄門變大門,而教育經費逐年縮減,也就在這個時候,大學校長的角色起了劇烈變化。

 

 

 小兒外科出身的陳維昭,最有名的是為忠仁、忠義雙胞胎進行分割手術;但他也是台大第一任醫學背景出身的校長。與近年世界各知名大學一樣,校長與一級主管,多由理工農背景出任,著重效能與管理。如北大校長許智宏專攻植物生理、麻省理工學院首任女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的背景則是神經科學。

 

 

 而陳維昭為台大改頭換面,用管理與行銷手法讓台大在市場競爭下,殺出一條血路,為台大改頭換面

 

 

 學的陳維昭在五十歲時,於當時台大醫院被社會批評是「一流人才、二流設備、三流管理」,而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學醫學管理。

 

 

 記憶力就像掃描器一樣過目不忘,隻身前往美國讀書的陳維昭很認真,每天打字、寫報告到深夜。回台後,他擔任台大醫學院長,開始發揮管理能力,不但推動科(系所)評鑑,也推出第一個教師評估制度。

 

 

 回憶起當時,他形容當時阻力很大,而他只是不停地開座談會,跟老師一位溝通。

 

 

 接任校長後,他也將台大醫學院的競爭制度搬到其他學院。其他大學也起而仿效,學習台大的教師評估、系所評鑑等淘汰制度。雖然在〈教師法〉的保障下,大學的淘汰制度並無法真正落實。但,陳維昭最引人注意的貢獻還是在他的募款能力。十二年間,他為台大募了二十幾億元。

 

 

 過去數十年,台大育才無數,為台灣經濟發展注入莫大動能。但大學的意義並不僅是華麗的建築,或是提供職能訓練。從會漏水的哲學館的破舊與電機學院的光鮮,看到人文的台大褪去。

 

 

 校長室的窗口一隅往下望,垂掛著的「傅鐘」在夕陽照耀下,倒影迷人。陳維昭在這間傅斯年也待過的校長室說,「只有大學能發聲的時代過去了,現在社會的問題不只有大學能講。」

 

 

 台大的沈默可以被同情,但它能不能在教育市場化的洪流下,像以往那樣發光發熱,帶領社會向前?

 

 

 搖曳的「傅鐘」下,傅斯年的話還在那提醒著,「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沈思的。」

 

 

 寂靜的校園裡,聽著傅鐘的聲音,讓人不禁懷念起那個人文薈萃、狂大氣、以知識份子為己任的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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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大學目前最嚴重的問題?

 

答:我曾提出過大學的任務:創新知識、提升國力、引領思潮。大學殿堂主要是創見與創發,由未知到己知的過程就是「知識創新」。觀念知識比實際勞務操作更重要,經濟力要全面提升的話,大學扮演的角色也是火車頭的角色,這是「提升國力」。

 

 

 引領思潮是傳統大學重視的,要開創新的思想,這種思想即使在現實社會不適用或不能為人所接受,但有未來性,這是「引領思潮」。

 

 

 在理念層次上,我們在辦大學時,有沒有思考這類問題?大學生有沒有往深刻的一面去思考?現在的大學功利取向,失去理想性。在實際層面上,大學與現實社會距離也遠了些。

 

 

問:為何大學與社會發展脫節?

 

答:自然科學方面,大學教授的終極目標是在國際有名的刊物上發表論文,像《自然》或《科學》雜誌,教授要在一流刊物上寫文章。

 

問:老師會不會變成論文生產的工廠?

 

答:我們國內具有諾貝爾獎實力的是有的,但不可能所有層級的人都具備這樣的能量。所以,我們在評定研究人員、學校老師的晉升時,應該有更多元化的標準。像我們最近在研究,專利的成果也可以做為升等標準。但目前是以刊物發表為主。

 

 

問:現在大家都重研究、輕教學,教育部該怎麼辦?

 

答:我去年底告訴高教司,要設法做教學鼓勵,目前調出十億元。

 

 

搶救教學、提升國際競爭力

 

問:你對目前教學文化的觀察?

 

答:教學的主體是在學生,不在老師。但現在的主體卻是老師,好像老師是拉著車子在走,所以,主角與配角應該顛倒過來。

 

 

問:如何彌補高教經費不足?

 

答:我們學生單位成本偏低,比日本和韓國低。現在大學的數量擴充到這個地步,我們第一步先以五年五百億的計劃來補救重點大學,十年最高是一千兩百億。接下來,其他學校,我想主要還是要爭取,過去這幾年教育部不爭取,主要是爭取不到,因為國家的大餅有限。

 

 

問:要不要設計大學退場機制?

 

答:我們可以訂一些辦法,但退場機制是社會供需的問題,如果這個系招不到學生,三年內實際入學的名額達不到核撥的名額百分之多少,我們就應該規定它關系。

 

 

問:好像教部很難大刀闊斧做事,困難在哪裡?

 

答:這幾年教育改革事實上是大學自主,教育部能夠規範的有限。

 

 

 當然,我現在的角色這樣說好像是把責任推給別人,但現實基礎上,大學自主,教育部不要管那麼多,如果當事人或當事機構沒有警覺,再怎麼責備教育部,都很難發揮功能。

 

 

問:你對台灣高教發展的期待?

 

答:太高遠的不必講,我覺得,我們要發展學派,每學校的一些領域,如文學、法學,應該有抱負要成為一個知識上的學派,而非學閥上的學派,能讓世界同行學者肯定、想起台灣,讓台灣不會缺席,也讓世界的學者進一步來台灣交流研習,讓外國學生願意來這裡。我想這是現在的大學要追求的目標。

 

 

  只有戰戰兢兢才可以避免危險。我們的競爭力現在還很弱,我們對大學、研究所的訓練很弱,我認為大學應該坐下來好好談這問題。大學應該多關注專業,關心學生學習的規劃,在有限的時間內學得很好,創發性才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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