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5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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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巨大的「拆」字 像秘密判決,噴在牆頭

 

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接軌,總是採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幾根危柱,滿地狼籍,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牆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裡,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簷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略過,但是心裡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注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2.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的,感覺沉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台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衝動。

 

 

拿好台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台裡的小姐怎麼回事,她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達夫在廣州飲茶…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趙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六七六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西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風顛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九五二年)裡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第一義?師曰廊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裡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葦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唸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沉沉。

 

 

4.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裡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鍊大大地打開,裡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閒閒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分證、台灣身分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繫;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影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嗄?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5.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中國,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准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分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分。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分,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分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分?」

 

 

她呆住了。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地放在一堆時,彷彿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釦店、拉鍊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店裡都是拉鍊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鍊,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形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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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個人去看了周星馳的《功夫》,星期一的早場電影,沒有太多觀眾,坐在略顯空蕩的巨大電影院裡,看這麼熱鬧精彩的笑鬧片略顯孤單,但也讓我有更多的空間流露情緒。

 

 

大部分時間,我笑到前俯後仰,有一幕竟讓我哭得淚縱橫。也許是笑得太厲害,情緒像被沾了火藥似的,一遇到悲慘情節,相對上顯得不能自已。

 

 

讓我哭的那一幕,和周星馳無關。電影裡頭讓我印最深刻的角色並不是他,最出色最搶眼的角色也不是他。這或許代表了他身兼電影導演及主角,大肚能容,並不想搶走所有的風采。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些住在豬籠社區裡的小人物,還有那三位在急難時不得不出頭的平凡英雄──豆漿店師傅、竹竿店師傅、裁縫店師傅,他們懷著一身絕技,卻因厭倦武林中事而甘做平民,沒想到卻因為流氓來落腳處鬧事,被逼得「揭竿起義」,露出一身絕學,三人才發現彼此是武林高手,都因為同樣的理由而大隱於市,在打退敵人之後惺惺相惜、在日落時以武會友過招、互武藝而後告別,卻在告別之後慘遭敵方派來的高手暗算而慘死。

 

 

也許我一直太給人堅強果敢的印象,好友聽我說我看這麼卡通的笑鬧片也會哭,都覺得不可思議。

 

 

人生如戲,戲也如人生,誰能說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我看戲時總是太過認真。

 

 

我至今仍堅持著一種幼稚,最不能看到英雄「出師未捷身先死」,更不忍看到正不勝邪,在這個時刻,我不爭氣的眼淚在黑暗中然落下。
能看清江湖險惡不宜久留還是韜光養晦、安於平凡的是真英雄,能在緊迫關頭奮不顧身的更是偉人。這幾個角色有趣,也不膚淺,他們死了,害我哭得好傷心。而且還念念不忘了好些天,一想到就難過。

 

 

我一邊哭,竟然還一邊為自己還有十歲時的赤子之心而高興。你,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心情?能夠隨意感動,也是平凡人生的真功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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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純屬歪理,切莫當真。

 

 

我正在電腦前修改劇本時,女兒從她房間走來,問我幾歲為「而立之年」,我腦袋突然一片混沌,一時忘了一個人何時才會金雞獨立,只好上網找尋答案,查到後告訴她:

 

 

我: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踰矩。」

 

女兒:你連這個也需要查啊

 

我:我不懂的才多著呢。

 

女兒:我早就知道了。

 

 

女兒正要走開,我把她叫回,想藉此來個機會教育。

 

 

我:你知道那些話都是孔子說的吧

 

女兒:我知道。

 

我:孔子是聖人,聖人講的話只適用他自己,我們凡人不必太過當真。

 

女兒:怎麼說?

 

我:孔子十五歲志於學,我十五歲志於混;他五十歲知天命,我現在五十幾了還不知天命是什麼;他老人家六十耳順,我到時候應該會耳背。

 

    女兒:什麼耳背?

 

    我:啊?你說什麼?完了我現在就耳背了。    

 

我在創作劇本時盡量避免在對白裡採用過多的成語俗諺,雖然我從小就聽說它們代表一個文化、一個民族的智慧結晶。然而,格言一旦被濫用後,就遲早會淪為毫無意義的形容詞,說的人不必思考,聽的人無可玩味,還有啥新意?何況,有些「智慧的結晶」早該被淘汰了。

 

好幾年前,我遠赴美國維吉尼雅州的岳父家作客,因時差的關係天色剛亮我已醒來,只好被迫外出晨走。走著走著,看到一整排岳父心愛的百年楓樹,還有他親自開墾的菜圃,我想起美國田園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他不就是長年在鄉野間漫步而寫下後世稱頌的田園詩篇嗎?為何我這個俗人看到了美景,腦中一直出現的卻是燒餅油條的畫面?於是,我忍痛delete腦海裡香噴噴、口感十足的早餐,逼迫自己欣賞美景。果然奏效,但看到的不是美景,而是奇觀。我看到一隻貓正咬住一隻鳥,而那隻鳥的嘴裡正啣著一條蟲。我見狀,不假思索地便提腳踢了那隻貓,可惜沒踢到,正想one more time時,背後忽地傳來岳父的聲音:「蔚然,你一大早踢我的貓幹什麼?」事後回想倍覺衰哉,但至少我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論。我不是真的想救那隻笨鳥或那條可憐蟲,我只是想捍衛一句格言: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既然捍衛不成,只好改寫:早起的蟲兒被鳥吃,早起的鳥兒被貓吃,早起的貓咪被我踢,早起的我被岳父罵。

 

有句西方俗諺我老是搞不清它所指何意:滾石不生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它到底是要人們安分點抑或機動些?這裡的「苔」具有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意義?如果是前者,一個人幹嘛渴望生苔?我看過太多的公教人員從內在到外貌全身長滿了苔,活似恐怖片裡的異形。如果是後者,石頭沒有苔,一直滾一直滾,到底要滾到哪一天,滾到哪裡去?  

 

為了這篇文章,向來慵懶的我終於上網查個究竟,結果查出它原來是西元前羅馬人Publilius Syrus所寫的格言,現今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意義。第一屬原意:太過機動的人永遠沒有生根守成的一日;第二屬衍生意義:機動的人可避免招致過多的責任與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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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就像一名蹲在巷口租書攤旁的賊頭賊腦的壞男生,埋頭嗅索漫畫書頁的神怪離奇,不僅自己看得沉溺,更索性偷畫幾筆,替故事增添了亂中有序的額外情節,然後把漫畫傳開去,讓其他孩子一同爆笑。

 

 

1、導演的菜式

 

「功夫」的逗笑情節或許不如昔日的周星馳一般攻勢緊密,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關鍵的一部周氏作品,因為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導演在非常賣力地說故事,他想對香港觀眾也對美國投資者說,他有能力把西方科技和東方武術糅合成一團美味的麵粉,只要讓他擁有足夠的油醋糖鹽,他將可以烹調出可口無比的菜餚。

 

 由這角度看,「功夫」是周星馳在一個電影新平台上所炮製出來的一道精緻頭盤,他花了三年工夫去經營箇中滋味,然後,請香港觀眾也請美國投資者試菜,如果大家開心,下一部作品將才是主打。

 

    周星馳的苦心特別值得支持,只因他特別勢單力弱。進軍好萊塢,張藝謀有三千年的刀劍傳統在背後撐腰,吳宇森有根源於西方的黑幫類型電影以作接合,成龍和李小龍有硬橋硬馬的拳腳身手,連周潤發亦有一張俊朗臉孔發揮魅力,史提芬周所能憑藉的則是非常本土化的港式無厘頭,這對美國投資者來說實在有點遙遠陌生,一旦角度拿捏得不和平衡處理得不穩,即易全軍覆沒,再難有下回機會。

 

    周星馳顯然明白風險何在,所以刻意「去香港化」,電影場景被安頓於無可有之鄉,既像這裡也像那裡,可以是東方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情節開展當然亦把無厘頭的表演和對白減降至最低比重,改而將主軸放置於特技和動作,以及隱存於特技和動作背後的東方式禪意思想。這戲的幾位演員都挑選得適宜,戲份也很平均,像幾顆各安其份的珍珠,周星馳用食指和拇指捻起一根線,把它們貫穿起來,最後打個活結,把珠鏈掛在一尊觀音菩薩像的胸前,渴望獲得東西觀眾的同聲嘖嘖稱奇。

 

  成功嗎?電影剛演,尚待觀眾反應,但眼看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演員如此努力地「跟世界接軌」,心頭難免感受到額外欣慰。周星馳曾在電影裡飾演孫悟空,在「功夫」裡雖身穿唐裝尤其顯露腹肌時有幾分像李小龍,可是,他終究仍是孫悟空,這電影可能是他的七十二變之始,從演員周星馳變成導演周星馳,角色不同,視野有異,他開始騰雲駕霧去訪尋他的西方極樂世界。

 

 祝君順風,回來後再告訴我們:極樂到底是啥一回事?

 

 

2、相信奇蹟的孩子

 

    如果「少林足球」的拳腳人物令觀眾聯想到七十年代的國語片裡的張徹和劉家良,「功夫」能夠勾動的影像記憶便是六十年代的粵語片裡的曹達華和素秋, 儘管電影裡出現了李小龍的唐裝造型,男主角的關鍵招數終究是如來神掌而不是雙節棍。

 

    路邊的調皮孩子喜歡在看完漫畫書以後,拿起筆,在書上塗鴉亂畫,替這個主角那個壞蛋加上鬍子和眼鏡之類配件,周星馳就是這樣的孩子,他像一名蹲在巷口租書攤旁的賊頭賊腦的壞男生,埋頭嗅索漫畫書頁的神怪離奇,不僅自己看得沉溺,更索性偷畫幾筆,替故事增添了亂中有序的額外情節,然後把漫畫傳開去,讓其他孩子一同爆笑;過了一段日子,孩子長大了,站起來,走出巷口,便是藝術家。

 

    曹達華和素秋的武俠傳統在周星馳手裡被延續、卻也被「活化」了,他用特技和笑料建構了一個荒誕江湖,在裡面,邪正仍然對立,黑白依舊分明,可是,一切絕對不再沉重嚴肅,死亡和愉悅可以並存,幽默和恐怖能夠共處,有如一個饞嘴男孩,一邊遭老師責備仍一邊舐吮波板糖

 

  然而在這樣的混沌江湖裡面,我們始終需要奇蹟,或許,曹達華素秋以至還珠樓主和金庸先生一直以來想努力告訴我們的信息正是:奇蹟必然存在,假如有緣讀到武術秘笈或意外被打通任督二脈之類奇蹟不會出現,這個世界實在太沒趣味也太可怕了,我們怎可能容忍接受?就是在對奇蹟的信心基礎上,周星馳接收也維繫了一個豐富離奇的武俠傳統,他替傳統換上了特技新衣服,也替傳統戴上了幾朵逗趣的小花,但他保留了傳統的充滿信心的眼神,跟古往今來的所有武俠創作者一樣,周星馳相信奇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俠傳統裡,奇蹟不僅展現為制敵而更存在於寬恕。石在每戲的結尾處總是痛哭認錯而獲得放過,這是奇蹟的一個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奇蹟,讓我們對人性抱持最大的尊崇信念。周星馳對此並無遺漏,他用朗朗笑聲赦免了敵人也洗滌了自己,武俠傳統從此不再繃緊眉頭,有了這道笑容,英雄俠女將更可親可愛。

 

從奇蹟信念出發,「功夫」被安排於聖誕前夕上映而不是慶歲片,確是恰如其分。

 

 

    3、如來神掌

 

    周星馳在「功夫」裡使出一招如來神掌,它是致勝關鍵,掌風揮出,所向無敵。中國的武俠傳統一直對如來神掌情有獨鍾,從小說到電影,這道好像人人耳熟能詳卻又無人能夠肯定到底是何模樣的招式一再出現,它像把神秘的鎖匙,足以開啟勝利之門,引領武林跨過黑暗、走向光明。

 

    「如來」是啥意思?這個漢譯詞彙其實不難理解,望文生義即知大概,「如」者,像也;「來」者,現也,是什麼就像什麼,as such,便叫做如來。如來的梵語是tathagata,音譯為多阿伽,有人認為「以如實之智,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故名如來」;有人則說「以如實智慧解脫,得究竟涅槃,故名如來」;亦有人相信「如實知眾生種種欲樂,悉能示現,故名如來」…總之是,不多不少,不增不減,不離不滅,自可產生無比神威。

 

    既然追求真如實相,佛教「排行榜」上的如來佛便被定位為「現世佛」,並跟燃燈佛和彌勒佛合稱為「三佛」。燃燈佛是釋迦牟尼的老師,未成佛時,身邊萬物光明似燈,故名為「光明太子」,象徵過去;彌勒的梵語是maitreya,意指慈容,萬緣放下,無所執著,因此彌勒佛代表未來,預示了破執之境。三佛貫穿了時間的不同向度,前有寬懷,後具智慧,中間則為如實呈現的悲喜混沌,人類是一隻在時間向度上爬行的螞蟻,復始來去,難知何日解脫。

 

   如來佛本來只是滿天神佛裡的其中一員,但到了武俠作家筆下,如來有神掌,變成了犀利武器,倒足反映中國文人的現實取向。未來遙不可知,過去遠不可及,當下片刻就是一切,沒有現實,就不會有過去未來。吳承恩在「西遊記」裡把孫悟空困在如來佛祖的五指山下整整五百年,他其實說,現世是一切因亦是所有果,你在現世裡的分分秒秒就是過去未來的年年月月,如實觀照,你便掌握了生命真諦。

 

 吳承恩的如來佛掌被轉化為武俠敘事傳統的如來神掌,意味中國民間的現實性格獲得進一步確立,這一掌,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直打下來,從文字而影像,打到周星馳的「功夫」,掌風呼呼至今未休,讓我們繼續感受當下現實的威力。

 

  看掌!萬事如來,便是最後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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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拖累企業,台灣價值打5折 現在應該閉嘴,幹活!

 

研究員◎許瓊文+賀先蕙+楊少強

 

了一整年,6%的成長率,台灣經濟今年幹得漂亮。然而,7年來最好的一年,卻得到最差的成績單──股市本益比創歷史新低、債信的評等展望由穩定轉為負向。為什麼?罪魁禍首指向龜步、搞錯方向的政府。

 

十二月十一日,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沒有人注意穹蒼中有何異象——那是古代君主做的事;相反的,整個台灣島上的大小城鎮,都在燈火輝煌中,熱切觀察現代的政治意向——選票——如何揭示當今政權的治亂更迭。

 

第六屆立委選舉選票一張張開出,象徵民進黨當選席次的大樓一層點亮;然而最後,陳水扁政權卻拿到一張令他跌破眼鏡的成績單——立委選舉,泛綠沒有過半。

 

泛綠沒過半,意外嗎?如果你循著一些數字,往裡探去,就不意外。

 

 

在外,連續四年獲選為「亞洲區最有影響力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在十一月三十日把台灣的評等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向」;在內,台北股市整體的本益比到了十月底,只剩下十一.七倍,較年初的二十六、二十七倍,整整腰斬了一半以上。

 

 

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不是將創下民國八十七年以來最好的一年,甚至預估超過六%嗎?

 

 

為什麼從國外專業評等機構的眼中看,卻是灰色的台灣?

 

 

標準普爾主權及國際公共融資評級分析師沙克(Philippe Sachs)的解釋是:一,台灣的結構性財政赤字擴大,已經使政府的財務靈活性轉弱。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趨於緊張。

 

 

評等展望,看待一個國家的償債未來性。台灣的評級雖然還在AA-,不過因為赤字與政治風險而被看壞了,也就是說,箭頭是向下的。一位大型金控董事長表示,台灣評等展望被調為負向之後,進來的外資立刻變少,國際銀行間美元拆款(美元資金調度)成本隔天就漲了○.○五個百分點。「拆帳成本上升,銀行一定轉嫁給企業。結果是企業的資金成本墊高,國際競爭力下降。」

 

 

成本墊高

 

年息能蓋兩棟台北

 

影響有多大呢?根據中央銀行統計,截至今年十月為止,國內全體銀行的企業外幣貸款餘額為六百四十一億美元,大約新台幣兩兆多元。如果年利率全部墊高○.○五個百分點,每一年要平白多付出一千多億元利息。這筆錢,幾乎可以再蓋兩棟台北大樓,或是興建信義、松山線兩條捷運。

 

 

位金控董事長解釋,企業要在國際間發債、借款,都得依據企業的信用評等來定價。根據專業規範,國家評等一定高於個別企業評等,再好的企業,評等也不能高於國家。因此,當國家被調為負向,意味企業評等也會被調降。「國家競爭力下降,結果是企業價值打折,」他沉重地說。

 

 

「這個負向,好像是我們的主權出了什麼問題一樣,應該要嚴肅看待。」永豐餘集團、台北商銀董事長何壽川也不諱言指出,未來企業海外籌資已經變成負向了,因為國際的專業經理人一定要照著這個指標來操作。

 

 

「我們大概太幸運了吧!」台灣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林水仙指出,這個問題最近沒有特別被炒起來,主要是因為美元在大跌。利息上的損失可以從差上賺回來,所以問題的嚴重性被overshadow(遮蓋)了。

 

 

「但是我們不可能永遠這麼lucky。What is 政府doing,去預防被進一步降等?」林水仙指出,S&P(標準普爾)很清楚的指出兩件事,一個是我們的政治風險,「我們有沒有去跟人家溝通,說我們不會有那樣的問題?」另外一個,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在惡化當中,雖然數字比日本好很多,「但是,你(政府)在導往一個錯誤的方向,你在做些什麼努力?」

 

 

股市跌掉三兆元

 

足以打消政府歷年債務

 

再看經濟的領先指標——股市表現,也會發現一個與今年經濟成長率完全悖離的現象——股市本益比創下歷史新低,從年初的二十六、二十七一路俯衝,到十月底,已經腰斬一半以上,只剩下十一.七。

 

 

利多不漲的背後,就像原本你可以賣百元的東西,投資者只願意用一半的價格五十元來買你。究竟台灣的價值打折,問題出在哪裡?

 

 

原因,還是出在政治。今年台灣股市最高點出現在總統大選前,三月五日的七一三五點,到了八月五日最低點五二五點,整整五個月間,台灣股市市值從十五兆多一路盤跌到十二兆,跌掉三兆多元。

 

 

這筆流失的鉅款,足以再打造三個像新竹科學園區(竹科三百九十三家廠商實收資本額共約九千九百餘億元)一樣規模的未來明星科技產業;若是拿來償債,也大致可以打消政府歷年所累積的債務餘額(但不包含國內信託基金債務、自償性公債等隱藏性債務),如果送給大家,甚至足以讓全體國民把欠銀行的房貸統統還清。

 

 

「股市全面下跌,本益比偏低,表示存在一個『系統風險』,」擁有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的政大財務管理系副教授吳啟銘表示,這其中固然有公司治理不佳、員工分紅問題沒有解決、台灣看不到下一個明星產業等經濟面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問題。「未來不明朗,企業還在停聽看,」他說,像台積電、聯電閒置資金太多,不投資就沒有成長,本益比自然不會高。「本益比十一,幾乎是零成長的概念,也就是股市對企業未來沒有任何成長的預期。」

 

 

明星產業折翼

 

低本益比逼面板廠出走

 

和評等展望被調為負向一樣,本益比偏低,也對台灣產業籌資成本造成重大影響,尤其是非常依賴外部資金的面板業者。

 

 

例如友達今年六月在美國發行千萬單位的存託憑證,原本市場預期定價起碼比國內股價溢價○%,結果沒想到最後只溢價一.四七%,而且比友達已經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ADR要折價四六四%。H股價來說,比較十二月十二日的收盤價,友達ADR硬是比LG飛利浦低了一九%。

 

 

「台灣未來最有希望的明星產業將會在這一波受到最大傷害。」吳啟銘表示,情況再不改善,將會逼得他們出走,到海外掛牌。

 

 

股市低迷,證券業也是受害者。一位不願具名的大型券商總經理抬起頭看著電視牆上的指數變化,中午十二點半了,才三百多億元的成交量,無奈地搖頭說,現在成交量差很多,不靠新產品、期貨、選擇權,根本活不過來。「靠舊的攏翹去(都死去):自營,翹去;經紀部門,翹去。越大的team越翹啊!」他嘆氣:「全世界資本市場都在創新高,只有我們在低本益比。怎麼辦?」

 

 

政府拖累台灣企業,其實是早已存在的事實,只是過去都隱藏在整體國家競爭力之後,執政者刻意報喜不報憂,因此沒有被廣泛注意而已。(見第一百二十頁表)

 

 

政治穩定排名

 

落後中國大陸、俄羅斯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二○○四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的商業效能排名全球第七,是所有子項目當中最為出色的指標。台灣在專利生產力(全球第一)、信用卡持有率(全球第一)、高科技出口表現(全球第五),企業適應力及企業家精神等多項競爭力指標,排名都晉升全球前十大之內,充分展現民間的競爭實力。

 

 

但是政府效能卻相形失色,在接受評比的六十國家與經濟體中,排名第十八。以政治穩定性為例,台灣在二○○○年的排名為第四十名,二○○四年卻退步到五十四名,落後於俄羅斯甚至中國大陸(第四十七名)。政黨對決導致的社會撕裂,也使我國在「社會凝聚力」這項,落居在第四十九名(中國大陸列在第十九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Forum, WEF)二○○三年十月底公布國家成長競爭力排名,台灣在一百零二個國家中排名第五。強項大都在民間的科技部門,例如,手機的使用排名第一、專利效用排名第三、薪資和生產力排名第四…

 

 

台灣的弱項,則大都是公共部門:政府財政收支排名為世界第七十九、銀行的健全性排名第七十三、經濟展望排名為第五十七、司法體系的效率排名第四十六、媒體自由的排名第四十四、政府降低貧富差距的努力排名第三十九、司法獨立性排名為第三十七。從這些名次可以明確看出,台灣的成長競爭力受到政府拖累,否則整體排名還會更高。

 

 

對此問題,部分學者認為責任不全在政府。「國家方向都沒有共識,如何解決政府效能的問題?」專長政治經濟學的台大政治系教授蕭全政認為,台灣政治問題不在技術,而在結構。「政、經結構改變需要時間來『橋』,需要耐性,」因此他認為,「過去幾年在空轉、內耗」的說法,不盡公允。「這個階段,經濟沒有倒退就已經不錯了。」

 

 

台灣被孤立了

 

沒有國家敢跟我們作朋友

 

為了台灣的主體性,或許台灣人民願意在總統大選時給李登輝與陳水扁多次機會,讓國民所得趴在地上十年不動也在所不惜(見圖二)。然而這次立委選舉結果顯示,中間選民的「台灣主體意識」,還沒有演進到願意為此把自己推到戰爭的剃刀邊緣。

 

 

民進黨立委林濁水選後就檢討說,(國營事業與外館)正名、(更改國文與歷史)教科書、黨徽、國徽問題,民進黨老是要硬幹,結果一直將好球做給對方打,同時也流失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要的是什麼?

 

 

過去一向支持民進黨的澄社,今年七月十一日發表二萬五千字的「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改革成效」報告,對民進黨政府提出罕見的嚴厲批判。報告中指出,扁政府過去在教育、金融、媒體、憲政、社會福利、兩岸經貿、生態環保等七大改革「都交了白卷」,甚至成為改革的阻力。

 

 

內政如此,對外的國際關係更令企業界憂心。

 

 

一位大型券商總經理表示,前陣子他去泰國參加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舉辦的國際CEO Dialogue(對話)。有人問李光耀,李顯龍訪台遭中共抵制事件,對你的影響如何?

 

 

李光耀回答:國家之間,還有利益的底線,那底線若被觸到,其他的利益是可以通通推翻的。

 

 

中共就是這樣。這個底線你碰到,再好的朋友也不原諒你。他突然很清楚瞭解到這個。

 

 

聽到李光耀的說法,這位券商總經理很無奈地說,「每國家都怕碰這個底線,所以我們被孤立了,沒有國家敢跟我們作朋友了。」

 

 

漠視中國崛起

 

等同自斷國際價值鏈

 

「台灣內部有西瓜效應,在國際也有,那叫『贏家通吃』。」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江岷欽說。

 

 

看在企業家的眼中,「東協這次會議,不『上車』的人,以後就會很糟糕了。」何壽川觀察到,「所以大家都爭著要去照相,印度啊、紐澳啊,你可以看到,主角是中國大陸,他幾乎是dominate(主宰一切),鏡頭的焦點,都在他身上。」

 

 

何壽川認為,標準普爾把台灣展望調為負向,就是一種反映,「表示你沒有辦法在區域中,play一個真正經濟體的角色,這對台灣企業是很不公平的。」他說,台灣傳統的產業,都已經做到一定的規模了,要繼續發展,一定要走出去,「在區域性的經濟裡,我們要做什麼?你連在區域都不能扮演,你怎麼扮演global的角色?」

 

 

吳啟銘也指出,在這一波全球股市的輪動中,台灣股市沒有跟著漲上去,可能意味著台灣在國際分工當中沒有占到一席之地。

 

 

跟國際股市比起來,台股的漲幅落後太多,美股今年大約漲七%,匯率和台灣同樣升值的日本及南韓股市,今年來漲幅分別為一三%及八.九%,只有台股指數在年初的原點附近徘徊,市場主流的電子股指數更出現一成以上的跌幅。「這是不是意味台灣在國際分工的價值鏈上,已經被脫了?」

 

 

漠視中國崛起,拒絕國際區域化趨勢,使台灣與國際脫,也致使民進黨這次立委選戰與多數民意脫

 

 

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有名言:「人類若是天使,則政府無存在之理由;天使若統治人類,則政府無制衡之必要。政府的組成,是以人類統治人類,一方面需要有能力統治人民,他方面要求政府能夠自我節制,這是民主的困境所在。」

 

 

政治、意識形態、價值對決!數字告訴我們,現實告訴我們,未來也在警告我們,這個國家因為政治付出龐大的代價。夠了!該是閉上嘴巴,捲起袖子,幹活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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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當時,台塑集團的總營收只有新台幣5000億元左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總營收增加一倍,挑戰兆元大關。反觀新政府執政以來,台灣經濟平均只成長了2.6%,2001年甚至首次出現負成長。

 

 

年屆九十的王永慶帶領五十年的台塑老企業,屢創集團營收新高。

 

 

    而曾經是四小龍之首的台灣,卻在執政四年的新政府帶領下,成長落居四小龍之尾,面臨產業空洞化。

 

 

    走過半世紀的台塑王國,就像台灣經濟成長的翻版,台塑曾經因為台灣的成長而壯大,但現在台灣的成長卻落在台塑之後。

 

 

    王永慶的台塑能,為什麼新政府不能?

 

 

三十年前開始的六輕

 

    早在五十年前,政府利用美援扶植國內產業,取代進口產品的時期,王永慶就展現出獨到的遠見,接手永豐餘第一代創辦人何義不敢要的PVC(聚氯乙烯)。

 

 

    此後,王永慶幾乎掌握了台灣戰後每轉型的契機,不但推動所屬企業新的發展層次,同時也提升了台灣的競爭力,精的眼光不下於任何一任的財經首長。

 

 

    1965年美援停止,在此之前,政府開始採取鼓勵出口政策,取消外匯管制、把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24.78元貶為40元。王永慶立即在1965年成立石化三次加工的台化公司,生產紡織所需的化纖,搶搭紡織出口的列車。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化原料價格暴漲,王永慶即向政府爭取設立輕油裂解廠,穩定原料供應。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政府仍遲遲不肯批准裂解廠建廠,為就近取得便宜且充足的原料,王永慶開始在海外,特別是石化大國──美國併購原料廠,展開台塑全球布局的腳步。

 

 

    1979年政府擬訂「十年經建計畫」,開始發展資訊產業。但在科技產業上,王永慶走得謹慎,直到1984才投入印刷電路板,這還是衡量南亞已經具備生產特殊玻璃纖維的能力,才進一步發展銅箔基板。

 

 

    新政府推動生技產業,台塑生則在2003年10月成軍,主攻健康食品和化妝品,這也是台塑首度直接面對消費者。台塑生的誕生為王永慶的石化王國,搭起一條通往品牌行銷的橋樑。

 

 

    從台塑成長的歷程,可以看到領導人的遠見對組織轉型壯大的重要性。例如,當六輕建廠時,南韓石化上游產品乙烯的年產量已經擴充到五百萬公噸。2001年,當六輕完工時,大陸正在推動第十五年計畫,針對關鍵的化纖原料,大規模擴產,產量由四百八十六萬公噸增加到2004年的一千三百八十萬公噸。

 

 

    僅僅四年的時間,王永慶的遠見和決斷力讓台塑營收成長由5000億元倍增到近兆元,同時也讓台灣保持競爭優勢。

 

 

    由於六輕及麥寮汽電共生廠加入油品供應及發電,即使台灣99%以上的能源倚賴進口,即使核四遲遲無法完工,台灣油電價格在亞洲都偏低。

 

 

    台塑的影響力不只展現在石化本業。1976年長庚醫院創立之初,台灣醫療設施嚴重不足,平均每萬人僅有十七張病床,遠不及現代化國家的每萬人四十張病床。在擁有七千五百張病床的長庚醫院加入後,2003年台灣每萬人病床數增至六十張以上。

 

 

    當國內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超過7%時,2001年初,台塑集團創設慢性病醫院、護理之家,並籌設養生村照顧老年人。

 

 

    相較王永慶的步步為營、有計畫地擴張版圖,忙於選舉的新政府似乎提不出台灣前景的藍圖。

 

 

忙於選舉的政府

 

    前中鋼董事長趙耀東雖然退休多年,但仍非常關心台灣經濟前景,經常要求幕僚蒐集現任財經首長的言論,希望從中瞭解政府施政的願景。

 

 

    但令趙耀東失望的是:「看不到任何願景。」他認為,「沒有願景」是台灣當前最嚴重的問題。

 

 

    從政府遷台後就一直參與重大財經決策的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形容當時的文官,是「負責任,有擔當,凡事不推諉;工作務實,絕不好高騖遠;辦事講求效率,絕不拖泥帶水。」

 

 

    美援在1965年7月停止,但1959年底,政府已訂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並在1960年9月通過「獎勵投資條例」。隨後台灣經濟轉型,但政府早在1966年就創設全球首例的「加工出口區」;1979年擬科技發展方案,隨後陸續建立新竹科學園區、工研院,推動科技產業發展。早在二十多年前,政府就已經打下高科技產業的基礎。

 

 

    葉萬安遺憾地指出,新政府未能及時決策,政策搖擺不定,引發社會不安,主要就是新政府不尊重基層公務員,一上台,就批評事務官不合作,重挫文官士氣。「核四、整頓農業金融的中斷,也顯得新政府缺乏魄力,」葉萬安說。

 

 

    新政府執政以來債台高築,中央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4.5%,快速攀升到2003年的31.3%。而錙銖必較的台塑卻是一步腳印,從「成本控管」中,累積凝聚出它的核心競爭力。

 

 

    曾經在美國管理台塑JM塑膠管公司的淡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定國指出,王永慶講的成本控管是「剝五層皮」。不只是泛泛計算公司的成長和營收,而是層層深入分析,連生產一磅塑膠管要幾分錢的電費、水費、工資,都一一計算出來。

 

 

全台最打的企業家

 

    以1980年代初接管的美國JM塑膠管公司為例,原來每磅塑膠管製造成本13美分,公司一年虧1500萬美元;台塑接手第一年,成本降到一磅8美分,就賺500萬美元,第二年降到5美分,更是賺進1300萬美元。

 

 

    台塑並且把成本控管落實到工程發包程序,日後行政院公共工程統一發包中心,就是參考台塑範本。

 

 

    陳定國強調,台塑的成本控管是因為王永慶以身作則,才真正貫徹。

 

 

    他回憶指出,王永慶在與人談話時,習慣拿前一個人給他的名片當便條,記錄對方講話的內容,以節省紙張。

 

 

    即使大家所熟知的王永慶毛巾操,其中也有王永慶的成本控管進化論。

 

 

    王永慶最初是靠打高球、游泳來練身體,但覺得太浪費時間,就改為跑步和毛巾操。後來,陳定國半開玩笑地向王永慶說,他從佛學大師南懷那裡學來一套甩手操,連毛巾都可以省下來。沒想到,王永慶竟然就改學甩手和打坐,真的「連毛巾都省下來」。

 

 

    忙了七十多年的王永慶現在還是台灣最打的人。夫人李寶珠說,他們家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有人醒著」,因為王永慶每天清晨十二點半就起床運動。

 

 

    和桐集團董事長陳武雄說,王永慶是他最佩服的台灣企業家,就是因為他是台灣最打的企業家。

 

 

政客與經理人的區別

 

    陳武雄回憶二十年前有一回和王永慶談事情,告了一段落,王永慶就起身離開,留下幕僚與他繼續談,隔了一段時間,王永慶再回到房間,先詢問幕僚談話的進度,然後接著再談。陳武雄發現,同一時間,王永慶是分別和七、八個不同的人談事情。

 

 

    如今,將屆九十高齡的王永慶仍然往返兩岸,不只蓋醫院、電廠、碼頭,甚至還打算開煤礦。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政客和經理人的不同,是政客可以不顧對選民的承諾,當選後的行為可以和承諾不一致。經理人則必須兼顧現在和未來,不能只顧眼前績效,而讓公司後繼無力。

 

 

    從企業管理看政府行政,杜拉克痛批曾經帶領美國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羅斯福總統是個「非常糟糕的行政官員」,因為他的決策「並沒有以顧客願意負擔的價格,供應顧客需要的商品和服務。」

 

 

    曾經公開說「王永慶可以當經濟部長」的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也提到,王永慶並沒有把「愛台灣」掛在嘴上,而是實實在在地生根台灣,理性經營;台灣領導人李登輝、陳水扁的腦筋卻沒有用在發展經濟上,而是花在政治鬥爭上。

 

 

    人民就是國家的顧客,老是說「人民是頭家」的新政府,是否應該向王永慶這種經理人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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