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4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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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應宣布接管古根漢。
古根漢由一位市長促成,在台灣煩擾的政治競逐中,一關過一關,最後卻死在一群高叫「割地賠款」的外行議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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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多來,我的每一篇文章大致都在六個地區刊出: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中國和美國。自認為比較重要的文章,譬如「為台灣民主辯護」或是紀念「六四」、評論「七一」的文字,還會同日同步刊出。唯一的缺口,通常是中國大陸,但是當言論超過共產黨所容許的尺度,不能見諸平面媒體時,網路版會逕自流傳。    這是所謂「全球同步刊出」了,我們能說這是全球化的表象嗎?

 

    恐怕恰恰相反。

 

    全球化的核心定義之一是,無障礙的運輸使得貨物、人才、勞務、知識等等不再有任何國界的屏障,暢通無阻。但是一稿可以六投,其實在昭告世人,這六地區之間有一堵又一堵的高牆聳立:新加坡和吉隆坡是同一歷史源流的兄弟,但是水之隔,報紙是不能過境的。香港和台北,共有殖民的經驗、戰爭離亂的傷痛、一國兩制兩制的掙扎,彼此卻不讀彼此的報紙。台灣和大陸,從一八九五到二○○五,將已是超過一整世紀的背棄、割離、反目,甚至在戰爭的邊緣。高牆在人們的心裡深植。

 

    在歐洲用外文寫作時,給「法蘭克福報」的文章,可以有瑞典文版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或者法文版在巴黎刊出,但是不可以在同一德文圈裡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或是瑞士的蘇黎世發表,因為,這三德語國家之間,貨物、人才、勞務、知識,是暢通無阻的。法蘭克福的知識份子會讀蘇黎世的報紙,維也納的市民在街頭隨時可以買到德國和瑞士的雜誌。我,在一個語文圈裡不可能一稿三投。

 

    但是在廣大的華文世界裡(真的廣大,它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還多),專心地一稿六投。為什麼?

 

    我心中有一個憧憬:有一天,每一個重要的華文報紙,北京上海的、吉隆坡新加坡的、台北香港的,都有一個「華文城市藝文活動」專頁。台北人會專程挑一個周末飛上海去聽崑曲,北京人會到台北去看「雲門」和「優人神鼓」,上海人會為了藝術節而去香港,香港人會把新加坡濱海中心的戲票當做生日禮物送人,吉隆坡的小說作家會到北京發表新書,而紐約和舊金山的漢語詩人會在亞洲巡迴朗誦。

 

    我更憧憬華文世界產生自己的獨特「語境」,從而與其他四分之三的世界對話,對人類的整體社區有所貢獻。但是能夠產生自己獨特語境有一個先決條件:文化的成熟與煥發。當華文世界本身是一個割裂支離的、失語失憶的、任由意識形態宰制而各自耽溺的不成其為華文世界的散體,那個共同而又獨特的語境何由產生?

 

    每回讀到大陸論辯文字,總有無限感嘆:不論是新左與自由主義的辯論,或是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的爭執,或是對現代公民社會的探索以及對民主政治的陷阱的察覺等等,兩岸不同階段的摸索、跌倒、掙扎,有太多痛苦的經驗可以交換了,交換,可以省掉多少時間的浪費、感情的虛擲和憤怒的無謂啊。眼看著香港的長毛議員拿著紙做的菜刀在立法會演出而搶報紙版面,也有一份焦急:香港人,為什麼你偏不跟台北人闢室深談,了解一下民主義究竟是怎麼興起的?

 

    一稿六投,我只是以自己的文章為媒介,讓鴻溝對岸、高牆兩側的人至少有一個可以共同爭吵的文本,就譬如第一隻從水草深處竄出的鴨子,會引出所有獵人的槍。至少槍聲一響,獵人躲藏的位置就明白了。

 

    那,也是一種對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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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to me!期待人們張口說話,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召回一點人性的溫暖,人情的社會;在生活裏,需要的時候,能有一隻真誠聆聽的耳朵。

 

    乞丐浪人酒鬼毒販之外,紐約街頭還有比爾威佐(Bill Wetzel)與麗兒巴蕊(Liz Barry)。同街頭浪人一般,他們也在地鐵站邊街道口坐鎮,在公園露宿,睡大樓屋頂或運氣好時善心人家的接待。    但是,比爾與麗兒並不伸手向人行乞,也不推銷商品,不傳教,不抗議,伸冤,不做藝術表演,他們只要路人開口說話,說什麼百無禁忌,如整個紐約街頭都是噤聲失語的群眾。

 

    「talk to me」,跟我說話,是比爾與麗兒擺示的招牌,請開尊口,為了喧囂卻寂寞而且冷酷的都市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閉鎖與隔閡。現代人失語,相互不能信任,為了安全以及世故,或許習性,習於自閉,冷眼,因為沒有人聽,也沒有人會說,誰敢?瘋子才會在街上隨便開口說話。

 

    紐澤西出生的比爾,兩年前放棄紐約大學課業,發起這個談話運動,只為一個簡單信念陌生人間相互可以啟發學習。他的女友麗兒隨後加入,兩年來,兩人足跡遍布紐約大小街道,和他們談過話的人數以千計,話題從政治到人際關係無所不有。他們計劃十月在時代廣場附近的Bryant公園開個大晚會,所有談過話的人都受邀參與,目的在籌集經費以便推行全國性的說話運動。

 

    兩人生計靠善心人士每日每人七元的伙食接濟,以及輪流住宿接待。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打算出書、拍電影等等,現代社會媒體炒作發跡成名的途徑。紐西蘭,意大利,新加坡已相繼有人仿效,未知這小的溫情的訴請,能喚起到處災難與醜聞的現世社會怎樣的回應?

 

    放眼都市人文,最普遍的景象是人手機,對著彼端在進行的一種跨時空的交流,曾有那個時代,人類如此多話?如此需要談話對象?手機已經是現代人的第三隻耳朵。話說得這麼多,人類社會卻越來越孤寂冷漠殘酷無情,多麼孤獨的喧囂!整個城市天空交摻著萬種訊息的同時,人們熱烈與手機對談之際,擦身而過的路人,都不過是行遊飄動的物體而已,彼此閃錯,相互回避,以免碰撞。

 

    天生嘴巴是用來說話的,但在不知不覺之間,人和人已經失去真誠交流的語言。在都市,我們不跟陌生人說話,也告訴我們的孩子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說話。假如我們去到小王子的星球,告訴他地球上的人們已經相互不交談,彼此回避眼神,以策安全或表現世故知禮,街頭上出現邀請路人開口說話的牌示,有如地球上的人已經失去交談的能力和習慣。小王子會不會明白?

 

    人與人之間的戒備與敵意在紐約那樣的城市,尤其過去犯罪率極高的年代,一個人的眼神最好不要隨意流轉,到處亂看,那不是假正經,而是必要的警覺與安全措施。

 

    我曾在城東五十七街附近,邊走邊流覽櫥窗,心不在焉,並沒有注意到櫥窗下面坐著一個浪人,當我停在櫥窗前注視裡邊的貨品,猛然聽見一聲凶惡的吆喝What do you want?你想幹啥?那浪人叫囂。

 

    我掉頭走開,假裝什麼都沒發生。那人可以找碴,可以發,可以撒野,可以乞討,我沒任何心情應對,那個城市到處充斥著這樣的浪人,有越戰歸來無法適應社會的,有離家出走自我放逐的,有被房東驅趕出門的,有被家人拋棄的,有自甘墮落的,有吸毒酗酒賭徒罪犯宵小…,一個臥虎藏龍也藏污納垢的城市!一個冷如康固力,危險脆弱如玻璃的現代都會。

 

 

    語言具有神奇的效力

 

    跟陌生人開口說話,未必能打破人和人之間的隔閡與相互的戒備,但它重大的象徵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人和人之間已經失去相互的關懷與人情。雖然在拉丁美洲國家或其他等待開發的城市,以及未受文明污染的樸素鄉間,人與人之間還未失去真誠,但這樣的地方越來越少!

 

    電影「Talk to her」,導演阿莫多瓦讓痴心多情的孤戀人對著昏迷不醒的心愛女子切切叨絮,何其溫馨動人。還有什麼比語言傾訴具有更神奇的效力?無奈,對著失去意識的人無盡傾訴,而面對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真人,大部分的我們可能都將失語。

 

    人情已經是舊社會的字眼,不在二十一世紀時興,新世代的人建構網路世界,雕塑自己的城堡,做孤獨王國的主人,逐漸脫離外在的現實。

 

    人情原本應該樸素自然。但都市的複雜奸險競爭與勢力,使人們不得不處處提防,人與人不再相互信任,表面上我們都說對不起,謝謝你,請問你,可不可以,逐漸學會世故,學會說話得體,面面俱到;說真話,不只需要勇氣,還需要智慧,何況還有政治正確的前提;到頭來,真有事情,需要溝通,卻可能噤聲無語,無法跟父母說,不跟同事朋友說,立場不同不可說…,巨大的代溝一道切割人心,再也沒有真實可信的言語,而同時八卦、醜聞與謊言滿天紛飛,人們用之以添補失語的空虛和寂寞。

 

    人們之所以喜歡八卦、隱私,尤其名人的醜聞?窺視欲之外,恐怕也是為了應證再有名再成功的天王天名流巨賈都跟你我一般,也貪婪,也好色,也欺騙,也虛偽,也軟弱,也犯賤…,也有你我一樣的尷尬和不堪,人們從醜聞得消遣和慰藉,也用那種刺激來驅逐內心的寂寞。

 

    電訊時代的網路生活方式,讓我們關在自己的電子城堡,逐漸失去和外在的連,電腦世代長大的孩子,已經出現日本人稱之為hikimora的幽閉兒童,他們拒絕面對現實,無法打開房門走進日常的生活現實之中。

 

    hikimora本是古老傳說中的精靈,是居住在地窖或隱藏在壁爐後的精靈,身驅矮小、皮膚黝黑、眼睛灰綠。二十一世紀, hikimora是指拒絕與人說話,拒絕和世界溝通,終日閉鎖房內,足不出戶與人世格格不入的孩童,形同冷漠異境的孤獨子民,外星人的遺孤。

 

 

   期待人們張口說話

 

    據報導日本社會十個孩童中有一人是hikimora,記錄有小孩四年未曾走出房門,更久的是三十年幽居在臥室形同自囚。

 

    患hikimora症的小孩脆弱敏感,無法承受壓力、挫折,學校受老師批評,同學間受欺負,追女孩碰釘子,回家被父母責罵,都讓他們無力承受,以致步步退縮逃避,終成一個遁隱的 hikimora

 

    歷史、文化因素之外,從小和電子遊戲機一起成長的E世代,沉溺於電子世界,有人甚至相信網路另一端存在著充滿刺激與挑戰的神奇世界;相對於現實,真實人生顯得如此乏味單調,無法自主還不時得聽命於大人,服從於社會既定的規則。

 

    在虛幻的世界,他們做自己的主宰,統治自己的王國,制定自己的法律,設定自己的遊戲規則,他們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世界,而對一切可以不負責任,不怕犯錯,不畏死亡,凡一切不喜歡,不如意,一概可以按鍵delete,瞬間銷聲匿跡。

 

    現實生活中,事情若非瑣碎單調,如早餐吃什麼,要不就過於龐大抽象,比如人生之事業與前途,他們不想走出一個虛構世界面對真實人生。

 

    現代人生活已經與電腦難分難捨,許多人以打開電腦來打開一天的日子。電腦如此入侵人們的生活到了沒有電腦幾乎無法存活的地步。生意人出差,小說家旅行,銀行家開會…,依然帶著電腦同行,彷彿一個貼身情人,丟掉一個現實愛人可以再找,電腦當機可是世界末日。

 

    一個綠色塑膠板,幾粒棕色老鼠固定在細直線路上,線路刻劃在塑膠板上,紅色黃色塑膠片,交錯聯接起來就是一個電腦線路,上天下地無所不能,可以收發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千奇百怪的網路世界有製造手榴彈的方法、一百種女人的裸體、一千種自殺必死的方法,還有藝術、文學、政治、宗教、美麗新世界和遠方的戰爭與死亡消息…

 

    這個網路交織的電子世界,沒有國籍、地域,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各種訊息無所不在,有用的、沒用的、邪惡的、暴力的,美麗與誘惑、智慧與罪惡一起流進網路,一個無法治無條例的烏托邦,一個由程式與符號駕馭的虛擬世界,按鍵進入,儼然走進迷宮,不小心就讓人走火入魔,人們以為越來越接近幸福,不知不覺卻走進了虛無。

 

    日本作家村上龍的弟弟,入學考試失敗之後自閉,七年沒走出自己房間,整天清洗浴室廁所,村上龍以此為題材,拍了一部叫「家」(Home)的電影,探討孩童自閉的問題。

 

    Talk to me!現代人到了需要在街頭跟陌生人開口來找回失落的人情,我們被自己的寂寞孤獨與社會的冷漠所隔絕,每個人囚禁在大小不同的有形無形的牢籠之中,Talk to me!期待人們張口說話,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召回一點人性的溫暖,人情的社會;在生活,需要的時候,能有一隻真誠聆聽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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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火的故事不是一篇窩在客廳閱讀的小說、不是一部待在電影院放映的影片,還有什麼是比「活在我們四周正在發生的故事」還要可怕呢?當亞里斯多德說,小說的情節是一個故事的靈魂時,食人魔陳金火為我們敘述了什麼樣的天啟呢

 

    阿火小的時候就已經顯示出沉默的個性,他的父母親只要吵架,阿火就成為出氣筒,雖然他是家中多名兄中的老么,但他顯然並未獲得漢人家庭隸屬老么應有的溺愛。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不只一次提醒世人,三歲以前,父母親養育子女的方式決定了小孩及其日後的個性。也許有人注意到佛洛伊德提出的「戀父情結」,但是阿火的故事讓我們再一次肯認了「伊底帕斯情結」總是計高一籌。    阿火出生在中部海邊的鄉下,你應該知道海邊酷厲的風雨總是鍛鍊出異於人類習見的堅毅個性,通常這種個性伴隨著貧窮、苦難、卑下等等屬於經濟負面的評價,我們也可以想像當阿火帶著身體上大小不一的青來到鄉下小學時,即刻就成為同學間的笑話,只要笑話的廣度與深度大於一個小孩的小小心靈所能夠忍受的程度,原本快樂的童年很快地就會蒙上一道難以磨滅的黑雲,這塊不到吋見方的黑雲,日後極其不幸地隨著阿火的成長終於形成台灣社會的風暴。

 

    我想我們不要逆亂了故事的節奏,還是將阿火拉回到國小時代。正如我們檢視著阿火童年青洩漏的線索,上學這件國民義務的大事很快的成為阿火遠離的風暴,他到哪裡去了?國小六年級的阿火其實並沒有消失在歷史的軌道裡,他來到鄉下緊鄰城鎮的緩衝地帶為一群賭性堅強的賭客把風,這個兼差性質的工作通常意味著投入黑社會前的試金石,但僅僅只是差個臨門一腳,十三歲的阿火將注意力轉移到空無一人卻是鼠輩橫行的田山野,雖然僥倖的避過黑社會為他布下的天羅地網,阿火卻為自己一針一線的編織著死亡的道路。阿火雖然在台灣經濟轉型過程中喪失了農村鄉野捕食野味的文化智慧──如今已成為當下熱門的國小鄉土教育──卻取道曾經目睹過的黑道大人行徑,不惜以小刀美工刀?)將手劃出血滴,並以鮮嫩的血液引誘貪婪的田鼠上,日後又以田鼠引誘冰冷的蛇,以便吃下據稱讓人生猛不息的蛇膽,有時也將抓來的蛇類以豬肉,以便彌補逃學時所沒有上過的自然實驗課程──這一段的敘述讓我想起美國導演昆塔倫提諾擅長的暴力美學風格。

 

    國小沒有畢業,阿火直接進入職場,正確的說是學習成為黑手師傅的機車修理行業。十四歲,機車修理行老闆已經稱呼他金火,「金火,火星塞處理一下。」「黑油倒掉,金火。」金火,真火,金火一點都不火,仍舊延續著沉默的童年印記,也大約是在這個時候,金火已經熟練的吃生食,「田鼠、生魚片和蛆。」參與精神鑑定的心理學教授得到這一份寶貴但顯然令人作的說辭。於是我們知道金火的第一個羔羊其實是田鼠,我們並不排除鮮血、蛇、田蛙、螃蟹等曾經作為羔羊的名單,甚至是──活生生的人。

 

    當我們與被害人施姓保險員女子的父親看到了從糞池撈起的疑似油炸過的、比雞塊略大的、加起來至少十公斤以上的屍塊時,我們不能不驚悚的記憶起影片「沉默的羔羊」主角安東尼霍金斯冷峻的眼神,那輕微揚起嘴角隱藏著多深的反社會人格的黑暗重量。這個故事並非提醒我們生人活吃的性,恰恰正是因為陳金火的故事不是一篇窩在客廳閱讀的小說、不是一部待在電影院放映的影片,還有什麼是比「活在我們四周正在發生的故事」還要可怕呢?當亞里斯多德說,小說的情節是一個故事的靈魂時,食人魔陳金火為我們敘述了什麼樣的天啟呢?我想,沒有比這一句話更恰當的──地球是不是其他星球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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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話就是髒話,失言就是失言。人先腐敗才求權力,因此權力並未使人腐敗。權力使人愚蠢。

 

    你是不是經常與人談論政治?如果是,我建議儘快培養別的嗜好。政治傷身敗神,引人入黑洞,一去無回。    我們正處於非藍即綠的年代,理想中的彩虹連結已不可企及。假設你和立場相對的人士否時事,雙方必定陷入美國劇作家艾爾比所言之情境:人們講話只為了不想聽別人說話。那不算溝通,只是鬥嘴;「好人」、「壞人」楚河漢界,比一部B級好萊塢電影還無聊。假設你和立場一致的朋友一起針眾人之事,大夥只會越說越義憤填膺,一味添油加醋,彷彿一場純發洩的轟,只有麻功能,而無洗滌的療效。沉默,不是冷漠,有時是必要的。

 

    如有人問我偏藍或偏綠,我會說我泛紫。或許問話的人會認為我故意躲閃,然而躲閃,只是不想被當成箭靶。我愈來愈不喜與人討論政治,也極少於文章裡直接涉及,但近因外交部長的一句話使得LP滿天飛,想不長針眼也難,因此我想單就語言的角度與讀者分享一些淺見或歪理

 

    我曾經開玩笑地說:「根據我對總統候選人用字遣辭的分析,我建議大家誰都不要選。」歪理如下:陳水扁總統除了自稱「阿扁」外,最常以「我們」做為謙詞。這兩個字極易讓人聯想到歷史上「帝式的我們」(the imperial“we”)。從前西方的帝若想休息,不會說「我累了」,而是說「我們累了」。從這點推衍,阿扁總統予人以「民主皇帝、唯我獨尊」自居的隱憂。宋楚瑜從未以「我們」自稱,他選擇的是另一種八股,老是「楚瑜」長「楚瑜」短的。以前老蔣自稱「中正」,小蔣自稱「經國」,莫非意味著「楚瑜」一旦當選,復辟時代即將來臨?連戰衰,因為單名的原故,無法以「戰」自稱「戰今天站在這裡感覺很!」,只得以「本人」代用。「本人」較為中性,沒什麼可挑剔的,但早期的戰兄有過度眨眼的習慣,好像暗示著他講的都不是實話。最近的他已不再頻頻眨眼,可惜停頓過多,一副腦袋不太靈光的模樣。

 

    以上純屬玩笑,雖有「以言廢人」之弊卻強過「以人廢言」:對於政治人物及媒體名嘴,我們除「聽其言、觀其行」外還能如何判斷?陳唐山的「捧LP」引起軒然大波,若他能誠懇道歉早就風平浪靜。可惜,事實剛好相反。挺綠陣營全都變成死鴨子,硬說LP不是髒話。我想請問:你們平常在小孩面前及公眾場合都是LP長LP短的嗎?如果是,我承認你們LP夠大但品味太差。而且,如果LP不算髒話,那它的另一半GB呢?不要性別歧視,說「LP可GB不可」,請在電視上大聲講講看!如此硬掰只會侮辱我的母語,讓人以為閩南語沒修辭,雅俗不分、優莫辨。

 

    鬧到最後,語言更為不堪。外交部長竟說使LP「去髒話化」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雖然他以後不會再講,但「在台南還會使用」。恭喜台南鄉親,LP成了你們的專利。綠色這邊已經暈了頭,藍色那邊也跟著發昏。曾經鼓動全民刺殺元首的李桐豪在國會發言說道:「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在這裡向我新加坡的友人鄭重道歉!」並附上鞠躬。如此做作,如此矯情,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嗎?八股話語,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形式的髒話。

 

    髒話就是髒話,失言就是失言。人先腐敗才求權力,因此權力並未使人腐敗。權力使人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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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很嚴重的逃傾向。好聽一點說是天生流浪性格,其實是不耐在人情循環中走別人要我走的方向,企圖逃避所有善意與惡意的影響。

 

每年的逃年行為就是一例。我記得,有一年新年在尼泊爾,有一年在法國有一年在香港,有一年在里島,今年我已打算到日本洗溫泉去。還好,這個地球並不小,總有地方去,雖然遇到農曆年,機票總是貴,而且很難買||這證明和我一樣喜歡逃年的大有人在,嘿,吾道並不孤,由此可證。

 

我為什麼不喜歡留在臺灣過年?很科學的分析起來,大致是因為,我並不喜歡熱鬧,尤其是家族性的熱鬧。如果留在家過年,我大概可以想見我必須回答的問題。「最近在做什麼?」「還在寫作嗎?」「怎麼都不送書給我?」這些問題,來客幾乎每到必問||因為也找不到其他好牽扯,這還算是容易回答的,更有甚者,和你帶點血緣關係的長輩,多半覺得他們有權利關心你的私生活,有義務遺的詢問,並且很積極且正面的提出他們中肯的建議。中國人的家族字典裡沒有Privacy。我一向很怕這種聊天。平常對此類無所事事的聊天都怕,何況過年,沒有藉口說,對不起,現在我很忙,唉呀,快要遲到了…

 

還有一種問話方式,我稱它做「以疏探親」唯心式的質詢,也很可怕。

 

「怎樣,妳過得快樂嗎?」這種問法其實是想發掘你的不快樂,這才有天可聊。大抵人類有志一同,不快樂比較會和他人分享。)

 

「很好啊!」我總是這麼說。我很少想到自己過得不好的地方,不好的事縱然有,死記著它不是自找麻煩嗎?可是,如果你回答,我很快樂,問話的人會覺得你有點不誠懇,甚表失望。人生不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嗎?啊?你怎麼可以開心?

 

「妳不要死鴨子嘴硬,強顏歡笑!」

 

「怎麼可能快樂?人家說作家都是多愁善感呀。」

 

「很快樂?不會吧,我聽妳的聲音滿無奈的。」(殊不知我是因為這問題的千篇一律而無奈)「妳看妳,皺紋又比去年多了幾條,我看妳每天要寫那麼多字,一定很無奈吧」。寫作者似乎被公認一定要兩袖清風、多愁善感,沒有每天快樂寫稿的權利。

 

更可怕的是那些會問妳「×××好嗎?」的人,他們可能不知道男女朋友是會分手的,那人在日記簿裡早已不留痕跡,他偏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記得在我從法律系畢業後的第七年,這期間我已完中文研究所,已寫了幾本書,已在新聞界做了幾年事,還有親戚到我們家正義凜然的指責我辜負了他們的期望,為什麼不去考律師?我支吾其詞,只說人生貴適志,我並不喜歡從事那一行,結果被訓了一頓人生大道理,雖然這問話的人到四十歲年年換工作,偏還來教訓你。對長輩不像對記者,不可以說:「這個問題,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是的,我很難偽裝自己是個溫情主義者,一點也不喜歡這種質詢,非常怕那些決定不了自己卻喜歡決定別人的人,更不喜歡別人對我的自由心證,尤其是在忙了一年過後,好不容易可以偷閒喘息幾天。年,中國人的團圓日,在我過去的經驗中,常常變成一個鬥爭大會。不只是我,很多家族氣氛比較「怪異」(或較傳統)的朋友也有相同的經驗。

 

瀕臨三十歲而未嫁的女人,必須應付親友以關愛的眼神詢問:「妳為什麼還不結婚?到老沒人陪會很寂寞。」「啊,眼光別這麼高啦,女孩子太能幹不會幸福的」當事人本身也許還好,當事人的母親常常因此覺得沒有面子。難怪趕著過年前結婚夥。我有一個朋友逃年的理由如是。還有一種苦惱||必須回鄉下陪丈夫家人過年,我有一個服裝設計師朋友,平時不需操持家務,一切有傭人打理,但過年期間一回到婆家中,則須以長媳身分料理三餐,洗數十口人的碗盤,讓丈夫有面子一下。雖難得盡一下「義務」,但一想到過年,眉毛全皺起來。聰明的女人懂得不抱怨,但誰真心喜歡過年?男人也很難皺眉頭,特別是那些深明年終獎金不夠發壓歲錢的。新婚夫妻或頂客族看親友帶著一群小蘿蔔頭來拜年,很少暗暗咋舌說:這下本可虧得大。

 

我想,一到農曆年,出國人數激增,而機票總要漲價的理由,大家心知肚明。難怪小時候大人說,只有小孩喜歡過年。發現過年不太可愛,是成長的象徵。

 

我的父親一向開明,他非常了解我不喜歡過年的心態,總以體諒的口吻說:去吧。我的禮到人不到原則,他並不反對。有時候會以羨慕的口氣說:像妳這樣,真好。

 

我的逃傾向是遺傳性的||其實父親並不喜歡過年。有群心理學家說,你會用父親對你的態度處理人際關係;用母親對你的態度對待愛情。我記得他總在除夕飯開動後才姍姍從書房走下來,安靜拿起筷子吃飯。偶爾說一句,這道菜好吃。壓歲錢由母親發落,也不經他的手。吃完飯,他又匆匆回書房去,房門緊閉,硬生生把過年的氣氛關在外頭。在我的記憶裡,沒有一年不是如此。父親並不喜歡應對親友,也於言辭,過年對他而言,一定是一件苦差事。有親友來訪,叫他,他頂多微笑下樓來寒暄,也說不上幾句話。我其實很明白,話不投機半句多,所有家族親友中,僅他一個人是讀書人,他雖從不孤傲,但,該跟別人說什麼?父親沒有兄弟,人口簡單,過年時只有姻親來時會熱鬧些。過年時他們總愛一起擲骰子賭錢,父親雖管不著他們,卻嚴令不許我們家兒女加入,更不准觀賞。不管過不過年,令未稍寬。

 

小時候總覺得他不近人情,直到我越來越發現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是人生樂趣後,漸懂他「雖過年不改其樂」的苦心。為人父母,身教第一,我每次看到愛打麻將,日日只嗜吃喝,一輩子沒買過書的父母還希望孩子愛讀書,都暗暗好笑。

 

父親偶有驚人之語,某年除夕,他就曾告誡我們家的少壯派:「你們不要急著結婚生子,因為我一點也不想當祖父。」

 

細細思量他的玩笑話,其實大有文章。他是單傳獨子,人生中沒有可逃的空間,處處是人生責任,從年輕扛到老,有老的,還有我們這幾個小的,哪裡能喘口氣。撫老育兒,第一要錢,第二要錢,第三還是要錢。記得有一年,他和人做生意,被倒了百來萬,頭髮數夜之間落盡,那一年,他始終戴著油亮假髮,年終獎金全用來還債,但發給我們的壓歲錢卻也沒少。我知他生性愛好孤獨與自由,但何處可逃?

 

所以他從不反對我逃年。家裡若平時相處貼心,不必過年來家族聚賭表情意。他給別人恩,從不覺得別人應該道謝,別人欠他,不還也無所謂,如今過年接到我奉上的壓歲錢時,他總是客氣的說謝謝,那種客氣,總使我十分不好意思。

 

其實我逃走的年,也並沒有什麼與平常日子不同之處。某年我和一位同是寫作的朋友到了香港||因為別處都訂不到機票。過年前我們兩個人住在悅飯店裡,吃飯店的自助餐當年夜飯,到了元旦,因為處處放假,無處可去,便在咖啡座裡寫稿,兩人各據幾張稿紙,面對面,視對方為不存在,振筆疾書;寫累了,才外出散步。「還好,香港這邊不許放鞭炮。」我這位對鞭炮深惡痛絕的朋友,對我們這種無聊的元旦竟還深表滿意。

 

美國作家包威爾(Powell)說:「寫作是一種孤獨的行業,家庭、朋友以及社會全都是作家的敵人。因為,作家必須獨處,不受干擾,而且多少有點蠻勁||如果他想撐完一部作品的話。」他的話雖言重了,但也不無真理。至少我已經習慣了我的孤獨,面對稿紙總比面對諸親友的關切容易,所以我繼續以各種莫須有的理由逃年。我感激父親的體諒,因為,他一定明白,孤獨是一件美麗的事。

 

「我曾經立志當作家的,可是,在你們出世後,我就沒寫過文章啦」父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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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基督教的人總是相信天使的存在,但沒有人能夠清楚的計算出天使總共有幾位?至於天使該長成什麼模樣,拜電影科技之賜,許多真人曾經冒充天使無數次,逆亂了我們對天使的想像,其中由尼可拉斯凱吉扮演的天使一心追求人類的真愛,憂鬱的神色與黑色的披風大異於我們對天堂景觀的幻想,有一句中國諺語可以作為傷感的註腳──畫虎不成反類犬。

 

 

    在太平洋彼岸的洛杉磯,我們看到了天使細膩照顧一位瀕臨死亡的小孩,小孩名叫露比,他的美麗的母親為她結了兩條漂亮的髮辮,她們在十天以前的四月四日駕駛一輛福特金牛星外出後就此失蹤,就在洛杉磯六十號公路一處懸崖發現了車痕衝向山谷的殘跡,山谷約深一百公尺,福特金牛星就像一顆隕石碎裂開來,露比的母親諾瑪流著一匹瀑布般的黑髮,當救難人員來到諾瑪的面前時,那一襲瀑布已經被殷紅的血漬凝固成苦難的畫像,就在苦難畫像的旁邊不遠處,一堆散落的速食麵塑料包以及乾癟的運動飲料罐像個嗷嗷待哺的嘴巴,奇蹟似存活的露比僅有些微的脫水症狀,露比只有六歲,十天以來就依賴速食麵與運動飲料撿回一命,白日的酷熱與黑夜的冷寂以及周圍可能突然奔來的動物並未擊倒六歲的小生命,諾瑪的姊姊斯在遺憾中不無驚喜的說出:「天使保住她的一條命。」也許不肯離去的母親正是天使的化身,這件事也提醒了我們,不要小看六歲小孩的智慧與勇氣,也許她就是三、四十年後的美國國防部長,你應該知道什麼叫做世事難料!    就在這一天,這一顆藍色星球的背面,在義大利馬塞契塔市附近的二千公尺西比利尼山,四十三歲的麵包師傅藍納帶著也是六歲的兒子艾曼紐到山裡檢柴,他們登上約一千五百公尺高度的山腰時,父親藍納重重的摔了一跤,並且跌斷了腿,父親要兒子帶著狗回家告訴媽媽救援,但六歲的艾曼紐發揮了驚人的判斷力與果斷力,「爸爸,野豬會攻擊你,讓狗保護你吧!」從一千五百公尺下降到馬塞契塔市的家屋可以想像是充滿了成人世界的恐怖與危險的陷阱,但是天使再一次揮動白色的翅膀,讓六歲的艾曼紐摸索平安下山並且帶領救難人員拯救失足斷腿的父親。現在,你應該相信這個世界至少有兩位天使了吧!

 

 

    異於這兩則新聞事件的結果,台灣島嶼在十四日這一天竟然發生了十三起自殺事件,以慘烈的十一人死亡告終,也許你要問天使到哪裡去了?或者天使真的只有兩位?我想瓜地馬拉基切族的麗格貝塔.朱.杜姆女士說得好,她也是一九九二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當我們面對絕境中的希望時,她說:「這世界不需要旁觀者,需要的是行動者。」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天使的,包括六歲的露比與艾曼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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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寫這樣一篇推理小說:一個富人被謀殺,探長調查過所有涉嫌的家人,發現很多別的非法的事,但是就是破了案。後來探長反向思維,終於找到兇手。原來這富翁年輕時走投無路想自殺,從七層樓跳下來,恰巧壓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他自己沒有死,那個人倒死了。他大難不死,反而不再想自殺,奮發圖強,後來發了大財。但是有一天他被人謀殺了,兇手正是被他無辜壓死那人的女兒。台灣人口密度太大,很多人跳樓結果壓死別人。我看過太多類似的新聞報導,總替這些冤枉的死者打抱不平。這故事的結局還未想好,總不能讓那人的女兒再為此坐牢。探長當然會愛上這女子,又發現富翁為富不仁,所以應該放她但是探長又不能徇私,令我十分為難。

 

    花蓮有人在路標上面塗鴉,例如把牛的標誌畫成人強姦一頭牛等等,頗具想像力。我也想過這樣的瘋狂世界:紅綠燈的小人會跑了一半停下來自慰,也會雙手叉腰罵人,最後被車撞死。高速公路收費站的收費員則變成檳榔西施,過往的駕車人為了捧場可以多給她過路費,像紅包場一樣。聽說老外對台灣紅綠燈的小人會越跑越快,都讚美有加,認為很有想像力。老外對檳榔西施也讚美有加,認為很有生命力。其實老外無論對什麼都讚美有加,到底洋人見識有限。    日子再長,也有過完的時刻。沙特的名言:死亡是你一生唯一不需要活過去的時刻。這兩句話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聽華格納的飛行荷蘭人序曲才能了解德國人的靈魂,聽什麼樣的台灣歌才能了解台灣人的靈魂

 

    電視節目越少看越好,尤其是政治脫口秀節目。如果外星人只看台灣的政治脫口秀節目,一定以為台灣的人口很稀少,因為看來看去只有那麼幾個人。而且我始終沒有搞懂,什麼是資深媒體人的定義所以現在我只看康熙來了。蔡康永極聰明(有時過於聰明),小則腦筋常常轉不過彎來(有時過於腦筋轉不過彎來),所以兩人是絕配。別的電視台也想仿這節目,我看連門都沒有。過了十二點,我就一面在電腦上面工作一面看辣妹總動員。

 

    網絡上面的廣告詞:即使你死了,你的愛心仍然繼續(If you die, love continues)。這當然是騙子保險公司的廣告。換言之,即使我死了,我仍然可以繼續當子。騙子對我的信心,常令我很感動。

 

    杜仲的樹皮可使人長生不老。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因為沒有更好的方法計算人的價值。一人一票的意思就是一個生命一票。但是一個人又有前生,如果把前生都算進去,應該是一人有多少前生再加上今生就有多少票。這樣的加權投票指數一定很有意思。台灣能實行這樣的民主制度,就可以獨步世界,而且從此不怕老共來統一,因為搞不好我們的票比他多。

 

    數位照像機增加我們的工作。越來越多DIY,可以把人活活累死。所以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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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收視率調查,世界第一「複雜」。廣告主藉由「保證CPRP」制度,形成最有力的買方市場;媒體惡性競爭的結果,卻是踐踏創意、鼓勵色腥,台灣媒體如何掙脫這個弱智的共犯結構?

 

「電視是個神奇世界,能在電視圈工作是很驕傲的事,」資深電視製作人王偉忠說他愛極了電視。小時候看隱形人、群星會、上官亮叔叔,就連「好吃呀,好吃呀,凍凍果」的廣告都影響他一輩子。

 

在早期還沒有收視率的時代,電視還有哲學與藝術的要求。王偉忠說,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創意豐富,也勇於嘗試,那種氣氛很吸引人。然而到了收視率主導的年代,電視圈開始以數字為導向。電視製作人會拿著新聞排單表或是劇情變化來對照收視率。收視率代表市場「看不見的一隻手」。更荒謬的是,收視率不僅宰制了電視人,也全面主宰電視廣告的交易機制。收視率以客觀外衣呈現,卻包裹著電視台與廣告主之間,一場不公平的交易。

 

台灣特殊的電視生態,造就了台灣獨特的收視率調查文化。台灣的面積不大,人口高度密集,電視頻道數多達上百,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有八五%,更是世界之冠。「台灣的收視率調查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尼爾森行銷研究公司公關經理王道平一語道破。

 

收視率的高低變化,與國內有線與無線電視勢力消長有關。從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間,有線電視收視率已達六五%,但在一九九五年以前,有線台的收視率不到○%。極致傳媒大中國區董事長劉篤行說,對比台視、中視、華視老三台的僵固,有線台爭取廣告的野戰經驗顯得靈活很多。當時不少廣告主擔心蓋台、不能定頻等因素,總是拒絕上有線頻道的廣告,於是有線電視台就用「保證CPRP」來度過慘淡的電視經營時期。

 

所謂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指的是廣告成本除以收視率後的每收視點成本。以廣告主立場來看,當廣告成本固定時,如果收視率愈高,CPRP就愈低,就代表成本效益愈好。收視率若低,CPRP就高,就表示成本高。在CPRP概念出現前,電視台賣的都是廣告秒數,收視率只是參考;現在則是在賣收視點,收視率成了主宰一切的匯率。於是廣告就只看「量」,而完全不考慮「質」。

 

「把『CPRP』制度帶到台灣來,我也有一點責任,」BBDO廣告公司亞太區董事長蘇雄提到民國七十八年他在智威湯遜任職時,曾經在台灣第一個媒體集中購買案中,首次提出CPRP的概念。

 

使這概念更廣為主宰一切的是,民國八十二年台灣開放有線電視競爭。已有七年廣告經驗的梁富廣在有線電視台成立後,擔任超視的銷售顧問,為了生存,梁富廣進一步提出「保證CPRP」辦法。亦即廣告主先下單,如果收視率不足,電視台就只按比例收錢,或是將收視率補足才收錢,對廣告主非常划算。

 

 

收視率計價方式賤賣電視

 

「那時反映不錯,雖然錢賺得少,但廣告都來了,」現任富網公司總經理梁富廣說,他把消息放給幾個大的廣告主,很多友台也漸漸跟進。從此廣告購買與收視率綁在一起,到今天都還是電視廣告最主要的交易方式。收視率的計價方式埋伏了電視台未來的危機。台灣上百的頻道數分攤之後,已形成低收視率現象,收視率被稀釋,用「保證CPRP」去爭取廣告客戶的支持,對客戶有絕對的保障,但對電視台卻是一種賤賣。

 

根據廣電人公司行銷研究部副總監黃聿清統計,在接受調查的七十頻道共約千五百個節目中,收視率超過的節目只有八十個。「其他一千四百二十節目都在小數點以下,而且有相當比例節目的收視率是近乎零,」黃聿清解釋。

 

電視台在「保證CPRP」辦法下苦不堪言,前民視總經理李光輝說,很多節目的收視率都是零。收視率零不表示沒人看,而是因為尼爾森的抽樣所致,但在「保證CPRP」下,卻是一塊錢也收不到。又因為收視率等於廣告收入,電視台對收視率愈來愈斤斤計較,尼爾森亞太執行總監張小玲指出,台灣是採用「保證CPRP」最嚴重的國家。尼爾森公布的收視率原以小數點以下位數計,但民國八十七年時,尼爾森應電視台客戶要求,將收視率增加到小數點以下二位數來計算。

 

因為頻道競爭太過激烈,收視率的些微變化都被認為有意義,電視相關業者個個神經緊繃。但與美國相較,尼爾森在全美的收視率調查不過五千樣本,只有全國性調查才採用「個人收視記錄器」的調查方式,調查時間單位則是十五分鐘;「州」的地方調查仍然採用日誌法,收視率一週才公布一次。反觀小小的台灣,收視率動不動就是全國性調查,還每天公布一次,公布的最小單位竟是以每分鐘計。收視率調查必然會有誤差,但是台灣因為競爭過於激烈,誤差範圍內也是錙銖必較。

 

台大政治系教授洪永泰認為,如果以尼爾森所宣稱的六千四百收視個人、最大抽樣誤差約正負.二三來看,「差距在二.四六範圍內的排名毫無意義。」但是長期以來收視率的相關行業從來不用統計解讀數字,似乎沒有人願意知道真相。更荒謬的是,收視率調查公司更配合電視台進行收視率排名,目前尼爾森提供八十名的排名,廣電人則是提供一百名排名。電視台為了爭排名,竟將同一節目切割成幾個部份,以近乎灌水方式佔據排名,讓收視率競爭更加惡質化。

 

 

削價競爭,惡化媒體生態

 

在收視率主導下,台灣電視完全任由市場供需原則操控。在電視媒體開放前,是媒體主導的賣方市場;解嚴後跨國廣告資金進入台灣,不但改變廣告公司內部組織,媒體購買業務也紛紛由廣告公司分出向外獨立,以集中購買方式展開另一波競爭,形成最有力量的買方市場。

 

「目前最有影響力的不是媒體,而是媒體購買,」精英公關顧問公司執行長嚴曉翠認為,媒體購買對媒體具有呼風喚雨的力量。《動腦》雜誌社長王彩雲也說,媒體購買公司原也負責媒體企劃等業務,但在CPRP遊戲規則下,變成只在乎如何向電視台殺價,以取得最便宜的價錢。如今這場交易更將數字遊戲玩至極致。「媒體購買證明自我能力的方法就是把廣告變成『比價』,而非『比質』。於是廣告主向購買公司施壓,購買公司就去壓迫媒體,」蘇雄痛廣告主常指派採購部門殺價與壓低成本。大家都在削價競爭,根本不在乎廣告創意,媒體生態就愈來愈惡質。

 

更要命的是,廣告主的收視率思惟竟是以廣告本身的人為考量,而非建立在節目收視率上。因此廣告主只在乎廣告時段有多少收視率,根本不管節目好壞。傳立媒體董事長陳韋仲評估,節目與廣告收視率的落差為三成,一般看廣告的人比看節目的人少掉三成,以此計價,電視台等於少賺三成。

 

按理節目製作單位應專注把節目做好,觀眾在廣告時間轉台,並非節目的錯,但廣告收視率的計算方式卻讓電視工作者承擔一切責任。陳韋仲說,已有電視台業者要求回到節目收視率的計算基準上。甚至,廣告收視率還斤斤計較到每一分鐘。絡媒體服務公司執行副總經理朱詣璋指出,廣告主會找廣告破口的收視率,以八點檔為例,在八點十五分的破口中有三分鐘廣告,廣告主還要再細分每一分鐘不同的廣告收視率,「老實說不能這樣,」朱詣璋說,鑽牛角尖到這個地步,電視台已經不知在做什麼了。收視率前後造成兩個致命的專業失誤。首先是因廣告主與較低的廣告收視率扣連,直接掐住電視台的經營命脈,對電視台形同綁架。

 

其次則是電視台倒果為因,收視率讓電視台出現制式思考,不僅製作成本愈壓愈低,節目內容經常依附清涼養眼的檳榔西施、辣妹、名模、影視紅星等譁眾取寵。就算一時贏得收視率,整個社會卻賠上品味低俗的龐大成本。電視台變得一窩蜂,就連拳金牌選手也被搶得四分五裂。「他們可以在雅典打敗世界的拳高手,但是卻打不過台灣演藝界與媒體界的瓜分與拉扯,」王偉忠非常感慨。電視更可以為高收視率扭曲事實。談話性節目為了收視率,就極力拉攏衝突性高的基本教義派,在立場上不是藍得徹底,就是綠到不行,台灣等於天天被撕裂。今年總統大選的開票報導,電視台更在收視率支配下集體作假,聯合演出電視作假灌票事件,電視台公信力已經完全破碎。

 

 

廣告主不應顧社會責任

 

電視台競相沉淪,觀眾只好消極關機。然而,浮濫的收視率計價制度,卻讓電視斷送最後一線生機。收視率讓廣告主、廣告代理、媒體購買、媒體彼此互相纏綁,沒有人跳得出來,在電視遭致嚴重批評時,這些相關行業皆已身不由己地成為媒體弱智的共犯結構。要重振媒體專業,首先電視台自須深刻反省。陳韋仲認為,電視台必須長期培養收視群,才有活路。但諷刺的是,炒短線的色腥節目不斷受到社會譴責,卻因為收視率高反而廣告不斷。握有資源的廣告主等於間接助長電視的色腥,這使得廣告主的角色極具爭議。

 

既然收視率呈現市場導向,電視全靠廣告收錢,廣告主的主宰力量這麼大,怎能顧社會責任?「廣告主協會」理事長高志明則認為,目前最大問題在於台灣的總廣告量根本養不起那麼多的電視媒體,媒體又沒有退場機制,才會令這個問題如此嚴重。另一方面,儘管收視率問題叢生,但台灣竟有不少電視頻道,可以不理會收視率的考驗,反而將節目廣告化,把時段賣出,做減肥、美容等廣告性節目。業者中飽私囊,新聞局的制裁顯得軟弱無力。

 

單以「節目廣告化」現象為例,民國九十年時,新聞局糾舉有線電視業者「節目廣告化」案例共有五十一件,緊接著處罰案件數卻一直降低。九一年時只有十九件,九二年時更只剩六件。雖然電視時段廣告化的現象有增無減,新聞局在有關「節目廣告化」的罰款卻急遽下降。民國九十年時總共為一千六百餘萬,九一年時降為三一五萬,九二年時更降到九十萬。民國九三年即使節目廣告化的處罰案件有六十二件,但罰金也不過四百九十萬。新聞局執法如此不力,頻道業者何懼之有?

 

「台灣這麼亂,就是因為頻道太多,」已有太多電視相關經營者紛紛指出,台灣頻道進場門檻太低,又缺乏退場的準則機制,使得亂橫生。在接受訪問時,新聞局長林佳龍指出,他了解民眾籠罩在電視色腥的感受,新聞局除繼續按照廣電法罰款外,明年初電視台換照時,將設定一定比例進行淘汰。「凡是怪力亂神被加重扣點的頻道,都將列入重點處理對象,不再給予執照,」林佳龍強調。一場收視率荒謬劇,方便了交易作業,卻賠上大眾的文化品質與人民的視野;自認符合科學與客觀,卻犧牲了哲學與創意。

 

收視率神話存在十年,也禍害台灣電視與台灣社會十年。台灣的電視、社會要更好,難道還要死守殘缺的收視率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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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現象」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認為以佛法道理寫作的人,理應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否則佛法乎哉婚姻之義乎哉

 

另一種,則認為作者也是凡人,「下得台來,也有七情六慾」,他的婚姻緣起緣滅,外人自難苛求。因此,讀者要將作者的人與文分開。

 

兩種解釋觀點,具體而微的顯示出了兩種不同的價值,第一種是「現代」,第二種是「後現代」。

 

「現代」的人,相信的是諸如「理性」、「實體」、「整體」、「救贖」等價值。宗教對他們而言,既是信念,也是實踐。希望藉著宗教而使自己更加完善。這個時代的宗教是一種「內在的」事務。

 

而「後現代」則不然。在這個時代裡,「欲望」、「消費」、「資訊」這三者已沖決昔日價值的隄防,「表演」與「策略」則成為生存的最後邏輯。宗教必然再是一種「內在的實踐」,而多半變成一種「精神的消費」,或者用以妝點品味,或者用來粉飾格調,這是宗教的「外在化消費」,它逐漸臣服於消費品的廣告邏輯,宗教成為一種表演與行銷策略,藉著造作誇張,近乎劇場的宗教表演,來撫慰宗教外在化之後孤寂的眾生心靈。

 

這種宗教的表演,電視福音教派是最搶眼的例證。八○年代的美國,諸如詹姆士、貝克等新教主出現,他們以宏大的表演取勝,建立起了億萬資產的王國,但不旋,幾乎每新教主都因性的問題而從寶座上跌落塵埃。他們只是在販賣宗教,而信眾則不能忍受具有神聖性或擬神聖性的宗教成為另一種商品。

 

因此,在這個「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時刻,我們對宗教和宗教寫作也就產生了疑惑。偉大的宗教家早已不再,我們已找不到德行圓滿的高僧居士,這時候,我們繼續用已往的標準看待佛法寫作者或其他新教主,這是不是不可能的鄉愁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可以更加看透,佛教寫作乃是某些人的職業,我們也就不必將他原本未曾想背的包袱強加於他的身上過高的期望始有憤怒的失望,這到底是讀者錯了或是作者錯了

 

「後現代」的宗教愈來愈難求表裡一致。美國的詹姆士、貝克牧師一邊宣揚基督之道,另一邊則性醜聞不斷。宋七力則以炫耀的宗教表演獲得大量供奉,而後在酒家舞廳成為豪客。配對著這些大型的言行不一,「林清玄現象」已算是很輕微的了。既然輕微,憫恕可也。因為,現在畢竟是「後現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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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定常常聽到「情人眼中出西施」這句非常浪漫的話,而您很可能也和大多數的人一樣,都被「對熱情的嚮往」沖昏了頭,相信「美貌」真是個個人的選擇。如果您確是這樣想,那麼您將如何詮釋「愛美是人的天性」這一句至理名言?前一句話指的是,對美貌的判定標準因人而異,而且這個個別差異的緣由,可能是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結果,也可能是天性使然,沒有什麼規則可言。但天性又是什麼呢?對「美」的審度到底是普遍性還是個人化?這兩句俚語看似成理又相互矛盾,您應該已經體會到科學家在面對「前人智慧」的困境了吧!所以科學家不太願意去研究美的感知,並非他們心中沒有美,而是在科學的架構裡,很難去理解什麼叫做美,也確實不知道如何去界定美,遑論進一步去分析研究?!

 

但「愛美」這件事實在是太重要了!人為瘦身、整形、「隆」此「縮」彼,可以傾家蕩產,王公貴族可以不要江山,寧要美人,霸王烏江自刎要先別姬,後主倉皇辭廟也要揮淚對宮娥,歷史上更不乏一個又一個「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的故事。埃及有艷后、唐王有貴妃,神話中有海倫、史實裡有陳圓圓,她們的美有共通的特徵嗎?環肥燕瘦,各有所愛,是真的嗎?還是「美貌必有本,顰笑再生姿」呢?也許科學家可以客觀的方法來幫我們解解主觀的困惑吧!

 

如果愛美是天性,那麼我們就先從個體出生時開始測量起吧!因為先賢至聖也曾斷言:「人之初,性本善」,所以趁著初生嬰兒還沒機會受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默化,先一步觀測他們對臉形的美與否,有沒有普遍性的感受。也就是說,為了證實「愛美是人的天性」,科學家必須搶先在嬰兒被社會化以前,就測量到他們對美麗的臉形確實有特別的偏好,而且這偏好是可靠的(即有信度),也確實針對美貌的向度而做的抉擇(即所謂有效度)。

 

首先,科學家要為「客觀界定美貌」這個向度去建立一組女人臉形的相片,相片中每一張臉的髮型都差不多,除了眉毛及五官的變化之外,其他可能影響臉形特徵的變異都盡量去除,譬如都不戴眼鏡。用這樣謹慎小心的態度去拍攝出20張不同女人的臉的相片,然後請100位大學生各自針對這20張臉做出美或不美的評估,計算這100人的給分得出平均值,就會得到這20張臉由最不美到一般到最美的排列。我們把這20張臉的美的程度量化,有了客觀的美的高低排序。

 

接下來,再到婦產科醫院找到40位4~6個月大的嬰兒,每次測試一位。讓嬰兒坐在媽媽的懷中,正前方放著兩個電視銀光幕,左右對稱,銀光幕上各有一張由20張臉隨機選出的臉,然後測量嬰兒的眼光在每一張相片停留的時間,近年來發展心理學家一再證實嬰兒「偏好注目」的時間,反映出嬰兒對該物件的喜好傾向。因此,我們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嬰兒可能區分這20張臉的照片嗎?第二、如果第一個答案是肯定的,則這20張臉的排列次序和那100位學生所排的次序有關聯嗎?在我給您答案之前,必須提醒一個重要的實驗步驟,即媽媽必須要戴上眼罩,否則透過肢體語言,媽媽的喜好可能就在無意中影響了嬰兒的選擇。

 

類似的實驗在好幾個嬰兒實驗室都得到同樣的結果,嬰兒不會說話卻能用眼睛表達他們對美的看法。他們偏好注目的排序,和成人的美的排序,有很高的相關,充份表示了愛美果真是人的天性。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經過20幾年的社會化,大學生對美的看法竟然和初生嬰兒沒有兩樣,表示愛美其實是有很深的生物基礎的。

 

上星期,在一場對學生家長的演講裡,我興高采烈的報告了這個「嬰兒愛美人」的實驗結果,演講後,好幾個媽媽卻一致發言,說為什麼花錢、花精力做這些實驗,嬰兒愛美的事實,媽媽都知道,心理學家真是多此一舉!我只能告訴她們,科學的知識不能只憑印象,一定要系統化,才能去蕪存菁,才能驗證細節,才能發現機制,才能提升理論的水平,才能有憑有據的告訴審美大會的承辦單位:「讓初生嬰兒當裁判,保證過程公正,選出絕對的自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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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實證主義哲學興起,加上工業化促使個人儘早專業分工,雖然是一個正面的考量,但顯然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就發現如此的教育、人才培育系統出了很大的問題,缺乏跨領域的瞭解,遇到瓶頸會走不出去。

 

歐洲對此始終有反省的聲音,畢竟他們有長久的文藝復興背景,對人文的要求相對比較高。

 

    所謂人文的要求就是「全人教育」,儒家治學的基礎也是一樣,即是「至廣大而盡精微」的概念。

 

    回頭看台灣戰後教育,會讓我們憂心分工、分科的專業教育體制,是否缺乏了全面的人文考量?更嚴重的問題則是,升學主義導向也許才是目前產業困境背後的癥結。

 

    用比較嚴重的說法,就是「奴化」。

 

    不僅是科技界缺乏人文素養,我講一句很重的話,美術系的學生也都缺乏人文素養。他們只知道畫畫,認為繪畫只是技法。

 

    達文西那時候繪畫是因為他關心這個世界,一旦不關心的話,就不知道要畫什麼。假設一年三十名的美術系學生,往後留在繪畫上的卻不超過三名,教育資源浪費得很驚人,發生在美術系,一樣也會發生在哲學系、物理系…

 

    今天科技界開始重視人文素養,是反映了教育體制一向以升學、學歷是問的現象。

 

 

人是最可貴的知識

 

    台灣已經不在意「人」,在知識裡人是最可貴的,結果我們是分數最可貴、學分最可貴,人根本不可貴。

 

    七、八年前,畢卡索的作品來台展出,知名電子企業邀請我去演講,我要求早點到,與員工同在員工餐廳吃飯,希望能藉此瞭解該企業以及所謂的「科技新貴」。

 

    進到餐廳的時候我很震驚,每個人的穿著都像是制服,掛著識別證,而且非常年輕,這是大學剛畢業的精英青年,前途無限;然後我開始觀察他們的表情、拿餐盤領菜的樣子,幾乎都是模式化的動作。

 

    我很難過,因為最好企業的員工應該是活潑、有生命力,而不是一頭納入體系,而消失了自己,如果真是這樣,企業的創造力應該是有限。

 

    演講前半段,講台下的人幾乎沒有表情,之後我把畢卡索生命中叛逆、真實人性的層面帶入,他們的表情就慢慢有了變化。然後我告訴他們,「你們都是一個作品,比所有畢卡索的作品都更可貴!」

 

 

美,看不見的競爭力

 

    科技人也許從小學就開始競爭,卻忽略了美是看不見的競爭力;台灣生命力將來是不是在國際的舞台上還有競爭力,就端看能不能跨越過去制式的代工模式,而能夠跨越到創造性,這是台灣企業轉型非常重要的部分。

 

    談創造,何嘗容易,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毫無創造道理可言。這又要回歸教育體制來看,從幼兒到成人教育都是,當國內兒童學鋼琴、美術、小提琴的比例不遜色於世界上一流國家,為什麼卻出不來一流人才?

 

    現在學美術、音樂已成了制式,有句話說「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可是不會變壞,也許也不知道什麼是好呢!因為生命是在很複雜的狀況下成長;有殘酷,所以知道什麼叫慈悲,有沈迷和墮落,也因此知道聖潔和善良,一個小孩單純得像溫室花朵,也就沒有創造力。

 

    七○年代我認識了傅聰,他四、五歲開始彈鋼琴,同時背誦唐詩宋詞,傅聰說他彈貝多芬時揣摩李白的心境,彈莫札特則思忖王維的詩詞,傅聰在西洋音樂地位如此重要,有他的道理。

 

    因此單獨說科技上沒有人文,其實不公平,我大膽地說連藝術也沒有人文;繪畫的人不讀小說,習樂的人不看畫展,文學書寫的人不聽音樂,怎能互通交流?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偉大的創造,然而在宗教學、對巴哈音樂的瞭解,愛因斯坦都有驚人的造詣,這即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斤斤計較的教育體制,只是把生命潛能耗費在一個地方,應該要更突破。目的性會讓人文無法真正張開,是最大致命傷,長久生命潛能要開發的東西就沒有了。

 

    科技界比較明顯,因為科學園區本身設計就十分短視,當初希望借重返國人才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結果七萬多個人集中在一起,卻沒有考慮到他們可能要聽音樂、要看書、要看畫展…

 

    我嚇了一跳,怎麼會這樣設計呢?難道他們是機器嗎?機械性的工作,難道不會快速疲乏嗎?果然現在發生了這樣的問題,而他們顯然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人要知道愛與恨,要有感覺,我現在與科學園區保持密切的關係,甚至在IC之音主持節目,因為我知道心靈的「硬化」很恐怖,「柔軟」才會有智慧、有感覺,才會恢復人的創造力。

 

    如今科技界開始強化自身藝文素養,這是好事,因為所有事物都有發展的步驟,至少比過去完全不關心進步得多,不過我希望能進步得快一點;也許這些素養被視為訓練,是有目的的,但康德說,「美是無目的的快樂」,這是一種大創造,莊子也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有一天企業就會思考莊子的說法,也會從目的性中釋放出來,才可以天馬行空地與自己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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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學期才開始,科技公司就進入校園搶人才,從建教合作、捐助資金、到國防役提前開跑,企業的動作越來越急迫。高科技人才荒,搶的卻只是數千人的國立大學學生,另外數萬個私校畢業生的前途在那裡?

 

9月2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以罕見的高分貝公開呼籲,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山及中央等研究型大學必須擴大招生,才能紓解高科技產業的人才荒。

 

隔天,經濟部立即回應,推出「擴大碩士級產業研發人才供給方案」。除了今年國立大學要試辦增加招生200位,未來3年,每年還再增加招生1,600位,總計會增加5,000個碩士班畢業生。

 

不只如此,經濟部長何美更提出「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的構想。由企業開需求,並保證晉用七成以上的碩士專班畢業生,經費則由政府和企業共同籌措。

 

經濟部工業局估計,未來會增加培訓5,000位高科技產業研發人才,企業也會增加研發支出近700億元。

 

為了解決科技產業的人力需求,政府推出的藥方帖比帖猛。然而企業久旱求甘霖的急切,超出想像。

 

 

政府猛加量

 

星期五,何美的發言才剛見報,「今天就接到企業打來的電話,」星期一下午,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吳誠文邊放下手邊電話,邊對來訪的記者說。

 

初步構想的背後,其實牽涉很多複雜的配套。作為交大負責推動「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的窗口,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張錫嘉不諱言,仍有很多問號等待清。譬如,學校跟企業誰有課程主導權?甚至,對學生來說,「『聯發科保證班』該如何與『交大正規軍』區隔?」

 

各種增加人才供應的方案紛紛出籠,然而台灣的科技人才教育,真的只有「量」的問題嗎?

 

今年台灣科技系所的畢業生突破8萬人,創下歷史新高點。事實上,因應科技產業的快速成長,近年來大學新增系所的重點,幾乎都集中在電子、資訊、工程領域。每年學生人數的成長率超過10%,也大幅領先其他學科。

 

只是,「好的畢業生太少,」一句話,明基電通人力資源協理童文池道破企業主思考的核心。

 

 

企業只要好學生

 

企業爭的,只是每年國立大學畢業,帶著「品質保證」的數千人。對於全體八成的數萬人私立學校畢業生,既不滿意素質,也不放心賦予重任。

 

「我們只缺頂尖那些人,但操作面的人才不缺,」童文池說。面對愈來愈多「沒聽過」的學校,明基索性在內部把學校分成A、B、C、D四級,依此敘薪。最近人資還特地對各部門提出要求:「要找好學生」,研發型工程師只鎖定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的畢業生。

 

童文池持平地說,雖然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態度,有時反倒比較好,但是說到專業知識、思考力與創造力,國立大學仍然略勝一籌。企業不得已,只能把學歷作為篩選的第一道關卡。

 

做為研發單位第一線主管,同時負責華碩內部的「新生訓練」,華碩電腦研發副總經理沈振來對於整體人才水準的下降也深有所感。「我們只好靠教育訓練補強,」他略帶無奈地指出。

 

 

合格的比例太少

 

今年6月,沈振來針對去年進入華碩的「一年級生」考試,要他們各自選擇主機板相關的主題報告,由沈振來在台下發問。結果,依他標準「合格」的,「20個裡面不到5個,」沈振來評估。

 

有些知名企業,甚至傳出說法,直接要人力銀行略過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履歷。

 

大學無量擴充,對應的評鑑與市場機制卻付之闕如,是造成企業不信任私立學校的主因。不少專科改制成的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學生報到率不到五成,迫於經營壓力,學校根本無法淘汰學生。簡單地說,「就是用錢換文憑,」一位國立大學教授毫不留情面地批評。

 

但是企業眼光只聚焦在金字塔尖端的結果,不但把公私立學校的差距拉得更大,更讓台灣的科技教育出現很多前所未有的奇特現象。

 

被視為「菁英代表」的國立大學科技系所學生,每個人都是炙手可熱的「商品」。企業捧著現金、股票三顧茅廬,「拜託」他們去上班,唸書反而不見得是最重要的事。

 

 

前段班:沒畢業,先簽約

 

國防役就是這波搶人大戰的前線。

 

本來出處只限於工研院、中科院等研究機構,服役期間長達6年的「國防工業訓儲役」,5年前開放民間企業申請,時間縮短為4年後,不但企業趨之若鶩,更因為學歷、成績是錄取與否的要件,幾乎八成名額都落在台、成、清、交等重點大學的理工系所畢業生上。

 

以往每年只要到了二、三月,開始申請國防役,校園裡就氣氛浮動。理工科學生之間見面的話題,不外乎是:「你簽約了沒?」

 

然而前兩年開始,為了先聲奪人,開始有企業「偷跑」,提前到前一年10月鳴槍搶人。明明國防役員額都沒公告,企業不惜先沿用去年數字,提前辦說明會,私底下找學生面談。一家偷跑開了先例後,其他人都不得不跟進仿效。

 

於是,10月,學校下學期剛開學,學生剛從碩一升上碩二。畢業論文題目還沒定,能不能畢業也不知道,就得先面臨要不要簽約、跟哪一家企業簽約的抉擇。

 

對教授來說,這儼然是一種新興的教學壓力。許多教授不約而同表示,萬一學生程度不夠,來不及畢業,趕不上服國防役,自己就像上「毀人前程」的十字架。一旦學生抓住這個理由求情,也難以拒絕。

 

「事實上我是蠻掙扎的,」清大電機工程系教授柏振球不諱言。他的想法也代表大多數老師的心聲:「除非學生真的程度很差,多半會略為放寬標準。」

 

不僅企業搶人搶到老師要放水,太早要學生做決定,也讓學生還來不及分辨自己適不適合做研究,就直接投身業界。

 

 

「反淘汰」現象

 

關於出國留學人數銳減,可能造成的知識與人才斷層,已經是長期以來引人憂心的話題。但目前國內科技領域博士班出現的「反淘汰」現象,同樣不容忽視。「現在博士班的,反而常是因為找不到好的公司,不見得是一流學生,」清大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吳誠文指出。清大電機資訊學院一年畢業300多個學生,博士班一年招收5、60名,「大部分都是外校來的。」

 

碩士與博士各有所長。「碩士班會的是解決問題,比較難發掘問題,但這是博士班要做的,」吳誠文說。從國家整體的角度看,如果長期缺乏優秀人才投入高階研究,一樣會喪失競爭力。

 

 

冷門的東西沒人做

 

除了國防役提早成為企業爭奪人才的灘頭堡,透過產學合作與捐款,更密切地與學校互動,更是不少企業想在菁英人才戰中勝出的長期策略。

 

企業的捐款手筆愈來愈驚人。最近的例子,包括去年聯發科捐款交大一億台幣,成立「交大聯發科研究中心」。至於台大電機學院大樓旁,廣達電腦捐贈的七層樓「電機資訊大樓」與華宇電腦的「德田館」也都已經完工。新穎的建築外觀,成為台大後段校園新的注目焦點。

 

密切的產學合作,本來有助於促進產學交流、學生就業;企業贊助也能舒緩大學自籌經費的壓力。但是研究型大學畢竟負有開創前瞻性研究、培育未來產業種子的使命。如今卻有與企業走得太近的隱憂。

 

「漸漸感覺我們的研究所變成『職前訓練班』,」台大電子工程學研究所所長闕志達憂心地說。而且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碩士班,連博士班也是。

 

「台灣冷門的東西沒有人做,」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張錫嘉觀察。雖然國外知名學府如美國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也都以「產學共同體」著稱,但國外企業規模大,較願意贊助未來性、長期性的研究計劃。不像多數台灣企業重應用,花了錢就要有立即成果。

 

如果說,國立大學的問題癥結,在於如何與企業維持適的距離,既能提供業界需要的人才,又能延續自身的研究能量。那麼把眼光下移就會發現,私立大學的處境有如天壤之別。

 

 

主力學生乏人聞問

 

譬如國防役,元智大學研發長張百用「擠破頭」來形容。去年元智大學學生申請國防役的錄取率是十二分之一,也就是60個學生申請才取5個。元智因為辦學績效良好,分配名額還在私校中排行居前,其他學校名額更少。

 

企業捐款也是。對於企業獨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是否因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當然,當然,」中原大學工學院院長鄧治東連說了兩次「當然」,頻頻點頭。中原的校友捐款,「目前百萬級的有,偶爾千萬的,上億的沒有,」鄧治東算來,因此積極推動院之外,他的角色,也包括激勵更多校友回饋母校。

 

國立與私立學校的資源差異愈來愈明顯,對學生來說,意味的是:同樣拿著電機、資訊的畢業證書,有人奇貨可居;有人卻只能在茫茫職海中,尋覓生產線上的基層工作。

 

這種工作機會與人才培育的失衡,應該如何打破?

 

 

提昇二、三流人才

 

除了擴增國立大學招生的數量,私立大學需要更多的關注。元智大學研發長張百認為,像經濟部提出的產學碩專班構想,合作對象應該是私立大學。因為,一流人才大家都想要,但要改善現狀,「應該從如何加強設備、加強師資,提昇二、三流人才,給他們更多機會著手。四流人才,就讓他們自動淘汰,」張百指出。

 

國防役制度的改革是另一項當務之急。讓企業過早搶訂人才,不僅帶給學校「殺雞取卵」的壓力,另一方面,許多企業也開始抱怨,由國防部統一分配員額的合理性與公平性。台積電人力資源副總經理張秉衡就曾建議,取消國防役分配制度,讓學生自由選擇。

 

不過,從國防部擴大國防役員額,甚至計劃納入生命科學、文、法、商等科系研究生的走向來看,似乎與企業的期望有距離。

 

就在各種人力方案大幅佔據新聞焦點時,「供不應求」與「供過於求」的兩極化現象仍持續在台灣科技人才市場發酵。「大家都只看2、3年後的事,沒有人在看2、30年後的事,」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張錫嘉有感而發地說。

 

科技人才的教育問題,需要的不是目前「頭痛頭、腳痛腳」的短期支票,而是放眼未來的長期規劃。否則類似今年監察院彈劾教育部的大學擴張政策,或許幾年後,監察院又要再度彈劾產學政策。

 

只是,學子青春不等人。

 

 台灣失衡的科技教育搖籃,孕育出升學、就業的難題,最後承受苦果的還是莘莘學子與台灣的人才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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