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4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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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在窗檯的三顆柚樹籽,陸續抽芽長成小樹秧,前幾天我把它們移植到陽台的瓦盆裡,兩棵的葉子油綠綠如銅錢大,成品字形,一棵的葉片則長了五枚如指甲蓋般大小,個頭稍小,很像一對父母帶了一個小孩。    這三顆柚樹籽是年前在山上從師父手中拜領的福田善種,當天去到山上已經黃昏,師父斜披暗紅袈裟,頭戴呢帽,在面海的露台講了一些生死、皈依的話,我和紅媛含淚聆聽,已在教會受洗的康兒也恭敬地向師父行禮,在腕間繫上師父送的硨磲。下山時,師父用裝了土的小玻璃杯送一人一顆柚樹籽。柚為嘉木,古詞賦裡常與橘樹並稱。

 

我用心地澆水,放在窗檯,接受陽光空氣,不必刻意就看得到它,從長出白色的根鬚、發出綠芽、破土,一棵、兩棵、三棵,時有目睹生長的欣喜,但更多時候望著三棵綠苗卻有忍抑不住的傷心,原來應有四棵才對啊,應該是一對父母帶著一雙兒子,但如今邦兒卻已先離去,才二十一歲的一個大孩子,魂留異國,以至於我們能收下的種籽就只能是三顆了。

 

邦兒之意外,強烈衝擊到和他一起在國外念書的哥哥康兒。他半夜從艾德蒙頓打電話回來,聲音發著抖:「爸爸,你趕快來!」一向堅強的他那一刻脆弱得亟需一根支柱,只因弟弟剛從高速公路事故現場被送到醫院,經電擊回復心跳,昏迷指數三,正在瀕死掙扎。

 

我越洋趕去,直奔醫院。紅媛從落磯山脈西邊友人處早我一步到達。邦兒躺在加護病房床上,沒有知覺,他一百八十三公分,兩隻長腳頂住了床尾。病房只有呼吸器幫浦的聲音,每隔一至五秒不規則重重喘氣一次,床頭右邊的儀表顯示心跳、血壓的數字與曲線圖,我捏揉他手腳時,數字一度上升,突然指針劇烈跳動兩下,像是心情激動,我猜他是做了噩夢,在一個不醒的噩夢中做的噩夢。邦兒的腦子還運轉嗎?我凝望著失去知覺的他,脆弱地相信他如為電腦修補程式一樣,現在,正潛心為自己受傷的腦子進行修補,雖然極為艱辛,但有不死的腦幹,他會活回來,活回活蹦亂跳的樣子。

 

 

 

每一扇門都要靠自己打開

 

護士在他兩脅之下放了冰袋,體溫緩緩從三十八點六度降了零點三,雖只零點三,總是降了。護士說,腦子失去控制,體溫因而無法調節。邦兒閉著的眼皮有時會往上翻,露出一線眼白,一會兒又自行閉上。我在他耳邊斷續輕呼他的小名「邦邦」,講他小時候的事,講他到加拿大以後感興趣的事,也講他自行打工完成買車的壯舉。

 

    當年我要送他們兄弟倆到艾德蒙頓念書之前,選在嚴冬全家預先走了一趟。艾德蒙頓在洛磯山脈以東,是亞伯達省的省會,從溫哥華轉機需一個半小時,一年有近半年的時間下雪,最冷可以冷到攝氏零下四十度。一九九六年初,我們一家人的初旅就碰上零下三十九度嚴寒,地上結冰不小心會打滑,室內有暖氣不成問題,但在室外即使戴了手套、毛帽、圍巾,裹著厚厚的衣物,仍感鼻息凍住,血液遲滯,眼珠發麻,頭顱隱隱作痛,待不了十分鐘就會變成冰人似的。

 

照道理,溫哥華從台北直飛就到,不須轉機,氣候四季怡人,應是首選。相較之下,艾德蒙頓酷烈得多。但聽朋友說,小孩若送到溫哥華,父母不在身邊,容易與華人子女群聚貪玩,好逸樂而學不好英文。

 

「可以嗎?」我問孩子,半年後就要送他們來「自謀生活」,如不能適應還可以另作考慮。

 

「可以。」他們回答得十分沉穩。那時邦兒才十四歲。

 

暑假過後,兩兄弟住進了住宿家庭。康兒讀過高中,英語能力較強,邦兒只是初中生,沒有經過ESL課程(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訓練就坐進加拿大中學教室,環境陌生、規矩陌生,起初一定是什麼也聽不懂,想說又無法表達,真不能想像這「起初」到底多久?我和紅媛回返台灣,投入忙碌的工作,只靠電話問詢,其實並不太了解他的心理。

 

邦兒是晚發育的,他離開台灣時只有一百六十一公分,在艾德蒙頓正式生活的第一個冬天,有一次他的單車絞鍊,拖不動,他扛著它走回家。又一次上生態環境課,他脫隊,在雪林中迷了路,幸好天黑前爬上一座小山頭才沒有闖禍。孤單的他適逢teen-age生理狂飆期一定有滿肚子鬱結難解,否則不會在學校電腦課將開機密碼嵌入fuck這字。獅子座的他為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必須先忍受異鄉拘禁的牢籠,每一扇門都要靠自己打開。我很慚愧只給了他物質的需求,並沒有給他心靈的依靠,任他自己摸索,而今我與他貼身相處,已然是在醫院。他健美的身體躺在白色病床上,頭身成黃金比例,天哪,多麼強壯的一個男孩竟招來了死亡的覬覦!

 

 

 

雪地裡決然的背影

 

他的床頭掛著康兒胸前摘下的十字架,我把自己脖子上的天珠取來放他手中,連日喃喃在他耳邊講著沒什麼頭緒似乎只為自己打氣的話。醫生說七十二小時是昏迷者的關鍵時刻,如果七十二小時未醒來,情形就不樂觀。翻過六月六日那晚,就是他與死神正面遭遇的另一道關口。我覺得他好累,好累,躺著一動不動,像一尊石化的獻體。

 

很久沒有這麼近距離凝視他,多肉的耳垂,筆畫工整的雙眉,豐腴的面頰,平時略嫌瞇起的眼睛現在閉住,睫毛像一排小草反顯得特別密長。春天雪猶未融時,我曾來探望過他,那是三月,學校功課正忙之際。臨別前一晚,我們在住家附近的日本館子用晚餐,以往用過餐後,會轉往校園附近那家小酒館喝點啤酒,繼續天南地北地聊。兩兄弟都是大學生了,可聊之事真多,有時不談什麼特定話題,只開開玩笑東拉西扯一番,但那天邦兒有一電腦程式的作業尚未解答,他顯然遇到困難,午後從學校回家坐在電腦桌前兩三個鐘頭無解,那餐飯他吃得悶悶的。我與康兒相偕去小酒館時,他猶豫了一會兒,決定一人先回家。站在積雪盈尺的空地他和我揮手,我有點不忍,有幫不上忙的悵然。自從他有了方向,就有了人生的負擔,我感覺他已收起玩心,確知自己要走的路。我在雪地望著他決然的背影,為前一年沒去參加他的高中畢業典禮而暗嘆了一聲。連他自己為畢業典禮添置西裝領帶、拍照,我也沒多讚美兩句,想來那時對他在高中多蹉跎了兩年是耿耿於懷的。邦兒交過好幾個洋女孩,歷練過一齣齣不被祝福的愛情戲,他自己可能並不明白個中緣由,也無意獲取別人的認同,脾氣好的時候他的口頭禪是:「是喔?」?l拗起來則說:「我有自己的想法。」也許太小就出去獨立面對世界,適應的艱辛點滴在心頭,他特別同情弱勢者、失敗的人,以至於我老懷疑那些不再升學的朋友是不是好的朋友,「你交的朋友是什麼朋友?」當年我皺著眉質問過。我想他一定曾經輕視很多父母所代表的主流價值的思考,他形諸於外的叛逆一直要到進了大學才和緩下來。

 

 

 

最後與邦兒交談

 

也是我最後與他交談的去年春天,他跟我談了多年來唯一的一本文學作品,卡繆的《異鄉人》。他念的是英文本The Outsider。有一次,他想去一家離家近的咖啡館打工,但咖啡館並不缺人,無意中與店家聊起閱讀,對方問最喜愛的小說是什麼,他回答說《異鄉人》:莫梭、母親死了、與女友約會、阿拉伯人、太陽、連開四槍……等等,兩人越談越投契,對方是個卡繆迷,最後改口願多雇一個人。那是邦兒高中階段的第一個工作。他怎會讀懂那書而且成為最喜愛的書?是異鄉的孤獨體會,索然無味的生活感覺?還是對荒謬、疏離的抵抗?我竟然沒多花點時間追問,而今已來不及了,來不及了解他的生活圈子究竟有什麼否定、有多少失落。

 

高中畢業那年,他輕描淡寫提過買車的願望。「住在校園區,到城裡有地鐵,哪需要買車?」我說。全不知車子在當地年輕人心目中會是獨立工具的象徵。等他自己省吃儉用加倍打工,買下一部破舊的車子,他才告訴我:「買車是我的夢。」

 

早晨五點天亮,我看著透過窗帘縫隙斜射進病房的陽光,一吋吋從邦兒的床頭移向床尾,在「南無觀世音菩薩」的唱誦聲裡,我向菩薩叩求:「救救頎真,救救Russell,救救邦邦!」這三個名字都是邦兒的名字,菩薩您要救哪一個?

 

上午八時許,台北來電話,說有通靈者言,九時邦兒會醒來,數字具體,家人一時皆陷入忐忑不安焦心的等待。他的手腳有點冰冷,我和紅媛一直去握去搓揉:「邦邦,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好起來……」邦兒偶爾會張一張眼,但眼珠子一動不動像靜止住的夢魘。我用吸管把他口腔中含著的口涎吸乾,突然看到他翕張的嘴露出一抹笑意,極為瞬間卻至為明顯。我抬頭看心搏的儀表九十四,血壓器舒張壓一百二十,收縮壓六十一。這是他要醒來的前兆嗎?他為什麼而笑,是身體得到片刻的舒適或是夢見了什麼?也許正開著築夢的紅色跑車奔馳在熟悉的路上?

 

但九時邦兒未醒。十時邦兒未醒。其間雖然眼皮動過,醫生說只是我們揉捏他身體的反射動作。我到病房外給在台灣的大弟打電話:

 

「奇蹟沒有發生……

 

「唉。」大弟也很頹喪,他給了另一個說法:「師父說邦邦原是玄天大帝身旁手持七星杖的龍天護法,前來塵世歷桃花劫,現在時辰已到,又要回玄天大帝座前……

 

我知道我真實的悲哀才正要展開。少掉的永遠少掉了!窗檯上的三棵柚樹不可能變成四棵,少掉的那一棵怎能忘記,但只能種在黑夜點著燈的心裡,種在遙遙思念著的天涯。天涯,那是更遠的異鄉啊!

 

是這樣嗎?那為什麼要來騙我們一遭,一騙騙了二十一年?紅媛哭了。我跟邦兒說,等一會二姨媽要來,他很親的二姨媽要來,他胸口抽動,左眼角溢出了一滴淚。他果然聽得到我說的話,知道紅媛──他的母親的難過嗎?兩年前他原想讀建築,並且許諾,也給我們建一棟房子。他說:「我已經想好了設計圖。」    「我們隔一個block住就好。」紅媛說。

 

「不行,那樣太近了。」邦兒說。

 

「離遠了,家裡很多東西壞了,我們不會修怎麼辦?」邦兒擅長修理家用器具,前次回台北修過咕咕鐘、電腦、錄放影機,沒有難得倒他的事。

 

「我就住隔壁城市,」他調皮地說:「你們只要打一通電話,我就過來。」

 

那是母子共擁的憧憬,未來的藍圖,互不干擾而能關心照應的光景。

 

奇蹟未能發生的第二天,情況轉壞了,邦兒每隔二三小時即劇烈抽搐一次。我們極為驚慌,不知怎麼一回事。名叫Shirley的男護士婉轉解釋,之前一直使用鎮定劑以免病人抽搐,前一晚刻意停藥,不再強力壓制抽搐,讓家屬知道病人的痛苦。我問一度上升至七的昏迷指數難道也是假的?Shirley說那是醫療團隊安慰家屬的「慷慨指數」。我們求見醫院的腦科權威,腦科醫生說:「如果我是他,我不要你們再救!」我說,他也許會像在英國火車撞擊中受傷的劉海若那樣醒來,醫生說:「情況不一樣,希望低於百分之零點一。」邦兒腦部缺氧超過一小時,醫學救治一般只容許在十五分鐘之內。「如果不是他年輕,身體很好,心肺極強,當天就走了,不可能再恢復心跳。現在,他每抽搐一次,腦部就受極度煎熬一次,」醫生露出悲傷的眼神說:「情況越來越差,腎臟已開始壞死,接下去一個個器官都會出問題。」

 

從祈求邦兒康復,到只要求他活著能料理基本生活,到終於不得不思索天意為何?做父母的節節敗退。困憊至極時我打了一個盹,夢見在街上遇見邦兒,相偕回家,心中竊喜誰說邦兒出事了,這不是好好的?我不敢多問,小心翼翼地和他一路走一路聊,他聽說媽媽想挑一個PDA,就從包包裡拿了一個說給媽媽,我說這不是你用的嗎?他說沒關係,我還有一個舊的。我看了一眼說,舊的給我,新的你用。邦兒說不要不要,一直推讓,說著說著已走到家。他想洗澡,我說好。他去了一個像是公共浴室的地方,不久卻見人急跑來叫我說邦邦倒在浴室,我心想要來的還是來了終於躲不過。邦兒裸身躺在地上,眼睛閉著,我靠上去喊他,他低聲說:「爸爸,我好累喔!」我說:「好,好,那邦邦好好睡睡……」驚醒時我說與紅媛聽,會不會是邦邦藉夢境來告訴我們:本來在出事當時就該走了的他,怕父母驟然失去愛兒難以承受,多陪了這麼一段路、多留了這幾天,但現在實在太累,他要離去了。我摟住紅媛,眼淚嘩嘩嘩直流,決定讓玄天大帝座前的龍天護法回駕去吧。原來昨日的歡喜等待只是空歡喜,就像前一日還晴陽普照,六月八日一早卻溫度急降,飄灑起雨。原來人生的歡會,也是假象一場。 

 

我們很想你

 

醫生說若不再做侵入性治療,按照邦兒目前的身體狀況,呼吸穩定,可能拖三天、一個星期,也可能兩三個月,但他提醒需預作後事準備。由於邦兒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我說依母親的信仰,醫生點頭,登記在紙上,並同意我們可以待在加護病房至最終。踩著沉重的步子回到病房,面對日益茫然的未來,正想商量長期陪病的安排,突聽到一縷樂音,縹緲似自遙遠傳來,卻又清晰就在耳畔,遙遙襲來的哀傷中透露著慈悲寧和的禮讚,啊,是梵唄,我納罕:「外國醫院真體貼啊,才聽說信佛,就播放佛樂。」抬頭四下張望擴音器在哪?白牆白頂的病房,沒有任何擴音設備,然而聲音究竟從何而來?我問紅媛,她先是說沒聽到,約半分鐘後低聲驚呼:「我也聽到了!」我不是會生幻覺的人,此梵唄太不可思議,紅媛二姊也在床邊,卻絲毫無聞,她露出訝異的神情。我們相信這是佛菩薩要來接引邦兒了。

 

難捨而必須捨,是人生艱辛的功課,對邦兒尤其是。他有摯愛著他的親人,還有一大群好同學,華裔的以及白人、黑人,大約二十位放下了手邊的課業與工作,David更剃了光頭許願,大家一起排班在病房守護。加護病房通常只容許兩人進入,這群大孩子盡量把時間讓給我們,他們在外頭的休息室等候,日以繼夜,沒事打打橋牌,睏極了身體就歪七扭八地掛在座椅上。

 

一度他們十分錯愕,哭紅了眼,以為我們聯絡慈濟的師兄師姊,是準備提早放棄救治,他們數度派代表,聽過醫生的病情分析後,才無奈地接受邦兒可能永遠不再醒來的現實。他們抱頭痛哭,打電話通知已去溫哥華、芝加哥念書的同學也趕來。我對他們鞠躬致謝,他們總靠上來抱一抱,拍拍背,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叔叔不用謝,應該的,Russell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David說他夢見邦邦,在他們常去的那家酒吧,光線昏暗,同學坐在一張張高腳椅上,邦邦推門進來,David說:「我們很想你。」邦邦說:「我也很想你們!」

 

最後兩日。護士如常給邦兒打針、注射不教血液凝固的藥劑,以導管餵食,擦洗、翻身,邦兒仍如常地呼吸,只胸口顫動的頻率加劇,排出的尿色愈見深褐,怵目驚心。陽光如常地從窗縫透進一細縷,先照他頭臉,再照他肚臍、腳。邦兒並沒有要離去的徵象,他仍然用力地呼吸著。明知即將捨去而未能逕即捨去,邦兒撐得十分辛苦。他是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嗎?我去他的住處,房間整理得清清爽爽,桌上攤開的是我無從理解的數理方面的課本與作業,比較不尋常的是抽屜裡藏著許多姿態各異的龍畫。不知邦兒是在什麼情況下畫的龍,我想到大弟講的龍天護法下凡,龍是他的生命嗎?闖禍的紅色跑車停在大樓旁邊空地上,車身無損,車子的主人呢,還能不能健在?

 

 

 

天涯是更遠的異鄉

 

朋友帶我去看幾處喪禮的場地。我急匆匆趕回醫院時,紅媛已和邦兒說了,我們決定替他捐贈器官,但她一說完話,看到邦兒眼角流下淚來,又震懾住了:「對不起,邦邦,不是爸媽不要你了,爸爸媽媽希望你放心跟著菩薩走。如果邦邦不願意,沒關係,等一會兒叫爸爸再和邦邦商量。」紅媛要我與兒子說過,再去會晤醫生。我於是在邦兒床頭輕聲道:

 

「我們知道邦邦非常愛朋友,邦邦一定願意把愛朋友的心轉而再去愛更多的人。爸媽求菩薩保佑邦邦活下來,不管情況多糟,爸媽願意一輩子陪伴邦邦,照顧邦邦。但倘若菩薩一定要把邦邦接走,邦邦現在就要把自己的身體保護好,這樣才能把有用的器官留下來,捐出來。不管邦邦怎麼決定,爸媽都全力支持。」

 

我和紅媛去見醫生前,邦兒原本暗紫的肌膚回復正常顏色,冰冷的手腳變軟變暖,一副放心放下的樣子。我們去簽捐贈器官的同意書,病房只留康兒一人守護。

 

醫生說邦兒停止過心跳、呼吸,因此能捐的只剩下眼角膜和皮膚組織。剛溝通定細節,突然就見康兒疾奔而來,氣促地喊叫:

 

「弟弟要走了!」

 

我們趕回病房,把守在醫院的邦兒的同學也都找齊了,美玉師姊祭出法器,引導大家長音唱唸「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邦兒的呼吸漸弱漸緩,但始終和暢,我全神注意他胸部的起伏,艾德蒙頓時間六月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兩位生養他的白髮人為他覆上往生被。他呼吸何時停止,圍繞床邊的人都不甚清楚,但大家親眼望著他平靜地走完最後一程,距離我與他最後溝通捐贈器官時,不到一個鐘頭。他終於放下塵世的父母,放下一群死生好友,跟著菩薩去了。

 

四天後我親手按下火葬的按鈕,轟一聲,目送他形體化去像紅蓮被接引到西方。

 

紅媛在艾德蒙頓的佛光講堂為他立了一個長生牌位,康兒寫了一張「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的卡片燒掉。做完頭七後我捧著他的骨灰罈回台灣,帶他回到他讚嘆過的無生道場,安厝在聖山寺的生命紀念館。他的眼睛仍然注視著這世界,他的肌膚仍然體貼著這世界,他的生命慈悲歡喜並未中止。唉,今生做不成的父子,來生再做!許多次,我黯然開車在台北街頭漫無目的地逛,車裡大聲播放邦兒喪禮上同學演唱的那首〈天堂之淚〉(Tears In Heaven):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You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我知道我真實的悲哀才正要展開。少掉的永遠少掉了!窗檯上的三棵柚樹不可能變成四棵,少掉的那一棵怎能忘記,但只能種在黑夜點著燈的心裡,種在遙遙思念著的天涯。天涯,那是更遠的異鄉啊!

 

※寫於二○○四年邦兒逝世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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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裡,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裡,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盡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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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事件今昔

 

「六四」轉眼已十五個年頭,那駭人的一幕幕始終揮之不去,但友人告訴我︰今天北京城內已換了場景,當年坦克集結的公主墳變了容貌,群眾濺血的南池子上了新妝,至於天安門廣場上則舖了如茵的綠草,襯托著前方歷經七百年興衰卻不動如山的紫禁城。

 

不過,天安門事件的受難家屬仍持續向海外寫信控訴,去年因為公開SARS疫情受到海內外敬重的蔣永彥醫師,則不斷呼籲為「六四」平反。當年陪同趙紫陽到廣場探視學生的溫家寶,如今已貴為總理。雖然他重申中共中央已對「六四」做出結論,不過語氣神色已由其先前的肅殺轉為安撫。至於李鵬,原本在回憶錄中重提此事,以澄清自己的歷史角色,但此書遭中共中央阻止出版。六月一日,中共外交部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為「六四」定位,雖然不再像九十年代直呼「六四」為「反革命暴動」,但實質上仍然沒有真正的反省。

 兩岸民主對話的必要

 

十五年來,英九每年必定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今天,希望藉這個機會與大陸愛好民主的朋友們進行對話。首先,我們在台灣看得很清楚,你們幾乎都走過充滿烏托邦激情的青春歲月,不斷摔跤,又不斷追尋。直到今天,你們仍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批判眼前的政治迫害,包括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對言論自由的箝制,最近被判五年徒刑的旅美民運人士楊建利,就是顯例。你們也提出開放各級公職人員普選的主張,同情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並且為台灣可貴的民主經驗辯護,認為那為全體中國人帶來了希望。此外,我們也認識到,今天大陸主流知識分子的民主見解已經超越了過去,體會到單憑更替上層建築(如憲法和權力結構)是無法實現民主的,民主的本質是包容異見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政治人物長期正面示範才能養成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陸學界興起了一場辯論,究竟是魯迅的疾風暴雨還是胡適的春風化雨更能真正去除民族的陋習,更能符合善良心性的長期培養?因此多數知識分子主張︰大陸民主化固然百廢待舉,現階段應先推動法治建設才有助於長遠民主政治的實現,也才是務實的作法。

 台灣民主的成敗經驗

 

在此,英九也願回顧台灣的民主經驗。台灣在定期選舉、新聞自由與政黨輪替方面上,確實比大陸先走了一大步,但是這一次總統選舉卻暴露了許多的問題︰民眾情感被撕裂、行政中立被扭曲、在上者視法律為無物等等。事實上,我們已經聽說,台灣這次大選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民主憧憬是一大打擊,不少人信心動搖了。在台灣,我們當然失望,但不絕望;我們當然灰心,但不死心。所以,我們要說,請你們不要動搖,因為台灣還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對民主仍有絕對的信心,對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酖司法酖也還有高度的期待。我們正認真檢討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在過去好幾次選舉中,英九被對手高分貝地罵成「新賣台集團的棋子」或「香港腳走香港路」,彷彿頸上被掛了牌子拖到群眾面前批鬥,批鬥者同時又嘶喊著「自由」與「人權」(最近又加上「深化民主」)。當時只覺得那是對手個人的失言,不過當這一次同樣的嘶喊鋪天蓋地而來時,英九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文化竟然輕易地被煽動憎怨的口號所擊敗,以致沒有能力在殺氣騰騰的民粹操弄中看見威權的再現。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卻沒有能力阻止。我們必須反省:是否因為在野陣營在國家願景與民主論述上並未提供更好的選擇,而在面對嘶殺聲時無力反制?  

 

權力制衡的必要

 

這裡,英九要先為目前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講一些公道話。民進黨從在野時代的「黨外」起,確有許多為民主理想奮鬥犧牲的志士仁人,從受到誤解扭曲到受到尊重信賴,從而取得了今天的執政地位。不過我們也要強調,早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曾都有為了自由的信念獻出生命的前輩,不過執政後卻也都曾出現嚴重走樣的現象。這意味著,真正的民主檢驗不僅在於在野時期的奮鬥資歷,更在於取得權力之後對待異己的態度。歷史上,國、共兩黨都曾把政治對手當敵人甚至叛徒看待,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共當局迄今猶未改變。令人詫異的是,最近台灣的執政者似乎也嘗試跟進:大選後一週在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與真相不明的合法集會,竟被說成是「七日流產政變」,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信號。這便有賴於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這個機制的哲學設定在對權力的不信任,任何當權者不管有何等輝煌的過去,都被自動當成潛在的濫權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與監督。正因為缺乏有力的制衡,我們才會看一些曾為民主奮鬥人士在取得權力後往往出現向人民討債的傲慢,並萌生一切歷史從他開始的飄飄然,從而想自己量身制訂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人類近代史中,所有的獨裁者最早幾乎都是清新的改革者,?o個變化有著類似的過程。所以強化對當權者的制衡與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法治建設首先就是在要求政府的施政必需恪守憲法與法律,政府帶頭違法等於是鼓勵民眾玩法,這正是今後台灣在野人士自我警惕的監督目標。近年來我們還學習到,制衡與法治不能建立在仇視和對立上,因為那會破壞基本的理性與責任,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困境,反在客觀上助長玩法濫權所需要的情緒操弄,造成反效果。

 民主是競爭 不是鬥爭

 

這便是我們清楚的信念︰雖然民進黨心口不一的兩岸政策,是台海安定重大變數,但民進黨並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在民主跑道道上平行競爭的夥伴。未來四年,台灣可能面臨憲政體制的重大變動,我們並不畏懼這樣的挑戰;相反地,我們將做好必要的準備,在歷史傳承、民主內涵、本土價值、文化認同、憲法精神與政治現實等所有領域上,與民進黨進行重要的辯論。我們將努力在理論與實踐上提供正面的價值,既不著眼於選票,也無關辯贏辯輸的問題,而是透過一場又一場高素質的辯論過程,建立台灣公共政策辯論的理性文化。英九相信,一個具備理性、法治、責任等素質的民主台灣是絕不可能閉塞自己的心靈,絕不可能把自己帶入險境的。  

 

兩岸民主的前提是和平

 

此外,我們也將以同一個標準來面對海峽兩岸關係,我們期待與大陸的朋友在歷史、現實等課題上進行對話,我們雙方雖存有歧見,但仍應共同促進兩岸的民主與和平。最近香港直選特首的提案被否決,使得中共原先對港人的承諾跳票,也使得原先就違反台灣人民意願的「一國兩制」,更失去了最後一點說服力。在此,英九要鄭重呼籲,大家對民主還是要有信心;同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請你們都不要支持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因為戰爭只會激發人性最醜陋的一面,招來見獵心喜的野心家,留下無法彌合的傷口;相反地,我們可以共同扭轉局面,各自進行長期的民主建設,讓後代子孫感念我們,而不是責備我們。

 

 

「六四」終將平反

 

最後,在「六四」十五週年的今天,英九堅信「六四」未來終將獲得平反,因為沒有一位當政者願意或者能夠背負血腥鎮壓的沈重包袱(十多年來,國民黨政府誠心平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案件與「美麗島事件」的努力,可供參考);相反地,為「六四」平反將成為重要權力的來源,因此只要權力生態具備,「六四」就有了平反的條件。然而這正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身為民主的象徵,「六四」絕對不能只是「權力的來源」,我們在確立人權價值的同時,也將與你們共同追求長治久安的民主文化。近年大陸有「和平崛起」的主張,英九以為「崛起」並不必然代表受人尊敬,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生命力來自於讓人欣賞喜歡,而不是讓人害怕厭惡。「和平民主」才將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成就,也才是兩岸趨同的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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