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4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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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初夏,豔陽下的台北城已經一片燥熱。

 

四月二十七日這天下午,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勤樸樓的禮堂內,八十張小黑板一一架起,等待一百五十六名考生分批接受「板書」檢定。

 

鈴聲響起,只見全場考生執起粉筆,掄起板擦,開始照著考題──一首五言律詩,又寫又擦的奮戰。十分鐘過去,卻還有人緊張得連這四十個字都沒抄寫完。

 

「老實說,這次辦理國語文會考和板書檢定,是被逼的,」主考官語文系主任馮永敏忙著四處巡場,一句句清脆的標準國語中,透著無奈,「現在家長學歷高,去看孩子上課,第一個就是挑老師的錯字,不然就是嫌老師字寫得醜,一下就打破他的權威。」

 

同一天下午,台北新店溪畔的世新大學後校門口,中文系同學擺了一個糖葫蘆小攤子,一支支由草莓、小番茄、芭樂串起,裹上晶瑩糖衣的糖葫蘆,分別象徵愛情、單戀與友誼,生意十分興隆。一位長髮女孩在教室門口接到一支草莓糖葫蘆,小卡片上的詩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映入眼簾,她臉上的笑靨,比糖葫蘆還甜。

 

「這個禮拜是學校的中文週,我們從禮拜一開始辦各項活動,至少讓中文變成學校的焦點,引起同學的興趣,進而形成風氣。」中文系系主任洪國樑說。

 

有鑑於大一學生的語文程度普遍低落,台中的東海大學中文系從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立「大一國文教學改進委員會」,打算縮小班級人數,以加強學生的寫作訓練。

 

儘管方法不同,這幾所學校的目的卻是一致——搶救中文。

 

 

 

現象 國文能力差,作文甚至連題目都不懂

 

「很多人說我們的孩子英文不好,我看他們中文更糟,可以說是江河日下!」擔任大學兼任教授的台北市長馬英九,皺著眉頭說了一個真人實事的笑話。「有一次考試,我要學生扮演內政部長,寫信給民眾。他竟然開頭就寫『親愛的某某』,最後簽完名還寫一個『欽此』,把自己當皇帝了!」

 

北師院語文教育系教授陳正治也有類似經驗。有一次他參與警察特考閱卷,作文試題「反省」,竟然有兩百多人大談「反對省政府」,「審題都審錯了!我們只好把這些笑話拿來調劑無趣的閱卷工作。」

 

往下延伸,似乎問題更嚴重。台中縣豐原高中就曾傳出學校段考時,許多班只有六、七名學生及格——這是過去不及格的人數。至於作文,不僅談不上「起承轉合」,連段落都不會分;考題要求作文字數不得少於六百字,學生寫兩百字就交卷,原因是「寫不下去」。「國文程度惡化問題值得重視,」該校國文老師一致認為。

 

「台北市實施國語文教育之現況分析」調查發現,竟然只有不到一半的老師認為,學生的閱讀能力在「良」以上。學習成果最好的是注音符號,超過八成在「良」以上,至於聆聽、識字寫字、說話方面,只有略微過半的老師認為達到「良」。

 

「這些都還是很粗略、主觀的調查;我們需要教育部集合語文、心理、教育各方面專家,趕緊將國文科學習能力指標、測驗工具發展出來,讓我們瞭解現在學生的國文能力,究竟弱化到什麼程度?」曾到大陸考察的馮永敏說,中共教育部、勞動部發展出多套類似全民英檢的漢語能力測驗,全國工作人口,包括教師都須通過考試。

 

台灣的客觀評量不可得,那麼分析大學入學考試國文成績,應可獲得「近似」客觀的結果。

 

擔任多屆大學測驗「國文科閱卷總召集」的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表示,過去只有五、六萬考生參加大學聯考時,他很容易挑到「標準卷」,也就是讓所有閱卷老師參考的A等卷;但是現在十二、三萬人應考,反而不容易再看到那樣令人驚喜的文章。

 

「當然偶爾還是有比以前好的,但情形越來越少。」何寄澎手抱前胸,慢條斯理的分析:以前二○%非常好,五○%中等。現在呢,很好的只有一成不到;語句都寫不完整的,增加到四○%左右;剩下來中等的,內容還算通順,但是毫無創意,欠缺自我思維、理性感性的表現,每篇內容看起來都一樣。

 

何寄澎說,他注意到前一陣子張忠謀在公開場合講到中文的重要,認為是台灣人才的競爭優勢。他感慨的跟學生說,「連張忠謀都知道中文的重要,但是張忠謀所不知道的是,台灣的中文已經沒有優勢了!」他苦笑著坦承,這樣說當然有點危言聳聽。正確地說,優勢還在,三十歲以上的文字工作者,他們的中文還是很好。「但是年輕人這樣的中文,還有什麼優勢?」

 

 

 

弔詭 全球都在學中文,台灣優勢變弱勢

 

台灣流行歌、連續劇等娛樂產業,之所以能在華人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所憑藉的,就是台灣人的中文能力——女作家瓊瑤以她細膩文雅的對白、迭宕曲折的情節,吸引了六億大陸人口觀看她的連續劇;台灣從一九七○年民歌時代培養出來的詞曲創作好手,二十年來,更讓台灣成為華人音樂的「研發中心」:王菲、孫燕姿、那英、李玟等香港、新加坡、大陸、美國的華人女歌手,都是在台灣「打造」成功,才紅回自己的出生地;阿妹、周杰倫台灣「土產」,更是紅遍全球華人市場。

 

從廣告、電影等文化創意產業來看,台灣的文字能力、文化內涵,也遠遠勝過其他華人地區。「大陸的電影譯名常常被台灣人當成笑話講,」暢銷作家吳淡如一次在她主持的廣播節目「好時光」中,舉了許多例子,像是大陸把電影「魔戒」(King of The Ring),譯成「指環王」;「梅崗城的故事」(Kill a Mochingbird),譯成「殺死一只知更鳥」。

 

如今在高科技、腦力服務業等領域,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中文能力也越發重要。張忠謀提出「中文優勢論」,日本經濟專家大前研一也認為,語文是台灣在中國大陸崛起時代,很重要的先天優勢。中國大陸快速擴張的製造業,非常缺乏專業的支援性服務。台灣則有語言上的優勢,又有製造業的底子,可以在教育訓練、環保顧問、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搶到黃金機會,這也是新加坡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

 

世界聞名的企管顧問公司麥肯錫,就為兩位大師的觀點作了最佳例證。其官方網站徵求人才的網頁上,註明:「在邀請求職者進行面試之前,我們可能會透過電話評估某些求職者的中文能力。每一位求職者都必須具備流利的中文能力(我們對「流利」的定義,是指除了讀寫能力之外,還能夠以中文主持業務會議)。」

 

美籍公關專員王磊智以頗為流利的國語解釋,麥肯錫台灣分公司的客戶除早期較多外商,絕大部分都是本土企業,有時台灣的顧問也要到大陸支援專案。「採訪、蒐集資料、跟各階層員工談問題、開會、寫報告,都要用到中文,所以中文的溝通能力很重要。我們的應徵者中,很多在台灣出生、美國長大的小留學生,公司希望他們加入之前,就具備很好的中文表達能力。」

 

「我們必須承認,二千三百萬的人口不可能構成多重要的國際舞台,但是大陸有十億人口,可以制定規格,我們只有跟隨的份。」大學時代擔任過詩社社長的台新金控財富管理事業群總經理林克孝指出,華文教育中,我們還是最接近大陸的,香港人不看封神榜、紅樓夢,但是台灣人可以跟大陸人談這些。如果我們好好發揮中文優勢,可以扮演國際「超級大班」的角色。

 

韓國人就非常明白這一點。韓國經濟學家認為,韓國靠美國市場成長的日子已經過去,要想開展第二春,非強化韓國人的中文不可。韓國第一學府漢城大學的中文系報考率,已超過英文系。目前韓國有四十萬人在學習中文。

 

更重要的指標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簽署總統令,批准中文和英文在道路標牌和政府公文中使用。這是自一九六八年韓國明令禁止使用了長達兩千年的中國文言文以來,首度對漢字正式解禁。評論者則認為,漢字如果持續在公開場合使用,最終會出現在所有的政府公文和社交場合中。

 

中文成為這個世紀的強勢語文,已經不是英國語言學家葛拉鐸說說而已了;《亞洲週刊》報導目前已有八十五國,近三千萬外國人在熱學中文。中、日、韓、越、星等五個使用漢字的亞洲國家,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合作制訂電腦漢字編碼的統一標準,使一份漢字文件在不同語文的作業環境下都可以打開,沒有亂碼。現在已經完成了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個漢字,實現了全球中文資訊「書同文」的夢想。

 

弔詭的是,中文如此重要,但在「最有主導資格」的台灣,卻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隱憂 閱讀能力下降,表達內容貧乏

 

客觀來看,影音時代「電視取代閱讀、電腦取代書寫」乃全球趨勢,台灣自不能置身於潮流外。在輔大教授「電腦網路與後現代文學」的陳徵蔚指出,人類的紀錄工具一直在演進,現在從手寫進入更貼近思考速度的敲鍵時代,「年輕人因此常寫錯字,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他認為,隨著影音紀錄、傳輸工具的發明與進步,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性會逐漸抬頭、與文字能力並駕齊驅。許多學者也認為,寫錯字還不算「大惡」;比較嚴重的是閱讀能力的下降,與表達內容的空洞。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徐國能認為,以前有很多不識字的文盲;現在則有很多受過教育,卻沒有閱讀能力的現代文盲。「許多先進國家為了重建國民的閱讀能力,『經典再閱讀』成為重要風潮;」他說,但是在台灣,教育部規定的課程綱要中,古典文學的比例卻逐漸下降。「你要去推中國經典再閱讀,馬上就會遇到很多政治上的反挫。」

 

中文閱讀力的下降,也間接影響到學生的數學力。台北補教界數學名師沈赫哲就曾表示,現在的中學生數學不好,其實是國文不好,連應用題所敘述的情境都看不懂,如何談計算。不只數學老師頭痛,生物老師也傷腦筋。受邀為新版教科書提出改善意見的生物老師,就有許多位表示「文字太深,現在的孩子看不懂」。十年教改,確實使台灣在本國語文教學上,遭到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的考驗。

 

有二十年教學經驗的中壢國中國文老師李威娜表示,現在小學課程以活動、學習單為主,孩子習慣以三言兩語打發作業,非常不利傳統語文教學。有些作業要求上網找資料,學生更是直接下載,連字都不必寫了。

 

 

 

危機 中文能力退步,將造成文化空洞化

 

教改之後,各級學校國文科的教學時數、課程分量也都大幅縮減,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我(代表大考中心)去跟高中老師開會時,聽到的全是抱怨,越是好的學校,國文科越不受重視,變成孤兒。」曾任台大、世新文學院院長的世新中文系教授黃啟方說。

 

小學的國語課從十年前的每週十堂課,變成每週五堂。馮永敏觀察,「時數減少,第一個犧牲的就是老師自己最不擅長的書法,和批改費時的作文。」作文,反映的是邏輯思考能力。如今作文能力下降的後遺症已逐漸顯現,孩子多跳躍性思考,無法條理分明地陳述事實、闡述問題。以後,怎麼在職場上推銷自己的策略?

 

時代價值觀改變,台灣急於與世界接軌,一般家長也只能順勢而為。國語日報作文班以前是家長的最愛,學生上課人數經常超額。國語日報董事長林良記得,十幾年前家長為了替孩子報名,排隊隊伍經常在大樓外繞圈子。如今,美語補習班已經成為許多家長的第一選擇,連課後學習加起來,台灣學童學英文的時間已經超過中文。

 

長年關心人文教育的師大美術系教授何懷碩痛陳:為何母語文重要?因為語文就是思想,一個民族處事做人的觀點、看待自然與生命的基本態度,都蘊含在語文裡。母語文沒有建立好,將使自己的文化空洞化,未來整個世代素質下降。「競爭力不是減低,而且是喪失。」他說,文化殖民地不可能有獨特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只好成為強勢文化支配下的「奴工」。

 

「政治是一時的,語文才是永久的,」何懷碩強調,「台灣就算要獨立,也絕不能放棄中文。」他認為,中文上接五千年典章智慧,橫連全球十幾億人口,再透過翻譯,不斷加入全球新的語彙、觀念,成為包容量無限的優勢語文,這是任何一種方言無法比擬、取代的。

 

「其實中國的經史子集,換成現代語彙,就是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高雄醫學大學國文助理教授李玲珠指出,要加強人文素養,捨中國古典文學而何求?

 

為了提倡中文,得過多項文學獎的徐國能在中國時報開了「中文正紅」專欄,但他感覺,看的還是少數原本就關心中文的人。中文,並沒有從海外紅回台灣。莫非當代台灣,中文真如「花鈿委地」?如「一枝向上天借來的彩筆,疲倦了,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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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特質,它不借重故事、情節。一般而言,它也不去虛構什麼。它更不在乎押韻造成的「音樂性加分」。它在大多數狀況下無法入歌。它和讀者素面相見,卻足感人。它憑藉的不是招數,而是內功……

 

 

 

一、楔子

 

有人要我說一說我的散文觀。

 

「你出過的散文集超過十冊了吧?應該很有資格發表點意見了。」

 

「可是,我自己並不這麼想!」

 

「咦?為什麼,裝謙虛嗎?」

 

「不,不,這跟謙不謙虛無關,我說個譬喻你聽:這就如同,有的女人能生,生了十幾二十胎(紀錄上還有更多的),但這女人其實你要她站上台來講述胚胎、卵子、精子、子宮……她卻一概不知!」

 

「但是,寫散文這件事不好拿生孩子來比,我想,寫散文總會多一些專業性吧!」

 

「也許,但有一點,這兩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鄭愁予詩裡說的:『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生孩子,是因為非生不可,胎死腹中是很嚴重的。寫文章也是非寫不可,不寫,地都會裂、山都會爆。你想,人在這種時候,哪裡會有什麼理論和觀點可言,只是『忍不住』而已。」

 

「不過,不過,你隨便說兩句不行嗎,例如感言什麼的?」

 

「有人生了孩子還要發表『生兒演說』的嗎?生小孩很累!生完了就該休息了吧!」

 

「唉,不過要你表示表示意見,沒什麼大不了啦!反正一百個一千個人裡面未必有一個人聽你,你就當自言自語好玩嘛!又不是什麼『一言而為天下法』。」

 

「咦!這句話還有點道理,我姑且隨便聊聊。」

 

 

 

二、「喔,你是寫散文的。」

 

「哇!你是寫劇本的!」

 

偶然,在國內或國外,我會碰上一些異國人士,有時我必須自我介紹,有時是朋友替我介紹。這對手,十之八九,以後是看不到的了,這不過是一面之雅,又不是什麼義結金蘭,犯不著好好交代身家,所以多半隨便說一句:「How do you do」也就算了。

 

不過也有人會多問幾句的。或許受朋友瞎捧所蠱,便不免興致高昂。一般而言,如果朋友說我是「林太太」,就沒人有興趣再多問什麼了。如果說是「教授」,人家也只禮貌地致敬一下。朋友如果說「名作家」,那老外就不免有幾分興趣,接下來的問題便是:

 

「請問,你寫什麼?」

 

我多半的回答是:「哦,我寫散文。」

 

這種答案有點令他們失望,當然,他也不方便表現出來,只好草草敷衍我一下,就走開了,頂多加一句:「喔──你是寫散文的。」

 

我也偶然興起,想做個實驗,便說:「I am a playwriter.」(「我是寫劇本的。」)

 

這下可不得了,對方立刻雙眼放光,人也幾乎要彈跳起來:「哇!哇!哇!你是寫劇本的呀!」

 

唉,有些事,讀書是讀不出來的,如果有一本書來告訴我:「西方文學,重劇本而輕散文。」我讀了也不覺什麼。

 

但當面看到人家對我的兩種面目,不免感慨良多。

 

我常常心裡暗笑:「欸!欸!你這老外真不曉事,寫劇本是小技耳,寫散文才是真正的大業咧!」

 

在台灣,如果問出版商,什麼書最有銷路,你得到的答案一般是:「散文最有銷路!」(雖然小說和詩偶然也暢銷)

 

看來,老外喜歡那些故事和情節。但老中所喜歡的散文卻沒有那些花稍。老中為什麼要喜歡散文?這恐怕是說來話長的話題了。

 

 

 

三、三個譬喻

 

至於散文和它另一個近親「詩歌」之間怎麼分?有人打譬喻,說:

 

詩如酒,散文如水。

 

詩如舞,散文如行路。

 

詩如唱歌,散文如說話。

 

如果跟著這個比喻想下去,詩好像比散文「專業」,或者說,「高尚」。

 

但是我並不這麼想。

 

好酒我喝過,好水卻不常喝到,我唯一牢記且懷念的水是有一次去走加拿大班芙國家公園,去到一個叫哥倫比亞大冰原的地方,我帶著個小瓶子,在融冰中舀了一點水,喝下去,甘冽冰清,令人忍不住想對天「謝水」(基督徒有「謝飯」之禮儀),原來水是這麼好喝的。至於我日常喝的,其實都只是「維生所需」而已。

 

至於舞蹈,我也大致知道一些這城市中的優秀舞蹈家。至於誰行路如玉樹臨風,好像我反而想不起來。印象裡行走得高貴的人好像只有二個明星,男的是史都華格蘭傑,女的是凱塞琳赫本,此二人有帝后風儀。至於奧黛麗赫本也不錯,但只像公主而已。

 

至於說話和唱歌,我倒都聽過好的。不過,說得好的,還是比唱得好的為少。

 

以上三例,剛好說明散文其實是「易學難工」的,好水比好酒難求,「善於美姿走路的」比「善舞者」難求,「善說話的人」比「善歌者」難求。

 

從那三個比喻可以看出散文的特質,它不借重故事、情節。一般而言,它也不去虛構什麼。它更不在乎押韻造成的「音樂性加分」。它在大多數狀況下無法入歌。它和讀者素面相見,卻足感人。它憑藉的不是招數,而是內功。

 

 

 

四、內功?內功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

 

李白寫〈春夜宴桃李園序〉,一開頭的句子便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李白寫的絕不是「記述文」,他的企圖也絕不是記錄某一次宴會的盛況而已。他是把一生累積的見識,來寫這一小篇文章,這叫內功。

 

王禹偁寫〈黃崗竹樓記〉,其中有些句子形容竹樓之雅,可算得很唯美的句子,如:「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但最最令人心疼的句子卻是在行家告訴他竹樓的壽命一般不過十年,如果做加工處理,可至二十年,然而,他拒絕了,他在歷數自己宦途流離的記錄之後加上一句:「……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

 

這一句,把整篇文章提到不一樣的高度,借王國維的話,這叫「感慨遂深」。當然,你也可以叫它為「內功」。

 

如果要歸納一下,容我這樣說吧:散文是一種老中特別喜歡寫、喜歡讀的文類。散文可以淺,淺得像談話。可以深,深得像駢文。但都直話直說,直抒胸臆!是一種透明的文體。

 

讀者在閱讀散文時,希望讀到的東西如下:

 

A.希望讀到好的文筆,好的修辭。

 

B.希望讀到對人生的觀察和體悟。

 

C.希望隱隱如對作者,但並不像日本人愛讀「私小說」那樣,因此散文讀者想知道的是作者的生活、見識和心境,「私小說」的讀者想知道的多半是作者的隱私,特別是性的隱私。

 

D.希望收穫到「感性的感動」也希望讀到「知性的深度」。

 

E.一般人購買散文,是因為他們相信,不久以後,他們會再讀它一次。很少有人會「再一次讀看過的小說」,可是有很多人「一再讀他看過的散文」。

 

在古代文學史裡有兩位(其實當然不止此數)文人,其一是詩人,另一位是詞人,這兩個人都曾因為寫散文寫得太好,害得他們的某首詩詞竟然失了色。

 

其一是陶淵明,有一次,他本來是要寫桃花源詩的,但不得不先把去桃花源的漁人的航船日誌公布一下。不過,因為這篇用散文體寫成的序太精彩了,結果大家都去唸「晉太元中,武陵人……」,至於「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有誰知道呢?

 

其二是姜白石,他自度了一闋詞叫〈揚州慢〉。不過,同樣地,他也必須說明一下,他眼中的揚州如何在一番戰火之餘成衰敗零落。那篇插在詞前的小序寫得太好,結果有人認為「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比詞更耐讀,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這兩個例子,其實都說明散文的勝利。沒有故事的華服,沒有韻律的化粧,散文素著一張臉,兀自美麗。借王國維的話是「粗服亂頭不掩國色」。

 

 

 

五、二分之一的擎天柱

 

在西方,散文是三大文體(戲劇、小說、詩歌)之外的小附庸。在中文世界,散文是二分之一的擎天柱。(我們分文章為「散文」、「韻文」兩類)

 

  我喜歡散文(雖然也喜歡其他三類),我喜歡我在此行列中執勤,我喜歡這是一個老外看不出好處的文類,我喜歡和我「同文」的人來分享它的深雅和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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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批考卷時,發現缺了一名學生的,立刻打電話給學生,可是她說真的有交考卷。放下電話,我仍遍尋不著,於是通知她暑假補考…最後,我登門謝罪。

 

 

這天,主任突然站在門口對我說:「李老師,請問您點名了沒有?」一見主任第一節打完鐘就來巡堂,幾分訝異下,尷尬地望了台下一眼說:「對不起,還沒有。」我立即暫停上課,依規定點名。

 

 

主任離開後,台下一名學生說:「老師,您剛才就說點過名了不就得了。」望著他慧黠的雙眸,我的眼光掃向所有在座的補校學生說:「你反應真快,以後找機會跟你學。不過,我怎敢公然在你們面前說慌?」接著,我說了兩段故事,台下睜著眼聽得似懂非懂。

 

 

 

 

電話通知補考
它大剌剌躺在桌下

 

 

其中一段故事,是我當國中導師時所發生的,當時正準備期末考後帶學生去畢旅,不過,就在出發前一晚,在家批卷時,發現缺了一名學生的試卷。我怕事後忘了通知學生補考,又怕她暑假出國,於是當晚立刻打電話給學生。可是,她的答覆是:「老師,我真的有交考卷。」

 

 

放下電話,把整個桌子幾乎都翻遍了,仍遍尋不著;再摸黑回學校東翻西找,還是找不到,於是,再打電話通知她暑假補考。

 

 

隔天清早六點多,重回學校找卷子。這回,每抽屜、箱子和空間都澈底掃描,一遍又一遍,終於在桌下掃出一張紙張,趕緊望它一眼,上頭大剌剌的三個字,正是那名學生的名字!驚喜之餘,卻也為之發楞

 

 

 

 

她哭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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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拜讀了龍應台女士的大作「超越台灣主義」(五月七日人間副刊),真是感觸良多。最深的感觸是,誤解比了解多得很多。我很感激「人間」願意提供版面,允容像我這樣的意見,可以在這個溝通平台上,與每個不一樣的思維與心靈交流。也許激起不同的看法與反應,但是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出發點,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深愛我們的國家與土地──無論你是支持藍或綠。也是基於這一點,我深深感謝龍應台女士的賜教。但是,因為龍女士對本人的文章「創造文化想像」,或者本土論述的誤解很多,容我進一步說明,就教龍女士與讀者。

 

的確,誠如龍女士所言,錯綜的歷史與複雜的情感,很難以簡單的公式定之。過於理性的論述,也同樣無法處理人們非理性或纖細情感的一面。如果從比較人性與生活的面向走入,或許才能看清,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想像中的差距,只是存在於想像,抑或是事實;想像中的差距,在文字與心靈的碰撞過程中,會更巨大還是更縮短,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想很想與你對話。

 

其實,我並不是民進黨人。我的文化論述只代表我自己,或者部分與我有同樣想法的人,並不代表民進黨。我不同意你將我的論述當作是民進黨的文化論述。不過你文中對於「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的反駁論述方式,實在過於簡化,讓我覺得有受傷的感覺,所以必須再次說清楚。

 

 

 

中國文化烙印年輕歲月

 

歷史不是死的東西。我們經歷其中,生活其中。每個歷史年代,每個時代氛圍,都曾經佔據或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生命。回頭看剛剛走過的二十世紀,尤其是後半個世紀,對我們而言,那不只是歷史,那可是我們的青春歲月,是我們的悲歡年華,是我們無法抹去的記憶啊。

 

作為一個長期受國民黨黨化教育薰陶長大的人,作為一個曾經聽到「龍的傳人」歌曲都會掉眼淚的人,作為一個讀到余光中的詩句「究竟你從哪一個朝代走來」都會深深動容的人,龍女士也許可以了解,中國文化想像,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影響有多深。這些,都是我年輕時代的烙印。我依然記得,聽到那首歌與讀到那些詩句時,空氣中的味道,以及當時心情的波動;我也依然記得,當我們國家宣布退出聯合國時,我激動的在校園裡東奔西走,找尋每一個可能的音訊與消息。

 

如今,這些東西會因為我的台灣意識的成長而一筆勾銷嗎?當然不可能。那些曾經觸動我心靈的養分,也是形成現在的我的因子,我怎能就此抹去?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只是,就只是生命走到了某一天,二十六歲的某一天,我決定要把心中「夢幻的中國」輕輕的放下,開始一步一腳印的去接觸和了解,腳下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這個決定,也因此影響了我後二十年的人生。

 

然而,我並不是從事政治運動而開始改變想法的。二十六歲那年,我在朋友的帶領與鼓勵下,開始攀走台灣的高山與山地部落。走得愈多了解愈深,我的心裡愈虛弱。我不能原諒自己,對於腳下土地與山水幾近無知的知識;我不能原諒自己,傷懷中國文化卻對原住民文化和他們生活困境的漠視。

 

我並不想談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只是想藉著自己的故事告訴龍女士,我們應該屬於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走過相同的黨化教育與時代背景,只是因為個人因緣際會的不同,我走進了黨外運動甚至後來的民主運動。這些機遇,使我比較有機會接近與了解民進黨的人士與其思維。

 

 

 

台灣意識不等於排斥中國文化

 

大部分的民進黨人士,確實比較有批判性與反省能力。只不過,在與國民黨的權力糾葛與政治鬥爭過程中,他們絕大多數的才華與精力,都耗費在政治權力的較勁和國家體制的辯證、建構上,使得他們對於文化議題的關注與論述,顯得比較貧瘠與空泛。簡單式的政治口號,往往容易操作與動員,但是口號的後遺症和後作用力,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傷。當然,更無法處理潛藏於人民內在的複雜情感與不安。我想,這是民進黨政府以後應該去努力的部分。

 

不過,我所認識大多數有濃烈台灣意識與本土情感的人(比較有反省意識者),是沒有省籍情結或者強烈排斥中國文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或排斥,其實是因人而異。如果,文化代表的是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其實在台灣,中國文化已經深深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肌理之中,成為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以我的夫婿辜寬敏為例,在家裡,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是國語閩南語並用。書房裡他的藏書,又以中國古典漢書(日文著作)居多,對於中國古典的掌握,他也遠遠超過我。曾經陪伴他多年的床頭書,也是他最喜歡的著作,就是「老莊思想」。此外,無論走到世界各地海角天涯,旅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汲汲尋找中國料理店。當有機會我在海外的國際宴會場合上,代表國家穿上旗袍時,外子與我都認為,旗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服。外子強烈的台獨思想,並不影響他對於中國文化中比較美好部分的了解、認知與欣賞。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實況。

 

我想我們比較在乎的是,在建構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非常擔憂國家認同的錯亂、擔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錯綜糾葛、擔憂公民認同與血緣認同的混淆,最終會影響我們的人民,對於國家主權定位的判斷與認知;尤其,對岸的中共政權又對我們國家懷有領土的野心。這些不安,同樣會讓我們感覺,國家認同的異中求同與整合共識,已經有燃眉之急。

 

但是,我也深深了解,島內仍然有許多人,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複雜情感,並不能輕易的一刀兩斷。有些人是生長於中國大陸,有些人則深受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這些日積月累的纖細情感,已經進入到生活層次與文化紋理中,絕對無法以割腕斷臂的方式絕決處理。

 

 

 

本土化並不是去中國化

 

○○○年五月初,我與外子隨訪問團前往華盛頓。抵達當晚,有三百多位的台僑設宴款待我們一行人。晚宴進行期間,我偷偷觀察在座的每位僑胞,他們張大熱切的雙眼,仔細聆聽訪問團成員所帶來故鄉台灣的消息。凝望那一張張熱情的臉龐,我深受感動,可是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心裡悄悄升起。回到旅館後,我才告訴外子內心的感觸。我說:「當我看到這些台美人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可是心中所思所念的,依舊是故鄉台灣的一切,這讓我想起在台灣的第一代外省人。將心比心,我們應該要更體諒和了解,他們對於故鄉中國的懷念與情感。」外子點點頭深表同感。

 

許多民進黨友人,在建構台灣成為主權國家的過程中,的確有太多的政治論述、太少的文化關懷與思索。使得許多政治改革工程的推動,被簡化或誤認為是連根拔除的去文化工程。所謂「去中國化」就是一個被過度簡化誤用的例子。

 

我想,「去中國化」是政治人物所使用的簡化語言(無論正反雙方),那是搶奪政治資源和版圖時,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辭彙。中國文化,已經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恆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連根拔起的。我也不認為,所謂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本意就是「去中國化」;更精確的說,應該是讓台灣「正常化」。

 

 

 

核心價值是永遠的追求

 

對於龍女士將我的文化論述,以簡單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感情=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來理解,我覺得非常遺憾。龍女士一向痛恨別人以簡單的口號來壓迫或曲解你,可是,你不也正在使用同樣簡單的公式與邏輯思考來曲解別人嗎?

 

檢驗一個人是否「民主或反民主」,不能以血緣、文化來界定,我想,這是民主的ABC,也是基本文化素養;我也不認為,「愛台灣」可以量化為政治正確的度量計或電擊棒。對於過於簡化使用的「政治語言」,我同樣深惡痛絕。

 

至於龍女士所擔憂,「如果台灣主體性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對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治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是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我想,這是對追求台灣主體性的人的嚴重誤解。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面對選後總統府前的抗爭行動,另外一半的綠營支持者,選擇克制情緒壓抑情感,自始至終絕不走上街頭。這難道不是因為這些人珍惜疼愛台灣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以壓抑自己人性中的忿怒不平,來捍衛這些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

 

波蘭裔籍的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曾說:「沒有共同體的自由,是瘋狂;沒有自由的共同體,是奴隸。」對於雲遊四海、世界為家的高級知識分子而言,並不一定需要國家認同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一般常民百姓,他們是需要熟悉的空間或國家共同體,讓他們可以擁有安身立命的棲所。然而,在形塑共同體的過程中,的確要容許更大的想像自由,包括找尋與確立核心價值的想像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更廣泛的共同體的。

 

 

 

往牆上敲出第一擊

 

至於,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壯大,其實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愈民主化的國家,一定會愈在地化與本土化。社區意識與公民意識的逐步抬頭,會促使在地人開始重視與建構自己的在地文化,當然就會進一步牽動本土意識的強化。現在,我們全國各個執政縣市,拚命在創造自己在地的文化特色,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當龍女士指責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具壓迫性時,你可曾記得,五十年來國語與中國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強勢與優越?你可曾記得,我們小時候因為說台語或客語而被罰錢的受挫經驗?你可曾記得,大學時代操南部口音講一口台灣國語的男生,如何受到女生的鄙視與看輕?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我們的成長烙印與記憶。為什麼台灣意識的強化,就一定會成為「福佬沙文主義」與壓迫中國文化?五十多年強勢的中國文化在台灣,難道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過度簡化的語言或邏輯推論,可能會對他人造成誤解或傷害。我想,這是我們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該深深警惕的。

 

福佬族群或客家、原住民族群,對於本身文化語言的長期失落,以及近幾年來的重拾信心,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尋覓、煎熬與等待,其間的心酸、驚恐與掙扎,實在難以言喻。如果龍女士不能以平等心與同理心去了解和體會,也許會讓我錯以為,龍女士所擔心失去的,恐怕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希望,這只是我的誤解。

 

所有的誤解,都起因於不了解。所有的偏見,也可能因為築起了高高的心牆,不進入別人、也不容許別人進入。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曾說:「恐懼是一道牆,沉默也是一道牆。可是當我們往牆上敲出第一擊,一切將有所不同。一旦牆被貫穿,他的陰影就不再那麼可怕了。」溝通與交流,是往牆上敲下的第一擊。我也深信,一旦牆被貫穿,一切將有所不同。

 

誤解,也可以是了解的開始。文化想像也許有誤差。想超越偏見與誤解,是寫這篇文章的想像緣起。一切的起心動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只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無論你支持藍或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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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為台灣民主辯護」在華文世界引起前所未見的巨大迴響。在中國大陸,網路讀者一片激昂的罵聲,指控龍應台是「中華民族叛徒」;許多知識分子則紛紛著文為「辯護」辯護。在台灣,最多的還是表達知音的感動,但是也有人認為龍應台是「台灣民族叛徒」。「中華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在這裡一頭撞上。這一篇,是我針對台灣文化之爭的最後一篇,此後暫不再就此發言。作為一個自認為誠實的知識分子,言所應言,但是言責也有盡時。該說的話,都說了;長夜漫漫,文明的燭光,閃爍難辨。

 

養豬戶的女兒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簡單的公式簡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書長王美女士用「兩種文化想像」來解釋台灣目前的社會分裂來由(「人間」副刊幾月幾日):一種是「蔣氏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灣之所以發展出民主,就是由後面「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體想像,與長期黨外政治運動相結合,而迸發出推動台灣向前邁進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礙這種能量向前邁進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蔣家政權官方」操弄所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想像共同體」。

 

    既然民主的障礙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想像」,作者認為,「要消除台灣內部盤根錯節的族群問題,以及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並且盡一切努力去創造何謂『台灣人』(當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像。」

 

    這是一個線條分明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這條方程式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會」了。這幾乎就是近數年來民進黨執政的思維主軸。再度獲得執政權,民進黨人已經提出要以文化論述來「形塑」台灣文化,這個公式因此值得我們探討。

 

    公式總是有幾分道裡的,但是容易失之簡單,套在錯綜的歷史和複雜的情感上,就會簡化了真相。譬如說,所有對中華文化或民族有所認同的,都是國民黨愚民的結果嗎?不見得。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幾百年期間,漢文私塾和詩社就很發達,異族統治時,「中華民族」情緒更是一觸即發。讀一讀熱愛台灣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據時代的詩吧:「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流過幾千年在我的血液裡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喊叫/還我們祖國呀!」或者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家國興亡有遺恨/子孫不肖負前功。」

 

    很多人,或許在歷史的演變中拋棄了這種認同,但是也有許多人保留了這種認同,可能由於「蔣氏政權」的洗腦,但也可能由於他喜歡唐詩宋詞,因為他嚮往大山大水,因為他對傳統戲曲情有獨鍾。就好像今天對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見得都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腦一樣,文化情感是極其複雜的東西。那麼不管什麼原因保留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違背「台灣主體性」,被排除在台灣的烏托邦之外呢?茄鄉的漁民、老兵、原住民、大陳婆婆、鄉下警察,因為歷史經驗不同,心中的「文化想像」可能有層層紋路齒牙交錯,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權利做自己的堅持呢?誰又有資格去規定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想像?

 

    共識,是要有的,但是共識的達成,是經過自然而平等的溝通交流,還是由現在新的政權「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地長期形塑台灣的民族想像」?

 

將畫布弄乾淨

 

    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曾經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圖的話,他說,想要建造國家、改造人民的激進主義者「將城邦與人民的性格當作畫布」,掌權後「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將畫布弄乾淨。」什麼叫「將畫布弄乾淨」?就是「根除各種現存的制度與傳統」,必要時,「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進行『清除』」,激進主義的結果,巴柏說,通常是生靈塗炭。

 

   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說的話,預告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實驗的慘烈悲劇。烏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理想的激情,使得他們容易為自己的信仰赴湯蹈火,也嚴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時因為深信烏托邦目的的絕對崇高,所以採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換句話說,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對手段的懷疑。

 

    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在「畫布」上不符合這種「文化想像」的,要徹底清除,印上「正確」的符號。而「正確」與否,由黨的「文化論述」來定。

 

    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台灣人」變成圖騰崇拜

 

    王美的文章說,「如果『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我們必須重新形什麼是『台灣人』?有關『台灣人』的文化想像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的精神象徵與文化傳承?唯有我們讓這股形塑『台灣人』的文化力量,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政治力最後才會靠攏過來。」

 

    使我沈思的是,「台灣人」三個字本身有任何意義嗎?「台灣人」比「毛利人」、「菲律賓人」、「日本人」多一點什麼天賦異嗎?為什麼說「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為什麼不說「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或甚至說「對世界第一高樓的迷戀」,而是──「台灣人」?「台灣人」難道已經成為圖騰,成為價值符號?

 

    處理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對他的國家做過同樣的提問:「我經常在想,是什麼讓美國這塊土地顯得特別?」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林肯曾經說過,判斷一個人蘊含的美國成分多寡,不是憑他的家譜,而是看他對美國的理念所信奉的程度我們不是單一種族,不屬單一血統,不講單一語言。憑藉著對民主政體、宗教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讓每個人選擇支配金錢之自由經濟體系的堅定信念,將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由於對生命和法制的尊重,讓我們成為美國人。」

 

    在民進黨的文化意識裡,判斷一個人蘊含的「台灣成分」多寡,卻恰恰是看「家譜」、看「土地情感」、看愛不愛「台灣」,而不是看愛不愛「公平正義」、愛不愛「法治人權」。「愛台灣」曾經是奪取政權的手段──作為口號,它有號召力,因為它有正當性:面對國民黨長期的而且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的大中國意識形態,突出台灣主體性是歷史的必要,情感之所趨。但是「愛台灣」從口號變成命令,從命令變成國家標準,有如竄出了實驗室的科學怪物,開始吞噬它所碰觸的一切。一個為矯正國民黨的偏頗而用的手段,變成了終極目的本體。而目的又被賦予道德崇高性,去合理化卑下的手段,譬如指控不同意見者為「賣台」。

 

    「愛台灣」成了掌權者的道德電擊棒。

 

核心價值在哪裡?

 

    如果在「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之中,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制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被視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如果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霸道,我們所使用的是一樣狗血噴頭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的優越性何在?如果在宣揚「台灣優先」的同時,外籍勞工被虐待、大陸新娘被歧視,前線情治人員被背棄,政治不「正確」者被排擠,這個「台灣優先」能被我們的良知接受嗎?如果統一無法保障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反而使這些價值屈服在所謂「國家的利益」之下,那麼統一為我們所不願,但是,如果因為台灣獨立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而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誠信、正義、公平、寬容等等原則必須被犧牲,那麼台灣獨立又是為了什麼?它難道不是一場自己背叛自己的偉大?

 

    「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定義如果是狹隘閉塞、黨同伐異的,那麼我一定是一個異議者。如果台灣的國家,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民主國,變成一個壓迫性格的「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政體,那麼我就是一個誓死的反對者、叛國者,因為我相信,不容許自由心靈存在的國家,就不配讓我愛,不管它的名字是「台灣」還是「中國」,不管它有幾斤幾兩的「土地情感」。

 

    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急速地從挑戰權威轉向為鞏固權力服務,把文化內部所有的壓迫簡單而廉價地解釋為族群壓迫、「外來政權」壓迫,敵我之分,從來不去審視、不去面對自己的信仰滋長出來的壓迫的本質。不敢誠實面對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實和挑動「族群對立」都是以假治假。現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權,民進黨中的諤諤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復心靈自由,找回當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於人民,在撲天蓋地、國家欽定的「台灣主義」狂熱中,冷靜深比什麼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價值,讓我們用核心價值去批判台灣、去檢驗所有神聖的謊言吧。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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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富雄公開舉行記者會,要求黨中央通過正式提案,今後不得以「族群」「本土」「愛台灣」等議題做為選舉主軸訴求。唯有這麼做,才能「彌補民進黨過去操作族群議題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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