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4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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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她說,在亂背後,台灣人正在尋找真實的自己,正在建立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

 

   看後,心都酸了。那香港人呢?香港應該是什麼?香港人那真實的自己在那裡?

 

   我從來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在何方。四十多年了,我對「身分」依然感到困惑。

 

 

 

美國綠卡

 

   我在香港出生,少時拿的是英國海外公民護照。這小黑本的封面與一般英國護照無異,但卻只能讓我成為英國二等公民,沒有自由進入英國國境的權利。

 

   我在香港成長,可是,我的家人卻常常提醒我,香港,不是長住的地方。

 

   在七年代中期,美國的親戚積極的為我們一家辦移民手續。在十三歲那年,我發現口袋裡多了一張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綠卡」。拿著這卡,每年假的例行公事,是飛去美國報到。

 

   不要搞錯,那不是遊山玩水。入美國境前後,母親總是心情忐忑:如被移民官發現我們根本沒有在美國居住,綠卡被收回,那如何是好?

 

   於是,入美國境成了迂迴的旅程。我們會先飛到溫哥華,再開車到西雅圖,那時的美加邊境很寬鬆,隨便看看證件就放行。母親這幼稚的一招,竟多次奏效,暪天過海。

 

   讀大學那幾年,是真正住在美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拿著綠卡入境,感覺上身分終於比較「對口」,對這張卡,也有了交代。

 

   八四年,決定回港工作,也順便告訴母親,我要放棄綠卡了。每年到美國起碼兩次,太累,又整天提心吊膽,值不值?

 

 

 

葡國護照

 

   苦心的母親再次為我的「身分」擔憂,運用她的母性智慧,想起了自己戰時在澳門出生,於是奔跑港澳之間,一年半載後,拿回「葡籍」身分,好為她的子女申請做葡國人。

 

   一天,我走進美國領事館,自豪的把綠卡還給了他們,結束了十多年的美國永久居民身分。

 

   與此同時,我口袋裡多了一本葡萄牙護照。那年葡國剛加入歐盟,我拿著這個新的身分,在歐洲自由穿梭,通行無阻,相當寫意。九零年夏天,我到了里斯本機場,隨著人潮排在「本國人」的隊伍裡。輪到我了,入境官員看我一眼,再看看我的護照,嘰哩咕嚕講了一堆葡文,任憑我想像力無限,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香港特區護照

 

   我抱歉的用英文說:我的家人來自澳門。講完後,羞愧得臉紅耳熱,好像這本護照根本不屬於我,只是像異形般,不知怎的竄進了我的身體,成為「我」的部份。

 

   九七回歸。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民選議員不能擁有其他國籍或居留權。我在九八年決定參與立會選舉,匆忙的把所有與「外國」有關的身分都扔掉。

 

   放棄了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拿回一本香港特區護照,心裡竟覺得很舒泰,很踏實。那感覺是奇特的,好像是有那個地方終於認同我了,而我也愛這地方,你情我願,理所當然,不是被人莫名其妙的強加於身上。

 

   是我把身分浪漫化?為身分問題想那麼多,是自尋煩惱?身分,只是政治性的劃分而已。若人的心中沒有界限,就沒需要劃清。

 

   對,在一片沒有界線的土地上,身分不是議題,身分甚至不會存在。

 

   可是,現實歸現實。我相信,與我一樣被身分問題糾纏的香港人多的是。

 

 

 

究竟我們是誰?

 

   少時,常識科教我們認識香港,可是只停留在冷冰冰的政府架構層面,沒有心靈的悸動。身分的認知和探討更是忌諱,學校不願提,我們也想不起要問。

 

   當年的中學中史科,每年念幾個朝代,到了中五,剛巧讀完清朝,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課程結束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校不教,也不需要考試。

 

   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來說,那是很大的一片空白。太多的白,就是無知、愚昧、狂妄,慢慢就變成囂張的井底之蛙。

 

   傳媒也明白,那一片空白無論如何都不能碰。於是,電視就趁勢為我們提供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無厘頭」節目,讓我們消磨時間,用感官刺激麻醉自己,不用動腦筋多想。

 

   中國在旁邊,我們卻不理解她。

 

   今天,二○○四年,我會說,我是「中國香港人」。可是,我仍未深入認識中國,那我如何做一個「中國香港人」?

 

   鄧小平曾說,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可是,回歸七年,「生活方式」這四字被矮化,只被狹義的解讀為資本主義的風花雪月:馬照跑,舞照跳,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我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還有那些?

 

 

 

公民社會路更遠了

 

   這裡的財團老闆常恐嚇民主派:香港再亂,我們撤資,移民,到時你們不要叫我們回來。這心態確實很普遍。有一天,若香港再住不下去,有能力的人都已替自己買了雙重、三重保險。

 

   香港只是個過渡的機會平台,不是他們的至愛。

 

   當然,每個人對「身分」的體會有所不同。習慣了逃避的會說,管我是誰,總之我有錢,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吃喝玩樂就行。

 

   那你要公義嗎?你要自由、民主、法治嗎?這些是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捍衛這些,我們願意付出多少?

 

   龍應台說,「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

 

   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身分的困惑。「一國兩制」畢竟是個過渡性的概念,有一天,我們的「身分」又要面對改變。

 

   亦因如此,在下一次的大變之前,我們不願多想,默默接受這「兩頭不到岸」的狀態,甚至自嘲的玩弄身分的曖昧。

 

   若香港永遠是個「在過渡中」的城市,怎樣建立共同核心價值?

 

   這麼說,香港民主必經之路的起點,仍離我們很遠。公民社會,就更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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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第一次見到久仰的「龍旋風」。在老成都一個破落的茶園中談到台灣大選,龍應台說她決不可能接受、也認為沒有台灣人願意接受大陸共產黨體制的統治。我說我更加不願意。說的時候,我們坐的老竹椅開始吱吱嘎嘎發出聲音。接下來快一個月,台灣這張竹椅發出的搖晃聲更是驚天動地,連我一些研究憲政的學界朋友都擔憂台灣會大亂,甚至台海一戰都可能難以規避。這個擔憂看來已經過去,但華人世界對台灣民主引發的爭論,特別在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一文現世後,吱吱嘎嘎的聲音卻越發鬧熱了。尤其在大陸,一面是學界普遍給予台灣民主「民化」的評價,一面卻是民間輿論異常「民化」的炮轟龍應台。

 

   這個吊使我必須補充龍應台的一個觀點。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的威脅和異化作用有兩個,一個是她文中指出的共產黨極權政治。有人說大陸已經算「開明專制」,這說法並不矛盾。因為開明是市場領域的開明,專制是政治領域的專制。我們沒說大陸是極權經濟,但大陸的確就是極權政治。瞭解大陸黨治模式走向的人知道,大陸最近兩年、長一點講是從九九九年開始,極權政治絕不是越來越,而是愈演愈烈。什麼是哈維爾講的「後極權」,「後極權」是說極權體制的效果越來越差,不是說它越來越開明。因為能力和欲望是兩回事。

 

 

 

共黨不放棄沒落國家邏輯

 

   另一點是龍應台沒提及的,就是大陸同樣日益高漲的民主義。台灣民主迄今為止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已經不可逆的奠定了台灣人嶄新的「政體認同」。全球化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上導致了一個「後民族國家」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國家認同從「文化認同」逐步轉向「政體認同」。國家首先是政體之下的國家,不是文化之下的國家。同種的文化和歷史糾葛,就一定要求同一國家,這種原先振振有辭的國家邏輯開始變得脆弱和不講道理。

 

   台灣民主是華人世界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政治成就,這使大陸的「一國兩制」徹底成為一個烏托邦。但大陸官方和相當一部分民間不願承認這個現實。因此台灣民主今天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大陸民主化之前共產黨不會放棄台灣,放棄沒落中的國家邏輯。但大陸未來的民主化如果也被民主義駕馭,大陸還是同樣不會放過台灣。我贊同台灣的獨立政體,但我可能比台灣人更瞭解這個冷酷的、來自民族國家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的現實。台灣的和平獨立是可能的嗎?我的回答可能。但台灣目前在陳水扁的引導下完全走錯了方向。因為台灣絕不可能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和平獨立。台灣要有耐心,要回到關注大陸、彌合族群的路上。一面累積政治成就,一面促進大陸民主化,到時再以聯邦主義框架整合台海政體認同,才可能在未來作和平的去留決定。我認為這幾乎是台灣唯一的選擇。我同意龍女士說要給台灣民主時間,理解它不可避免的困頓。也對台灣大選紛爭最終守住理性,讓全世界一口氣這一層表示極大的敬意。但我認為台灣民主的第二、也是最嚴重的困境,是民主壓倒了憲政,在制度轉型上業已走上一條歧途。

 

 

 

訂權力的範圍

 

   因為單純的民主制只能給出權力的來源,並不能訂權力的範圍。而且還會衍生出另一個更需要制約可欲範圍的物件,那就是民意本身。台灣民主化的亢奮點,一直以來過分停留在國家領袖的直接選舉上。但元首的直選只有在兩種憲制結構下才是安全和必須的。一是去選舉被牢牢鑲嵌在三權分立模式中的「實君」,一是去選舉超越在三權分立模式之上的「虛君」。否則,國家元首的民意基礎越強,在民主制的邏輯下就反而越增添權力的合道性。天上地下只有這一個人是全體公民投票出來的,其他任何權力和機構都會在政治合法性上比他矮半截。這就越發使元首的權力不容易被制衡,並且阻礙其他權力尤其是司法權的崛起。這樣在民主與憲政的訴求之間產生了撕裂。而當年修憲時的在野黨,和執政黨一起同意繼續擴張總統權力,這在人類民主史上也是罕事

 

   這樣一個民進黨今天還能繼續操弄台灣百年悲情,撕裂族群,一味哄騙民意。我冷眼旁觀只有兩句話,台灣的民主成就固然偉大,台灣的憲政前途卻實在堪憂。

 

   但台灣還可以選擇,可以繼續從民主走向憲政。十七年了,我堅信台灣已為自己贏得了選擇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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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案:選前充滿激情,選後爆發紛爭──台灣的民主難道是倒退的?充滿危險的?對照新加坡的威權體制,以及中國的共產專政,我們敢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勇於實驗自由民主制度的華人地區。作家、評論家龍應台 ,旅居香港,心台灣,於全世界都在注目、指點我們的此刻,發奮執筆,「為台灣民主辯護」!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台灣國會裡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裡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好惡凌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台灣化」這三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彷彿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註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裡,可不可能讀出深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裡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裡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裡。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裡,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為台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衝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裡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兩百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面。台灣民主,從解嚴的一九八七算起,只有短短十七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歷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麼走取決於過去怎麼解釋,那麼過去怎麼解釋?不同來歷的台灣人──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於「台灣應該是什麼」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台灣人在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四十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只有短短的十七年,十七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 …,你會怎麼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裡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五十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五十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上街去叫囂對抗。三月二十七日可以說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裡

 

 在那一小方格裡,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羨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裡。

 

 是民主,使台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歷史重要,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帳;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分;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台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一百五十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面具跳舞

 

 台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裡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面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游泳,像綁著賽跑;而你說,十七年太長?台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十七年太短;我說,台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台灣人很了不起。

 

 二○○四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二○○四年的台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衝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歷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癒合?與中國的關係,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間歇的與強權的角力。對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分子又怎麼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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