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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夢想擁有一條船，還以為此生沒有機會了。最近突然醒悟，船並不一定只有大海裡才有。匹茲堡雖然在內陸，但是位居三條河的交叉口，河上一樣可以行船呀，而且無風不起浪。有此覺悟，毅然決心把家連根拔起，從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搬到河邊的新家，買艘小舟以償畢生夙願。人過六十，最大的好處是想幹什麼就趕快幹什麼，沒有什麼可遲疑的。

法國詩人
派屈克‧於埃
寫了一首長詩，
爭取金氏世界紀錄
爭取世界性的金氏世界紀錄已成為當今的一種時尚。有廟宇製造出一個可供數百人分食的紅龜粿，爭取打破金氏世界紅龜粿最重的紀錄，第二年便有另一廟宇製出一個更重的來打破；比賽熱狗的長度，比賽壽司的長度，幾乎每年都有這種瘋狂，倒也平添一種不甘寂寞的熱鬧氣氛。

早餐時小孩告訴我他做的夢。

    林裡美下了公車，走過巷街，從北側的門，走進福住公園。傍晚時分，公園裡面有很多人，有年輕人坐在圓形舞台的邊緣吃東西，有老人枯坐在石凳上，也有大人帶小孩出來，在那裡跑跳嘻笑。

在這個英特網的時代裡，信息的獲得是很容易的，真是所謂在「指顧之間」。只要手邊有部電腦，稍一搜索，總能找到一些想要的材料。「讀書」這個概念，漸漸有被「上網」取代的趨勢。對許多在電腦時代成長的人而言，「讀書」幾乎是落伍而又過時的。學生報告的註腳，不再是書名和頁碼，而是網址。

那年詩人胡品清從巴黎經由曼谷來到台北，在松山機場，我是陪同覃子豪師的接機人之一：因為剛從詩壇起步，有些自卑，所以我站在人後，幾乎不被人發現。 

品清先生穿一襲細花洋裝，緩緩步出海關，在較遠處，我看見她與子豪師、邦楨先生及其他幾位接機人握手寒暄。她儀態非常嫻雅，戴著一付淺色墨鏡（以後數次見面，她都戴淺色墨鏡，聽說是眼畏強光），身材嬌小，聲音低沉，給我的整體印象並不深刻。
    當晚她進住位在新公園一側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我沒有參加在招待所擺設的晚宴，也沒有向品清先生道別，就回營地了（那時我的身份是尉級軍官）。

●

品清先生要來台灣，並到文化學院教授法文的訊息，是在子豪師那兒得知的，而她的翻譯詩作，則是早些時候在「藍星詩刊」讀到的。我被那優雅典麗的文字所吸引，曾問子豪師這位譯者是誰：其時，子豪師已與品清先生多次通信並結為文友。有詩友說，子豪師對品清先生有特殊感情，我不相信，因為這一年的子豪師，已經有一位年輕紅粉知已，並且還保持與另一位女性文友通信論詩與藝術。但言者口氣肯定，多位子豪師的老友似乎都信以為真。

品清先生從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入住文化學院學人宿舍，不常下山，與子豪師以乎也沒有特殊接觸，但她的譯詩常在「藍星」與讀者見面。倒是邦楨先生念及品清先生隻身在台，常利用假日，邀請品清先生下山參加一些交誼活動，特別是聯勤美軍招待所與忠孝西路美軍俱樂部的周末舞會。（邦楨先生當時官拜上校又是小主管，且略識英文，所以進出軍方俱樂部不受阻礙）有一回，我路過台北市忠孝西路，巧遇邦楨先生與品清先生相偕而行，邦楨先生把我介紹給品清先生，品清先生笑說：

「那天在松山機場入境大廳看見一個小小人影，是你嗎？」

我點頭稱是，品清先生繼續說：

「後來怎麼不見了呢？」

我說我是軍人，要準時歸營。

「那麼你怎麼不歸營呢？」品清先生側臉問邦楨先生，他一時語塞，我搶者回說：

「彭先生官拜上校，我是最低階軍官，所以待遇有別。」

這次偶然相見，我發現品清先生十分親切近人，但以後多年，我們並沒有機會見面。我則讀她的譯作與創作，加深了對她那種極特殊很浪漫氣質與唯美詩觀的印象，她可以說是詩的美文的領路人：在她出現台灣詩壇之前，那種典雅、秀麗的唯美詩風尚不多見。但是，讀多了，似乎也會產生過度淒美的印象，而有時不忍讀下去。

子豪先生於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去世，從松山機場接遠來客人到告別人世，他與品清先生少有往來，所以有人說，他們兩人有某種情愫滋生並相惜相繫，實是一種誤解；也許彼此賞識才華有之，因而相惜，談不上兩情相繫。此事，我雖為局外人，但在子豪師生命最後一年，我從經常由林口到台北市新生南路探親請安，到病後服侍期間，均未聽他談及品清先生。子豪師去逝後，我們整理遺物，亦未發現品清先生從法國寄來的信（所謂「美麗的情書」），不知已被人處理，還是子豪師早先已親手毀跡。

不論如何，在詩壇，這段往事應只是一則佳美的傳言而已。

我與品清先生一次較正式的相見，在子豪師去世十餘年後，約在民國六十九年春天。我應好友梅新之邀上華岡文大中文系談現代詩的抒情性，題目很廣泛，為了便於同學吸收並作筆記，我選了弦、鄭愁予、蓉子、胡品清四位的作品為例，一一切入「抒情性」這個主題；因此得向四位詩人 請教。弦與鄭愁予、蓉子三位因常有往來，沒有親訪，品清先生那兒則非親訪討教不可，所以請梅新代約時間，就在那天上午八點到九點半在品清先生寓所進行訪談。

●

品清先生熱情款待，準備了咖啡、清茶、小西點。訪談十分順利，談到「淒美」的浪漫，先生略作沉思，然後指正說：你可以說淒美，但面對事物與景象的永在的真實，這就得把人性聯繫上去，因此，在詩中，在藝術與音樂中，淒美是根本的、宿命的表現之一。

我誠摰受教，告別時，品清先生問結婚沒有，我說已婚，品清先生從身後櫃子上取出一件東西說：送給你的夫人。我一看，是一只精緻的小瓶，裡面是香水。這時我才發現，品清先生在房內多處，擺設了各式各樣精美，造型奇特的香水瓶，她不待我問，就解釋說：

「我喜歡這些瓶子，百看不厭！」

對我來說，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嗜好。後來，聽去過品清先生寓所朋友說，她蒐集的香水瓶更多也更美。

慢慢的，我體悟出來，品清先生對各種式樣香水瓶的嗜好，頗有些「孤芳獨賞」的味道；品清先生的少女時代，是一位活潑浪漫的新時代女性，修讀法文，更吸收了法國文化的先天浪漫特質。後來她負笈法國，與一位法籍軍人（曾任駐中國及泰國武官）戀愛、結婚，成為各地及巴黎社交界的一員，自然另有一番人生樣式。然後婚姻生變，來到台灣，情感生活令人莫測，但文學生涯，則豐富多彩，這就又是另一番樣式了。到晚年，總不免感嘆身世際遇，作品雖達到一定程度的化境，卻缺少一位最貼心的人，將它惜之愛之，珍之藏之，這便進了「淒美的浪漫」之境，別有一番滋味了！

>>>>2006/10/20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多年前看過一篇轉貼的文章，內容大抵如下：有三位總統，第一位和女人的關係糾葛不清，第二位是老菸槍，第三位則是菸酒不沾，標準的好好先生。然後文章要我們選一位理想的總統，幾乎所有看過的人都投給第三位。 

答案揭曉：第一、第二分別是公認的偉大領袖，羅斯福和邱吉爾，第三位則是讓六百萬猶太人生靈塗炭的殺人魔王──希特勒。

內容的真實性，我並不曉得；但我知道，這篇文章對我的震撼度，不亞於近日來風起雲湧的挺扁或倒扁運動。因為它告訴我與課本上完全相反的論點：如果要從一個人做小事情的態度，去推他做大事情的格局，是行不通、而且無解的。

期望他成為 澄清吏治的范仲淹，很難嗎？
 從「台灣之子」阿扁的生平事蹟看來，他似乎會是一位帶領台灣邁向光明的領導人。他出身三級貧戶，理應懂得均富之道、經世濟民之可貴；他的妻子殘障，他理應懂得照顧與同情弱勢者；他是台灣第一位、也是唯一未畢業即考上律師執照的大學生，所以被認定是擁有天賦、能力卓越又富正義感的律師總統。閱讀完他的故事，我震驚，一位可以在半夜抱老婆如廁的好男人，也是縱容家人報假帳、炒股票的平凡人；一位在美麗島事件不畏威權政府，為犯人辯護甚至坐黑牢的的正義使者，也會是掌權後對威權政府有學有樣，甚至於公開嗆聲︰「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的雙面人。

我不懂，我們沒逼他像林肯、曼德拉一樣理念正確，人格超群，但期望他成為澄清吏治的范仲淹，很難嗎？我質疑，中國人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見微知著」、「以小觀大」的精神，到底對還是不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希特勒和阿扁的私生活，簡直是政治人物中的奇葩，值得當做歷史課本的正面教材，好好歌頌一番。於是選民依據他們的生活面進而認可他們的政治層面，接著依傍以上的說法，投票給他們，到底又錯在哪裡？如果答案還是肯定的，那麼唐太宗刺殺手足，不減其盛世英主的美名；柯林頓桃色醜聞纏身，魅力與才幹依舊被人讚揚，豈不是與答案矛盾嗎？

我才發現，在課本上所學到的 竟與社會嚴重脫節

冷伯忍痛發誓不再為王建民加油。做出如此殘酷的決定和王建民一度拒絕台灣媒體採訪無關；反而，冷伯頗能體會王建民對台灣媒體的芥蒂。贏了球高不高興？輸了球高不高興？接下來一場你會怎麼投？面對滿腦漿糊的提問，木訥的王建民只能回敬以漿糊：「好好投，一球一球的投。」冷伯若有幸擔任建仔的發言人，他會如此代答：「好好投，一次投兩球，讓對方打不到。」

第 1 個理由：沒那麼熱中 
發誓之前，冷伯內心歷經一番煎熬。

他整理出第一個理由：對棒球沒那麼熱中，常把王建民和趙建銘搞混，有一回坐計程車講錯名字──「趙建銘真了不起！」──差點被司機趕下車。冷伯對得分不易的球賽都興致索然，要是棒球的比數能像籃球一樣，103比97，棒球可就精彩多了。不過，若要如此，球賽規則勢必得改：投球的目的是要讓打者擊中，守備的任務是漏接，沒有三振的顧慮，打到上壘得分為止。

冷伯之所以留心美國職棒的動向，全是因為王建民，順勢趕搭全島啦啦隊的航艦，和他那個以「瘋狂建迷」自居的好友王力念相差十萬八千里。早在王建民出現之前，王力念就對棒球有死忠的狂熱，不論國內，或是日本、美國的賽事，他都能暸若指掌，對球員的名字如數家珍。王力念譏諷冷伯為「好天氣粉絲」不是沒有道理的，冷伯的確是投機型的fair-weather fan，建仔贏球譽他為神，建仔輸球便穢言穢語。要不是王建民，冷伯才懶得看棒球，早就忘了什麼是外角內球或內角外球，更不懂什麼是伸卡球。

王建民在大聯盟初露臉時，冷伯還能在朋友前隱藏他的無知和有點可恥的投機，直到有一天，不幸的一天，在王力念家看建仔投球時，冷伯不經意地問道：「伸卡球是不是矛盾修辭？」只見王力念慢慢轉頭，狠狠瞪他，以冷到足以結凍的口吻下逐客令：「我以認識你為恥。請走，你的存在有辱我的建仔，你的屁股有辱我的沙發。今天要是洋基輸球，這筆帳我會算在你頭上！」很不幸，那天洋基果然輸球，冷伯到現在還不敢跟王力念聯絡。

看球的「有機儀式」

在中國具有傳奇經驗的卡瑪（Carma Hinton）昨晚抵達台灣，將發表她有關於文革、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兩部紀錄片。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有其世界性的意義，任何社會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以下是卡瑪的專訪摘要：

問：有關於文革的紀錄片您命名為「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毛澤東對於年輕人的形容詞；但影片內容又提到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片名和內容其實就充滿了衝突……

答：「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很直接的取自於毛澤東的語錄，片子是以青年人的經歷，是四九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的經驗；毛澤東講年輕人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的身上，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對毛澤東充滿信任，所以很直接引用成片名。但雖然毛澤東說年輕人是太陽，其實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是太陽，所以，引用這個片名本身也是一種反諷。

問：這部紀錄片從被處死的「人權先驅」遇羅克、毛澤東秘書李銳和其女兒李南央、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遺孀王光美三個家庭出發。您認為這部影片可以對台灣民眾認識文革有怎樣的影響？

以人性看文革 學習歷史教訓
答：這三個家庭代表不同的意義。從政治階層來看，劉少奇是最高階層，遇羅克則是資本家的後代，屬於最低階層。李銳和李南央的故事可以從四○年代談到八○年代，時間的跨距相當的大。在劇情的安排上，我們避免採取編年史的做法，而是希望從人的心理、人性的角度去看文革。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有世界性的意義。

文革中展現出的瘋狂、偏執、不寬容，並非共產黨特殊的表現，任何地方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當任何團體、社會面臨到外部威脅，往往都展現出惡的一面。而不同的制度對「惡」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並不保證惡不會發生。例如希特勒、麥卡錫也都表現出惡的一面。文革時期的中國，對整個人類都應該是一種反省，也應使人引以為誡，才會得到比較深刻的歷史教訓。

問：「你所看不到的六四天安門」也有許多有別於其他觀點的角度？

打倒強權之前 先要設計制度

　　27歲的陳士駿(左)在一年多前，還是個欠卡數纍纍的年輕人。參與創辦YouTube後，來自台灣的他一夜致富，讓人羨慕。

　　有趣的是，他起初只是為了給朋友之間提供一個分享錄影片段的場所，沒想到網站卻在短短一年裡成為網民的回憶儲存庫和作品發佈場所…

　　如果你問身邊的青少年、學生們，他們最愛瀏覽的網站是哪一個，大多數會毫不猶豫的回答：「YouTube！」

　　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YouTube的「出身」非常平凡，也相當貧寒，只能形容為兩位好友的突發奇想。

　　最近搜索界巨龍Google出價26億新元收購這個網站，更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創辦人之一陳士駿，這個曾經背負一身卡債的台灣小子如何成為「鹹魚翻身」，成為現代男版的「灰姑娘」。

一年多前還欠無數卡債
　　一年多前，參與創辦YouTube來自台灣的陳士駿還是個欠卡數纍纍的年輕人。

　　現年27歲的陳士駿於中三那年和家人一同移民美國，高中後進入香檳伊利諾州大學修讀計算機科學。最後一個學期，他受聘於拍賣網站eBay旗下的網上付款公司PayPal，期間認識香檳伊大校友賀利和卡裡姆。

　　2005年1月，陳士駿和賀利相繼離職，且身上背負鉅額信用卡卡債。去年，陳士駿和賀利在一個朋友的晚會上拍攝了一個視頻錄像，他們想在網上與其他朋友分享這個錄像，可是卻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網站將錄像放上去。於是，他們決定自己創建一個網站，讓自己和朋友們能夠方便地分享各種視頻錄像。

　　兩個年輕人的原意是為了給朋友之間提供一個分享錄影片段的場所，沒想到網站卻在短短一年時間裡成為網民的回憶儲存庫和作品發佈場所，特別是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尤其廣泛。

爆紅了香港『巴士大叔』和『新加坡女生』

1985年5月，下台多年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突然寫信給當時的財政部長貝克，要求取消政府派給他的特勤保安人員，理由是：「這樣可以替聯邦政府每年省下三百萬美金。」

尼克森此舉，引起許多討論，當然有不少人稱讚他幫納稅人荷包著想的出發點，也就有人擔心起，曾經在「水門案」中掀過如此風潮，也讓眾多民眾厭惡的尼克森，一旦身邊沒了特勤保安人員，會不會遭遇危險？

「水門案」中也曾積極參與追究尼克森責任的《紐約時報》，特別鄭重其事用社論表達了他們的立場，社論中支持取消尼克森身邊的特勤人員，因為：「有誰會想要去暗殺一個曾對大法官和國會發過假誓，又公然說謊的前總統呢？」

《紐約時報》果然對尼克森極不友善。不過真正的重點在，這篇社論明白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價值概念──有些人是不值得以暴力相對待的。

沒有人會懷疑《紐約時報》贊成或鼓勵暴力，《紐約時報》毋寧是要用暴力報復作對照，點出一種更強烈的情緒，那就是對一個人輕蔑與不信任到達一定程度時，就不會也不需要訴諸暴力解決了。那樣的人，不再能激起憤怒，只能引來訕笑；那樣的人，也就不會有遭遇暴力的危險了，因為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讓人忍俊不住，油然在心中回應：「怎麼有人會相信這樣的話？怎麼有人會同意這樣的做法啊？」既然沒有人會相信，沒有人會同意，那麼，不管他在什麼位子上，這個人能有什麼影響力？對沒有影響力的人，我們會氣得咬牙切齒，不惜用暴力手段來對付他嗎？

不會的。暴力沒有那麼廉價，憤怒也沒有那麼廉價。誰會要去暗殺一個反覆說謊，而且每次說謊都被輕易拆穿的人呢？誰會要去暗殺一個無法解釋自己貪腐行為，卻還能冠冕堂皇大談「反貪腐」的人呢？誰會要去暗殺一個永遠前言不對後話，以至於講話都失去意義的人呢？

弔詭地，挑釁別人信任感的行為，如果做到極端，反而不再會激起憤怒與暴力。憤怒與暴力來自於受騙的感覺，也就來自於信任的基礎──「我相信你，你怎麼能騙我？」可是如果信任的基礎完全喪失了──「唉，你再騙嘛，看還有誰相信你？」──時，憤怒就消失了，暴力衝動也隨而煙消雲散了。

因為這樣的道理與觀察，我一點都不擔心，台灣的政治局勢裡，會有什麼暴力的威脅。唉，情況已經壞到讓人憤怒不起來，只能輕蔑地苦笑的地步了，不是嗎？

>>>>2006/10/12 聯合報 聯合副刊

    能說一口流利京片子的紀錄片製作人卡瑪．辛頓（Carma Hinton），有一段傳奇的人生旅程。中國大陸變色那一年（一九四九），她生在北京，一九七一年才回到美國。卡瑪的故事必須從她的左派父親韓丁（William H. Hinton）開始講起。

    韓丁十七歲時獲哈佛大學錄取，但卻申請延緩入學，以打工方式遊歷世界一年，歷經日本、朝鮮、中國東北、俄國及歐洲。在哈佛讀了一段時間覺得志趣不合，所學無用，便轉學到以農科出名的康乃爾大學，而使他成為農機專家，一生與農為伍。韓丁於一九四二年讀了美國左派記者史諾（Edgar Snow）剛出版的描述中國共產黨興起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眼界大開，思想大變。他說這本書使他從一個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每六十年一度的中秋節才能重返桃花源

    當如蠱月光 

    照臨深潭對面的峭壁

    移動的陰影在

    隱蔽的鐘面準時

    洩漏了變色獸擬態的

    溯溪岔口

    把握住那稍縱即逝的

    時空縫隙

    大自然自己也不知道的

    風景

    便裸裎在前

    就像把握住

    肉眼看不見的詩意

    或妳最及時一次回眸

    原本不存在

    不確定存在

    不知其所在的

    都有了確切的

    消息

    就在那

    那寂靜欲眠

    黑色山林覆蓋下

    一條發光的溪澗流淌

    在沉睡的故事中醒著

    在荒廢的想像中

    真實著

    許久許久

    應該是汲水村婦

    發出輕微如野鹿

    擦過樹葉的聲響

    我豎耳傾聽

    屏息以待

    因為最無來由的懷鄉症

    正要被揭露出來

    妳滿眼淚水

    在目擊倖存的父祖之父祖

    緩步離去如野鹿

    擦過樹葉之一瞬

    每次的創作

    或每次尋鄉之旅

    都是同一個地點

    在我們的內心中

    不斷遷移和改名

    的過程

    符號的石林

    語言的溶洞

    以及閃爍其間的火光

    所顯現出來的神諭

    基因該記住卻都忘記了

    就在那

    不可重複的遭遇啊

    重複錯過了

    從遠古時代到

    東周末年的記憶

    我們的初次相知

    到最後一次相惜

>>>>2006/10/11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近年《天下雜誌》的幾期關於教育的專題，提到「國際觀」與「大學教育的素質」.....，我利用每天通勤到竹中的時間閱讀，這幾篇報導文字隱隱在我心裡跳躍，促使我想望能看看台灣以外的世界。去年夏，我夢想成真。

雖然美國不代表世界，也非淺嚐些洋墨水就有了「國際觀」，但走出習以為常的環境，離開共用語言的生活圈，進入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認識嶄新的人事物，在此之中，我除了震撼到「獨立、自主、觀察、思考」這從小被教育很重要的東西，更學習如何與外國人介紹自己土生土長的台灣，如何說服「習慣」去適應陌生環境，如何交融以往和現在去認識國度以外的青少年的想法及觀念。這是除了學習英語之外，我交換學年的豐富收穫吧！

去年指考結束後，我開始打包出國的行囊，充滿期待的雀躍心情，帶著考試後想放鬆的旅遊心態，離別的感覺直到抵達中正機場時才感到濃烈。劉墉說：「年老的流浪顯得可憐，年輕的流浪呈現壯闊，我們流浪，因為年輕，我們年輕，所以流浪。」帶著這種壯闊的感覺與台灣的家人朋友揮別。

亞洲區交換學生在西雅圖有三星期的「文化語言營」，幫助我們盡快適應接下來一年的生活。雖然有來自日本、泰國、韓國...等幾個亞洲區國家的學生，以及外籍老師讓我們溝通時必須使用英語，但還有三十多位來自台灣的同學作伴，因此語言仍是中英並行，感覺就像在參加外語營隊；直到飛機在肯塔基的列星頓機場登陸那一刻，世界頓時開始變得大不同。

我先到交換學生的區域接待員家下榻，當她把翌日行程向我敘述一遍時，我腦筋裡頭像是翻譯機不停運轉，待她語畢我想接話，這回翻譯機反向再度運轉，感覺平時中文的簡單對話，現今用英文表達則要經過反應時間.....。

星期天是教堂日，有很多年紀相仿的高中生來做禮拜，可是我毫無頭緒該如何走入他們；不過在他們眼裡，這位「東方來的稀客」真是新鮮罕見，很快就張開雙臂與我攀談，外加我的英文名字Jacky以及中文名字中的承（Cheng），大家的第一反應便是「你會功夫嗎？」

大家對於我這外國人很照顧，所以使很快的適應了美國生活，雖然遊子難免想家，但每週與台灣家人的國際電話分享，總感覺他們就在我身邊。如今這一年交換學生生活已經結束，我是大一新鮮人了，在美國這一年的生活被剪成一段段往事，一段繪有我壯闊年少珍貴的回憶往事。

我把這些珍貴的點點滴滴，利用文字與照片加以保存，它將伴隨著我繼續探索這浩瀚無窮的世界。

>>>>2006/10/11 國語日報 青春版 <�肯塔基手札>
>>>><�肯塔基手札>隔週三於國語日報青春版呈現

二十五年前，我來到安那堡密西根大學上研究所，密大因此是我的第一個美國。我喜歡這個美國，五年後捨不得離去，日後並常在心裡徘徊追憶。

這裡的學生大多頭臉乾淨，但穿著隨意。女孩子爽朗英氣，不像台北女生那樣嬌氣花俏。有人牛仔褲破了大洞露出膝蓋，運動衫邋邋遢遢掛在身上。緊臨校園的電影院週五午夜放X級電影，而沒人注意的角落裡有種貌似頹廢其實狂放的人物在行走，某人可能擁有數本《毛語錄》並熟讀記誦，為中國大陸上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而神往。有人長髮亂鬍甚至赤腳，承續六十年代以來那若有若無的嬉痞遺風。無形中，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的孢子花粉似乎在空中飄蕩。你分明感到儘管大家來這裡「接受」教育，但暗中另有一種自我教育在進行。上課時有人抬腳架在前方桌上，有人不停嚼口香糖，坐著就開口發問了──這絕不是我在台灣的學校經驗，自以為是的台大學生從沒人那樣囂張的。

初到安那堡的第三天，朋友J帶我去參觀心理系。還沒開學，大樓裡空空的，只見長廊地板潔淨打蠟的亮光。

遇見一位年輕教授，J像朋友般親切招呼：「嗨，斯考特！」問他暑假過得可好，並恭賀他新婚。這時一人從長廊盡頭踢踏響亮走來，我先看見她露肩花洋裝下筆直瀟灑曲線分明的身形，然後才看到她渾圓短髮的頭顱美麗高貴的黑色面孔，耳下不停搖蕩的大耳圈。她微笑喊那教授：「嗨，斯考特！」停下來和他說了一會話，又筆直踢踏響亮走了。

J告訴我她是博士班學生，我是第一次見到那樣氣質高貴如王族的美麗黑人。後來我在教育心理系上交了一位黑人朋友，她也有點那尊貴的氣質。幾年後到芝加哥去看波拉，從車裡看見路邊人群裡有一對高挑筆直、頭顱滾圓、矯健如豹、容貌高貴有如帝王的男女黑人雍容走過，我不禁看得呆了。再以後，每當我在電影裡看見氣質高貴如帝王的黑人演員便覺似曾相識──我見過。

第二年我修了一門斯考特的課，但從沒敢那樣直呼其名。

他溫和，讓人清楚感受到他教學的熱情，現在我還留了一本他選用的教科書《社會中的心靈》。可惜我不夠用心，太愛胡思亂想，不是做學者的料。與其說我來受教育，不如說來呼吸異國文化空氣。確實也得到了一點東西，但大多和課堂上的東西無關。

我到時已經是八十年代，六十和七十年代遠了，柏克萊學生運動煙消雲散，芝加哥七君子成了傳說，越戰的記憶結成了鐵甲似的痂，大麻的氣味仍在角落飄香，而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和回歸祖國進了回憶錄、小說和圖書館，美國正漸漸走向保守。但除了夢醒的惆悵，還留下了一些叛逆的餘音迴響，和平、博愛、享樂、互助、環保、回歸自然的一絲浪漫還在，淡淡的，像若有若無的香氣。這並不起眼的校園不是個金錢和權力堆起來的地方，這裡不是滿口賺錢的美國，也不是蛛網塵封的象牙塔，而是青春、鉛筆、筆記本、橡皮屑、通宵不睡和眼中一點靈光搭起來的克難閣樓──那個玻璃大樓黃金街道的地方還在畢業盡頭等著，而那條黃磚道無限漫長。

無疑，每人各在自己的黃磚道上追求一個有形或無形的夢，但沒人談賺錢，談野心，甚至談畢業。生活簡單規律，維繫在上下課、週五狂歡和週末自由的軌道上。

我和室友總不期然在廚房碰頭，通常在晚餐時間，或更晚，九點、十點以後，當大家書念累了便踱到廚房，泡茶，找零食，圍坐在長方桌旁聊天，一片又一片吃必然破壞身材的甜餅。天南地北閑談，有時就新學到的理論辯論起來。「革命好！只有革命才能帶來改變！」紅髮綠眼滿臉雀斑滿口馬克思的艾凌說。我反對：「可是革命造成破壞，卻未必帶來建設。」想的是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以及我的父母和他們那一代失國失鄉的人。深處有個聲音這樣譏刺：只有沒有或不必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才會這樣大聲疾呼革命。許多年後我也才了解到：總是那些不必親赴戰場的人才會大聲疾呼發動戰爭。

艾凌有時帶了厚實的全麥麵包或葡萄乾麵包回來和大家分享，原來是她一個愛種菜、烤麵包的男性朋友做的。竟有這等人？我不禁從腰繫圍裙滿臉大鬍子的大男生想到遁世的讀書人，看到了「溫柔敦厚，謙謙君子」的形象。艾凌的女性主義最強，戀愛事件也最多最曲折。我沒見過那樣自相矛盾自我折磨的人，她的世界似乎總在崩潰邊緣，像風暴來前泛著奇異的光。

有時我見到她在我們面前碎成片片，第二天又勇氣百倍可以去發動革命。

我們是個鬆散的小家庭，而我是裡面那個有趣的外國人，煮聞起來像尿布的菜（艾凌語），總泡了一個紅陶小壺茶，來訪的中國朋友用好似吵架的高聲快速說話，不會開車，經常發問，不愛上床也不愛起床，面對面說話時老跳上跳下。我們彼此照顧，在廚房裡談笑辯論。有時在房間裡談知心話，給彼此打氣療傷。她們尤其照顧我，像盡職的主人。波拉教我怎樣開支票平衡賬簿，開車帶我去超級市場買菜，甚至帶我回佛羅里達去和她家人過節。泰瑞教我開過一次車。我到過幾乎每一位室友的家裡，窺見了不同中產家庭的風光。

一次我們搭艾凌便車到華府去，順便去拜訪她母親。艾凌父母早已離婚，父親在亞利桑納州做修車工，她的車子便是他以兩輛車拼成的。母親住在亞利桑吉亞鎮上一棟廉價小公寓裡，在法院做祕書，人瘦長，滿頭灰髮，不斷抽菸，態度十分親切。

艾凌說她母親十分神經質，恐懼核戰，家裡囤積了大量罐頭和乾糧。難怪艾凌性格比較脆弱、不安。

幾年後大家先後畢業，離開了安那堡。

起初還稍有聯繫，我和波拉甚至見過兩次面，終究斷絕了音訊。艾凌從無消息，我偶爾想到她，不知她是否冷靜了下來。或許，現在我可能比她更激憤──我們多少總是要隨年歲改變的。連永恆都不免在時間之流中斲傷，更何況人！

>>>>2006/10/10自由時報 自由副刊 (圖◎吳孟芸)

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即將在十月十九日卸任，交棒給新任院長翁啟惠，十二年的「李遠哲時代」到此劃下句點。

    前幾天我收到一張卡片，清秀的幾行字，勾起了我對那名女死刑犯的回憶。位在嘉義縣鹿草鄉的這個看守所，十年來不曾有過半位死刑犯，那年有位女受刑人，因謀害親夫詐領鉅額保險金，被地檢署求處死刑，引起我的好奇。 

    當時我在中國時報主跑嘉義縣警政新聞，採訪轄區的治安向來平靜，死刑犯新聞是難得題材。不過要進到看守所，近身訪問死刑犯並不容易。幸好平日和看守所主管熟悉，經填寫表格層層申請，終於破例獲得同意。
   

如今我已變成一個旅行者了。在旅途中我不斷想著該如何給妳寫信。我坐在長程巴士最後一排的座位，看著窗外一成不變的群山、河流、礫石灘，以及葉片開始變成淡金色的楊樹林，偶爾看見對面山脊上戴氈帽繫披風的藏民驅趕著一列山羊的黑影。或者在火車臥鋪，聞著另外三個陌生人打呼發出的濃濃酒臭味，看著高原凍土上，那灰綠色像水池底岩苔，又像是茶杯上覆了白毛的發霉菌落的怪異植被，那上頭總凹凹坑坑裸露出紅土，或積著一潭清澈的水。

有一天聚會，有朋友秀了一本書，書面是紅色，書名只有三個字，他將第一個字遮起來，第二、三個字是「語錄」，我戲稱該書為「紅語錄」。他告訴我這本書是由一群學者所撰寫，他們看不下去政治人物的胡言亂語，認為有權力的政治人物的言行都應該接受人民的評斷。

書中收集了一百三十餘則「失言錄」，編者指出針對這些失言錄，都一一加以糾正或引申。其目的相當用心良苦，不要低估這些語錄的「嚴重性」及「錯誤性」。認為如果人民讀了這些語錄，還不能感受到事態嚴重之警覺與憎惡，那什麼人都可以騎到人民頭上…。有位朋友說，講幾則「語錄」來聽聽，就知道是在批評誰了。

首先，關於媒體二則，「媒體有時扮演製造業或修理業」、「媒體報導引起大眾關心恐慌」。書中評論：媒體如果不報導，社會大眾如果不關心，那就天下太平了？

其次，高官子弟一則，「當台灣高官子弟是不幸的事情」。書中回應：「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也有過類似的感慨，對女兒說：『來世莫生帝王家』。」

另外，送錢收不收一則，「送錢給你們要不要收？」再者，經費隱藏一則：「經費預算沒有隱藏意圖，若真有隱藏就發現不了，若發現了就不是隱藏。」書中回應：「吐血」，「任何人都沒有隱藏通緝犯的意圖，因為如果隱藏了就發現不了，若發現了就不是隱藏，所以刑法上不該有隱匿犯人罪」。

不少朋友說：書皮是紅色的，讓人想到紅衫軍，批判的都與當下時政有關，當然是在批判阿扁總統。錯了，這本書出版於十四年前，批判的是執政的國民黨之行政院長郝柏村。書亮出來，果然是十四年前一群澄社學者編著的「郝語錄」。一時間，大家愣在當場，有點時空錯亂，為什麼過了十四年，掌權者有那麼多相似令人錯愕的「語錄」？

首先，十四年前，國民黨獨大的威權時代，官大學問大，所以有這些語錄。十四年過了，台灣已擺脫威權進入民主化，為什麼還發生同樣的事件？遇到問題就引爆族群，如「中國人欺負台灣人」，「北部人與南部人」。要跟親民黨合作就喊出「任內不會推動更改領土的憲改」、「正名制憲是自欺欺人」。更叫人憂心的是連應該雄壯威武、護國衛民的國軍竟然也被這種風氣影響，為了能放假，賣力對總統喊出「大帥哥」、「你是我的巧克力」，乖乖隆個冬，這算啥？這些怪異語錄是民主的倒退，人民不要低估這倒退的「嚴重性」及「錯誤性」。

其次，現在的知識分子呢？在十四年前威權時代，都有知識分子敢挑戰權威，現在的知識社團呢？最後，最近許多政治人物，經常被批判，被要求不該有「雙重標準」。準此，當初撰寫及支持以「郝語錄」批判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人，是不是也該以同樣標準批判當下的執政黨。要知道，「知識分子」與「御用學者」的差距就在是否「雙重標準」，人民及歷史都會記載下來！雷震、陶百川有知識分子的骨氣，歷史也記載下來，台灣的其他知識分子該如何面對歷史呢？

>>>>2006/10/09 聯合報 民意論壇

錄音：

那時候我在屏東鄉下長大，我很皮，我很野。阿爸拿竹劍砍我我也不怕。我只怕阿嬤。阿嬤不會拿「給西」抽我，她只出一張嘴、一句話，我就惦落來。她的國語不標準，或許這更加深了陰森又冷酷的氣息：「小心大陳義胞把你抓走。」就這麼一句話讓我毛起來，大陳義胞的位階比虎姑婆還高。實際上那個村子我沒去過，聽她說他們出手殘忍，就住隔壁莊頭。我還來不及叛逆，就搬到高雄市，所以一直沒會過這群殺手。然而一種浪漫的懷想，一直跟著我在都市裡長大，早一點把我抓走該多好。

走在醫院院區，驚訝這所醫院的硬體建築，竟是成長得如此快速，似乎擴建的工程從未停止。耳聞這附近的整片土地，醫院已經全買了下來。我停步翹首，這一幢幢大樓讓我陌生得快窒息，這片曾經熟悉的土地，我已經完全尋不回了。

山上村落小密醫
一趟出診 一包花生

好奇歐吉桑 要來遊台灣嘍

聽說妹尾河童十月三日至七日來台訪問，他的讀者格外興奮！這種興奮，與其說是得見這位日本當代最有名的舞台設計師、河童流俯瞰圖畫法創始人、暢銷書《少年H》作家一面，還不如說是終於可以親眼「窺看」江湖傳聞已久的「好奇歐吉桑」———「看慣了，就會看漏了。只要靠得近，一定看得到。」這是河童名言，如今有機會靠近看，且是新鮮看，讀者們當然不會、不願看漏了！

說河童是「好奇歐吉桑」，真是一點兒也沒錯。關於他的「好奇」妙事一籮筐。登門入室窺看、測量名人雅士的工作室、書房，又寫又畫成了《工作大不同》也就算了；好奇別人家廁所跟自己家有何不同，相撲選手、建築師、女演員……家裡的廁所有何特異之處，於是四處要求相識或不識者開放廁所給他看，「躲在天花板上」（指其俯瞰圖畫法）又寫又畫出《廁所大不同》，那也只能說，「歐吉桑，你真是太神奇了！」

碰到會打人的老師考試，
就交白卷抗議

提供給遠道從台北飛來的朋友芬妮，幾個可以用將近一折的價錢買到諸多名牌的過季商品的服飾店地址，這對於她，是很值得千恩萬謝的功德。

我的朋友義氣，想當然耳，讓她接連幾天逛街逛到腳踝破皮，而皮包裡可憐的信用卡，就像感冒時候的衛生紙，一次次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簡單地說，努力讓自己化身成為（至少外表看起來像）一個紐約女人，突然間，成為她生命中唯一具備意義的，一樁大事。

那天，已經過了晚餐時間，我在剪接室裡和我的學期作業，一個以『計程車把手上黏附的口香糖屍體』當作主題的紀錄片，整整搏鬥了十八個鐘頭。

當我拖著疲憊到僵屍一樣的身軀，左右手各提著有半條牛那麼重的錄影帶，從學校的電梯裡出來，剛好迎上同樣也是左拎右提，但滿面春風的她。

瘋狂購物，能夠讓一個人類的腎上腺亢奮到這等地步，是我那天學到的第一課。

『我全身細胞死了百分之九十八，可沒空陪妳。』我以第一時間，拒人於千里之外。

『幫你提，總可以了吧！別這樣，上西城的路邊酒吧還沒逛，是你的地盤，不是嗎？』

我的學校在中央公園西側的六十一街，把upper west說成是我的地盤，也沒錯。

只是，她認定了我是她一整個假期的免費『全地陪』，是我的地盤，不是我的地盤，也都沒少算到我的頭上。

她一腳邁了出去，接過去我的兩大袋，再加上她自己的五六七八袋，我的媽！女人真想要做什麼，潛藏的蠻力可以這樣無窮，是我學到的第二課。

我領著她，從百老匯大道往北走去，那是曼哈頓另一個低調的奢華。

一些販賣藍色玻璃瓶的店，吸引了她的注意。

當我解釋那些排滿兩面牆的寶藍色瓶子，裝的不是什麼高級酒，是有錢人來買回去口渴時候喝的水，她睜大眼睛，點頭，一副對『原來有錢人是這樣過日子』多了更深一層體會的，讚歎。

然後，她在沿路上專門賣五顏六色通心粉的，富麗堂皇蠟燭台的……一些店門口，不斷獲得『了悟』。

至於，其實在轉角的大樓不乏開著的舊書店、相框鋪，那不在她『上流社會』、『高等人』的畫面裡頭，自然就一晃而過，有看沒有見。

我發覺我的工作也不算吃力，只要步伐不要太快，安靜地領著她走，大小姐兩隻眼睛是探照燈，自顧自逡巡過往貴婦名媛腳上的鞋、身上的裙、臂彎裡的包……倒也不需要我太費唇舌去導覽。

我實在累得快掛，勉強走了十幾條街，帶她在七十九街往右過了紅綠燈，在一個不寬不窄的巷衖邊上，我一屁股坐下來：『好啦！妳要的路邊酒吧。很多有名的作家畫家喜歡來的。』

從小聽到大 郎祖筠看吳兆南 像神一樣
說到「妙語如珠」，許多人記憶裡響起的是「吳兆南、魏龍豪，上台一鞠躬！」一九九九年魏龍豪猝逝，吳兆南半年裡收了六個徒弟，成立「吳兆南相聲劇藝社」，一肩挑起傳承這說唱藝術的重任，號稱「天下『吳男』事」。可這群大男人的團長，卻是大女人郎祖筠。

「我接團長第一個任務，就是拿著鞭子，要求大家排戲。」郎祖筠的演藝事業橫跨舞台劇、電視、電影、廣告、廣播，還自創春禾劇團從事表演教學。拜心中的相聲之神為師，是圓夢，也有為老幹添新枝的使命感。

吳兆南已八十三歲，記性超強，還能背新段子，開口絕無冷場。他說自己眼力還行，只要有燈就看得見，真沒有老花眼？「買不起眼鏡啊！」

問：聽說吳老師本來是念經濟系的，怎麼走到相聲這條路？

郎祖筠（以下簡稱郎）：從小愛玩……

吳兆南（以下簡稱吳）：我念的是北平市中國大學。那時候，家裡問我考什麼系啊，我說「唱戲」，根本鬧不清它有幾科幾系。我哥哥念政經系，我也跟著報考，考試時，分成了政治系和經濟系，我就抓鬮，念了經濟系，想經濟系大概是管鈔票的吧。

在學校我辦了「國風報」，報影劇新聞的，整天不是聽相聲就是跑戲院，你說能好好上課嗎？

我到台灣，可以說是冒名頂替，冒充空軍眷屬來的。那時有廿多個空軍太太要到台灣，都是小姑娘、千金，沒出過門。先生出任務了，她們沒人照料啊。我哥哥的連襟看上我了，他認為起碼我是一個好人。

那是民國卅七年年尾，我就伺候他們廿多個出來了。

郎：所以您做過導遊啊？

吳：全陪！我廿二歲半，在家裡沒事幹啊，跟家裡說了，就去北平空軍基地搭飛機。空軍太太們特別拜託：「您可得照顧我們，沒出過門啊。」我說：「知道，我也沒出過門！」哈哈。

飛到漢口待了幾天，就聽人說：「北平丟了。」只好逃到台灣來。我最早在基隆管海水浴場，關門打狗，小販不准進來，我賣香菸、麵條，生意挺好。當時一元新台幣換四萬老台幣，我那帳本一天都是幾千萬。可是到了秋天，完了，不許游泳了，我只好參加光榮平劇社，唱戲去。

後來我陪馬繼良唱戲，就是元大馬志玲的父親。他在廈門街有塊地，叫螢橋樂園，有人演話劇、唱大鼓、變魔術，沒對口相聲。他說，你常說笑話，一定會說相聲。我說管飯就行。

問：郎祖筠也是小時候就喜歡相聲？

郎：我從小聽師父的相聲集錦、選粹，和弟弟、爸爸，都是聽著睡覺的。我弟小學一年級，聽到會背，他什麼段子不背，背了「什麼大、什麼小」，裡面有點小不雅，「那媳婦兒乳房大、奶頭小」，我媽就抓狂了，氣到把錄音帶銷毀。我是這樣聽大的，師父對我來講，簡直像神一樣。

吳：最早我們相聲段子的來源，是腦筋裡的記憶。我一個人說了一個禮拜，沒得說了，掛榜招賢，找來陳逸安、魏龍豪，湊成三個臭皮匠。我九歲開始聽相聲，他們也這麼聽，我們互相切磋，記起了卅段，不久進了正聲廣播電台，「上台一鞠躬」，就這麼來的。真虧心，在廣播裡說了好久，一回也沒鞠躬過。

那時片紙隻字都沒有，沒人可問、沒有書，我們三個人瞎編，由一句編成一段，從四方變五角，五角變六角。

聰明的人寫不出好小說，聰明的人只會看到自己，傻的人才會看到別人，看不到別人的人，沒辦法寫小說。

有一個人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被警察攔下來，警察說你超速了，要開罰單，他憤怒地大聲抗議，前面那部車子也超速，為什麼你不把他攔下來開罰單？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指出的時候，往往有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極力否認：「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沒有超速。」「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地方。」要證明自己沒有犯錯，還可以有不同的策略：一個策略是引用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清白：「我從來沒有聽過那個地名，我怎麼可能去過那個地方？」「我是留美博士，我怎麼可能偷這種小東西？」另外一個策略，是用大聲音、大動作來抗議，用力把桌子一拍怒氣沖沖地說：「我怎麼可能會偷看你的檔案？」帶了大批人馬到法院按鈴申告：「某某人的不實言論，有損我的清譽，告！」有一句老話說：「理直則氣壯。」這句老話可以倒過來應用變成「氣壯則理直」，只要我敢大聲疾呼，我自然就是對，就是沒有犯錯了。還有一個策略是發誓、發重誓、發毒誓，「如果我偷了你家的老母雞，讓我天打雷劈，斷子絕孫。」更會鄭重其事，到廟裡在菩薩面前，斬雞頭，指天發誓：「如果我拿了不義之財，我全家死光光。」發誓的邏輯是：假如一個人不怕天打雷劈，不怕全家死光光，他自然就沒有犯錯了。古希臘的一位雄辯家說過：「法律不允許一個人為自己作證發誓。」正是一語中的。

另外一個相當現代化的策略，就是冒一個險，主動接受測謊機的考驗。用機器測謊開始於十八世紀，它的基本原理是當一個人說謊的時候，呼吸的速度、脈搏、血壓、汗水和唾液的分泌都會改變，所以當一個人回答一個問題的時候，如果這些指數沒有明顯的改變，你就不能指控他說謊了。到底測謊機有多可靠，爭議還是很多，因此有些犯了錯的人，還是相信他可以在某個程度內控制自己的心理，騙過測謊機。其實，中國古代也已經知道測謊機的基本原理，審理案件的法官會讓嫌犯在嘴裡含著一把米，然後當著他的面敘述他被控告的罪行，因為當一個人情緒緊張的時候，唾液的分泌會減少，所以在罪行敘述完畢之後，如果嫌犯嘴裡的米還是乾的話，那他就是有罪了。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指出的時候，第二種反應是：我的確是做了，但是我認為那是正確的，合乎正義的，合法的，我沒有錯。「打他一拳，只是要提醒他講話小心一點。」「我的理解，紅燈是僅供參考之用，我有急事，所以才闖紅燈。」狡辯也好，強辯也好，只要把造反說成有理，那麼造反就是無罪了。尤其是在法治的社會裡，只要你出得起最多的錢，請得到好的辯護律師，能夠在法庭上講得頭頭是道，那你肯定就是無辜的了！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的時候，第三種反應是：我的確是做了，我的確是錯了，但是那是無心之過，那是別人誤導我的。「小明，你為什麼偷糖果吃？」──「那是哥哥教我的。」「這個決定是下面科員簽辦上來，我不過是蓋一個橡皮圖章而已。」「年少無知」是一個理由；「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好，腦袋不靈光了」是一個理由；「吃了幾天感冒藥，昏昏沉沉，判斷力異常」也是一個理由。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都是那條蛇不好，引誘他們去犯罪，在英文裡大家常說："The evil made me do it."是魔鬼叫去我做的，那是1970年代美國電視上一位諧星Flip Wilson的一句口頭禪。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的時候，第四種反應是：我的確做了，但是別人也做，上面講到開車超速那位老兄就是使用這種辯證邏輯，前面的車超速你不抓，為什麼要抓我？在歐美先進文明國家都可以這樣做，我們當然也可以照樣做。大官可以貪汙，小官當然也可以貪汙。《阿Q正傳》裡的阿Q，看到靜修庵裡的小尼姑，突然伸手去摸她新剃的頭皮，還興高采烈地掐著她的面頰說：「和尚摸得，為什麼我摸不得？」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的時候，第五種反應是：我的確做了，你把我怎麼樣，反正我有財有勢，你奈我何？或者雙手一攤，遠走高飛，開車撞傷了人，趕快逃離現場，更有狠心腸的，倒車回來，把撞傷的人再輾一次，把人輾死，把小錯變成大錯，把可以補救的錯誤變成不可以挽回的大錯。兩個錯加起來，是不會變成一個對的。

每一個人都難免犯錯誤，錯誤遲早是會被別人發現的，用平靜的心情接受錯誤，用誠實坦白的態度承認錯誤，用虛心去聆聽別人的批評，用勇氣去面對應該承擔的責任和後果，用決心去改進。《左傳》說：「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論語》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都是值得用心牢記、身體力行的至理名言。

>>>>2006/09/25 聯合報 聯合副刊

916台灣挺扁活動在凱達格蘭大道收場，主辦單位宣稱有15萬人眾參加，鳥瞰照片中密密麻麻的人頭，與施明德領導的反貪腐倒扁活動相較，聲勢也不致太弱。

然而，一場如此大規模的集會活動，居然給人虛空飄浮的感覺，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倒頗罕見。

當然是訴求的正當性問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便難以激勵人心。916活動的主題雖是“救台灣”，目的其實是挺扁，乃不待言而人盡知。

然而，當前形勢下的台灣，若要靠陳水扁當權來救亡圖存，未免匪夷所思。其實，誤台、害台甚至斷送台獨前途的，正是失德無能、貪腐的陳家政權。扁弊案纏身引起社會公憤，如果以這種人物作為領導台獨運動的領袖人物和希望所寄，不啻緣木求魚，是將台獨運動自我污名化的不智之舉。

台聯黨精神領袖李登輝“怒不可遏”地禁止黨部高層及公職人員參加這一場集會，應該是最好的註腳。李登輝認為，916已經變調為民進黨的挺扁大會，因此必須劃清界線。此已清楚地揭示了李登輝反扁的立場，為916集會蒙上陰影。

李登輝心目中的愛台、本土甚至台獨的事業中，顯然已排除了陳水扁的角色。與其說這是李登輝要排擠扁在台獨運動爭取領導權的謀略，不如說是體認到扁在台怨聲載道，已是沾不得的腥羶、背不起的黑鍋。

李登輝拔掉“台灣之子”光環，幾度拒見陳水扁，以至嚴禁黨員參與916集會，其表態愈發明白，只差要不要為施明德的倒扁活動背書了。

進而，救台灣、護本土實非916的“專利”；難道施明德的反貪腐運動就不是救台灣了？參與倒扁群眾其實頗不乏挺本土的人士；而扁下、呂秀蓮上又豈是“反本土”？

916集會以救台灣為名，骨子裡挺扁為實，卻完全不能面對陳水扁貪腐的問題，這是挺扁人士最左支右絀之處，名不正、言不順而須遮遮掩掩。因此，一場聲勢浩大的集會，竟因其主題一戳就破、目的不堪一提，而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腳步踉蹌起來。

進一步，除了李登輝將挺台、挺本土與陳水扁兩者之間作了切割之外，民進黨的三大天王，包括實力第一的閣揆蘇貞昌、備位待命的副總統呂秀蓮都拒不參加916集會，其實也隱示了切割陳水扁的意向；現在，他們沒有再說“鞏固領導中心“、“總統是正餐、我是點心”這一類讓民心反彈的話，便是可相印證的變化。他們以公職的身份推搪不參加916，卻彰顯了沒有公職在身、台北市長參選人謝長廷不挺扁的立場鮮明。

至於下達動員令參與916的另一“天王”民進黨主席游錫，犯了“執政黨當家鬧事”的大忌，減損了916集會的自主性、增加了政黨操作色彩。更不幸的是，916集會群眾拆電視直播台、打主播，暴力行動連帶使民進黨蒙羞；游錫在群眾集會中喊“台灣國”口號，驚走中間選民，其路線激進化，必將窄化、邊緣化民進黨的發展。有這種挑明挺扁、急獨的黨主席，其政治智慧匱乏，也真是民進黨的不幸。

所以，拼人頭、拼品質和訴求，倒扁和挺扁的集會高下立判。猶不止此，若拼起意志力，挺扁者僅集結一日便虎頭蛇尾鳴金收兵，較諸倒扁的後勁不歇、活動高峰迭起和廣獲回應，也正顯示了兩者正當性、道德感的分野。916洩盡了挺扁者的悶氣之後，將何以為繼？反而，誘發出李登輝、三大天王明示反扁的傾向，真正得不償失。

>>>>2006/9/20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國際 金山人語

曾經我每次去西門町的時候，總會看到峨嵋街誠品那棟大樓上的廣告看板，好像是個運動品牌什麼的，寫著一句標語：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這句話放在運動品牌上很美、很積極、很有充滿理想和夢想的感覺，不過這句話好像是彼得杜拉克說的。（突然感覺變得很市儈，哈哈！）

人生最終的結局就是死亡。要預測自己人生的結局，照這句標語推衍，就是「創造」自己的死法，那不就變成自殺了！但是我就是喜歡想像自己成就自己的死法，其實想像去決定自己死的方式，某種程度等於決定自己生的方式。我不太喜歡像普通人想的「完成」了什麼以後滿足地死去，我希望在往某個什麼的半途死去，那樣的死顯得人生是一種動態的奔赴，永遠往著哪裡義無反顧地跑去。

>>>>2006/09/20 聯合報 聯合副刊

夜已深，凱達格蘭大道卻城開不夜，靠近景福門這端更是熱鬧非凡。但見一干群眾聚嘯街頭，對著繞過景福門的街車倒豎拇指，齊聲高喊「阿扁，下台！」如果車上的人也跟著倒豎拇指，群眾可就更high了，簡直像一群街童快樂得不得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群眾是瘋了還是突然返老還童？如果反貪倒扁運動是台灣目前最火紅的民主必修學分，這一幕群眾抗爭「變為街童兒戲」般無厘頭窮開心的集體興奮，又標示著一種什麼樣的民主經驗？

我聯想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們每個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權力交給公共，受共同意志（general will）之最高指揮，我們對於每個分子都作為全體之不可分的部分看待。這種訂約行為，立即把訂約的個體結合為一種精神的集體。……並由是獲得統一性共同性，及其生命與意志。」

我知之矣！原來凱道群眾對著街車齊聲高喊「阿扁，下台！」是一種盧梭式的訂約行為。「訂約」不一定要書寫繁文細則，一句口號、一個手勢、一個頓挫的節奏，都可以是最原始的盟約，使不相干的路人立即結盟為一種精神的集體。偶然行過的街車則如同是對盟約的公開見證，如果車上的人也作出相同手勢，那表示他也立即加入這精神的結盟，獲得集體性共同性的生命與意志。

我想起小學生開同樂會的兒歌：「當我們同在一起，其快樂無比！」為什麼「同在一起」就可以「其快樂無比」？社會學家涂爾幹指出，集體意識的形成是一種出神忘我的集體興奮狂熱，「集體性」本身就是「神聖性」。所以「同在一起」可以「其快樂無比」，因為「同在一起」喚起了集體的興奮狂熱，體現了盧梭式的「共同意志」。

而無論集體意識或共同意志的體現，需要有一個足以反映共同利益，投射集體慾望的對象，一個愛或恨的共同對象。阿扁的不義，使得「倒扁」成為眾望所歸的共同對象，成為展現人民主權最簡單明確的神聖箭靶。

這是一種盧梭式「共同體」的民主經驗，超越英美「自由主義」傳統之洛克式的「個人主義」民主。民主有兩種。洛克的民主已成現實體制。盧梭的民主作為一種「共和主義」理想，則是一個謎，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卻高懸為一個永遠騷動不安的「問題」與「弔詭」，界定了一切民主經驗之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極限。

這不可思議的盧梭式民主經驗，就體現在凱道群眾像一群街童的「同在一起」中，所有路人街車結合成一個「其快樂無比」的街童共和國。

>>>>2006/09/20 聯合報 聯合副刊

父親，我必須搶先拋出個故事，在您毒殺我之前。

與其說是故事，倒不如說是一些風流雲散的斷簡殘編，關於毒殺者您，遺落關鍵字、顛倒了時間順序且不知伊於胡底的斷簡殘編。

第一個片段是母親轉述的，十多年前，您向農會貸款了一筆即便收割一百期水稻也償不清的數目，在飄浪的水稻田中央蓋了一棟三樓透天厝。父親，您一手建立的家是一座島，四周拍岸的浪是稻，是甘蔗，是高粱，是四季遞嬗的作物顏色。

後來為了償還巨額的本金利息，父親您在農會推廣人員的鼓吹下，幾經考慮又狠下心貸了另一筆相當於十期玉米收成的價格，買了一輛農會補助的自動播種機，他們說這種機具可以完全取代人工，不論是種玉米、高粱、紅豆……都相當便利，尤其是紅豆，一天掙個千把塊沒問題。直到您付完款取得機具，才知道這一台只有摩托車大小的播種機，事實上並沒有行駛的功能，於是您只得再輾轉從朋友那兒買來一台轉了好幾手只需兩萬塊的小發財車。

問題解決了嗎？還沒，因為同樣沒人告訴您，鄰近鄉鎮根本就沒有紅豆田，想靠紅豆掙錢還得千里迢迢跑到嘉義、雲林去。

就這樣，父親您駛著蹩腳的發財車，載著嶄新的播種機，以時速二十多公里的速度，轟隆隆一路從台南鄉下沿著省道，走走停停下車上車，借問一下嘿新營嘉義民雄斗南斗六雲林要叨位去？汝行嘸對啊喔！雲林應該堵那邊去，這邊再落去就是彰化員林啊。

像大衛林區的電影《史崔特先生》，一名鄉間的老先生，駕著除草用的曳引機，速度和您的發財車比起來，不更快也不更慢，千里迢迢趕赴另一州，為的是想見罹患絕症的哥哥最後一面。

這部電影裡，最動人的元素不是親情，而是速度。一種幾近暫停的速度讓觀眾們揪心，史崔特先生真的抵達得了終點嗎？

再後來呢？您問。

關於史崔特先生嗎？

不是，是我，您記憶中的我。

父親，一開始我便說過，關於您的所有故事都是些不知伊於胡底的斷簡殘編。讓我再告訴您下個故事吧！在您毒殺我之前。

第二個片段，同樣是母親轉述的。

一連好些年，每年同一時節，您便駕著越發蹩腳的發財車，載著不再嶄新的播種機，到嘉義、雲林幫不熟識的農家種紅豆，並在當地一住便是半個多月，直到那架曾經銀光閃亮的播種機壞掉那年才停止這段流浪般的旅程。

母親說您第一次自雲林返家，且就在幾乎快要抵達家門口的時候，或者過於激動您一手掙來的家就在眼前了，或者過於興奮您懷裡一次揣著萬把塊鈔票，一個不小心您駛的發財車竟然撞倒了人家新砌好的牆，好心腸的鄰居並沒有為難您，你們只是一時無言，愣愣地對峙憨笑。

就這樣，還沒來得及進家門，您便又駛著發財車往反方向，到幾里外的磚窯廠載了一車紅澄澄的磚塊和兩包水泥，一個人蹲在離家只有幾百公尺的田邊小路，把撞得七零八落的牆給一塊一塊地砌回去。

那時，母親說她正好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從鄰人的牆外經過，當她瞥見塌落的牆時，還特別停下車回過頭好奇地瞅望了那麼一眼，但她沒看見牆後的您。

緊接著，母親岔開話題說，那些年每次您到嘉義雲林掙錢的半個月，她心底其實恐懼極了，每天一個人待在空蕩蕩什麼都沒有的大房子裡，即使打開門屋外也是一望無際，海一般的綠油稻田，只要風兒輕輕一吹，整棟房子就像嚎哭那樣呼號呼號地叫個不停。她真怕……她真怕……有什麼海盜突然闖了進來。

現在回想起來，母親真正畏懼的不是外來者，而是空間。一種沙漠才是最大的迷宮那樣令人絕望得想哭的無助感。

然後呢？

您說母親嗎？

不是，是我，您記憶中的我。

父親，我一開始便說過，關於您的所有故事都是些遺落關鍵字的斷簡殘編。讓我再告訴您下個故事吧！在您毒殺我之前。

第三個片段，是我自己看到的，您是個沉默的矮子。

父親，只要您肯往前踏一大步，回頭一看便會明白我所說的，您是個沉默的矮子：您現在正仰著臉將毒物遞到我面前，用最巨大的沉默逼我吃下。

父親，我沉默的矮子父親，再等一會兒，故事還沒說完呢。現在，讓我們把故事的順序顛倒過來，重新再敘說一遍。

是個矮子的您駕著發財車以時速二十多公里的速度，鏗鏗鏮鏮一路從台南鄉下沿著省道走走停停；是個啞子的您，根本不可能有如下咿咿啞啞的對話：借問一下嘿新營嘉義民雄斗南斗六雲林要堵對去？汝行嘸對啊喔！雲林應該堵那邊去……至今我仍不清楚，一路上您是如何克服言說的障礙。

是個矮子的您一個人蹲在離家只有幾百公尺的田邊小路，把撞得七零八落的牆給一塊一塊地補回去。而母親正好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從鄰人的牆外經過，當她瞥見塌落的牆時，還特別停下車回過頭好奇地瞅望了那麼一眼，但她沒瞧見牆後身形矮小的您；是個啞子的您，在母親跨上摩托車準備離去時，您才發現她的身影，並且急忙地站起身朝她咿啞地喊喚一聲，然而母親除了轟隆的摩托車引擎聲外，什麼也沒聽見。沉默的父親，您的話誰也聽不見。

這不是同一個故事嗎？父親您說。

父親，您不覺得同一個故事，因為加進了您是個沉默的矮子之後，開始變得不一樣了嗎？

是有那麼一點，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吃吧！特地為你準備的。

父親，別急著把毒物推到我面前，待我把這最後一個故事說完。

第四個片段，仍是母親轉述的。

有一年暑天，您背著一桶農藥到田裡殺蟲，午後回來時只覺得頭暈目眩，天地四方都在旋轉，您直覺自己中毒了，但心底明白：不礙事，只要躺一下就好了。

母親說，後來她從農地回來的時候，打開門嚇了一大跳，父親您口吐白沫，癱倒在茶壺前，似乎想喝一口茶的樣子。

是的，您中毒了，像我待會兒便會發生那樣，中毒了。

後來呢？父親您問。

我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呢？那還有其他的故事嗎？

沒有了。

那就別再說了，把這個給吃了。

這是什麼？

這是我，您故事中的「沉默的矮子」。

父親，您把自己的身形血緣捏塑成一個小人，趁黑趁夜，趁我無力抗辯時，掐著我的喉頭，逼我吞下。

後來呢？

後來啊，我也成了一個沉默的矮子。

父親，我沉默的矮子父親，現在，讓我們把故事的主角調換過來，重新再敘說一遍。

是個矮子的我攀上發財車，以時速二十多公里的速度，低著頭黯著臉，一路從我們共同生活過的家門口出發，朝陌生的旅途而去；是個啞子的我，始終克服不了言說的障礙，許多年過去了，我始終問不到回家的路。

一直到現在，我依舊立在無邊無際綠晃晃的水稻田中央，而您以一種極緩極緩的速度，像那台時速只有二十多公里的發財車那樣的速度，慢慢地繞著我旋轉，我的視線追著您，不停不停地跟著您繞啊轉地，我感到有一點暈眩。

父親，我沉默的矮子父親，我發自內心地厭惡您，我中了您下的毒，我的人生被您的速度和空間永遠困住了。四周無邊無際，我立在您的沉默之海中央，拍岸的浪是您的稻，是您的甘蔗，是您的高粱，是從您的高度望出去的四季遞嬗。

名家推薦
作者用一個特殊的方式，假想式的布局來寫父親。從片段拼出父親的形象，讓我們看到務農維主的父親，即使在鄉下也挫折重重。──簡媜

這次晉入決審的作品有四篇寫父親，父親已是社會中的弱勢了，他們的生命是被剝削的生命。本文所寫的機器、農藥等，都和剝削有關；結尾滿悲傷的。 ──張曉風

>>>>2006/09/20 聯合報 聯合副刊

彩虹應當擁有，簡單美好的起源在柏林教堂殘破的邊牆，時光曾是一篇詩意蓬勃的經文

（當童年的玩伴成為政團的槍套成為神祕的警察；國族的寫法被圈讀為神聖的斷句，被倥傯被齊聲朗誦，被考據為鏗鏘的章節，被印刷為光明的修辭學）

六十七號的孩子們，有人開始

學會納粹，有人被迫

蒐集一些不能發聲的拼音

公寓樓下，是諸神熒熒懺悔的牧場

樓上是蒙太奇，糾雜著語法的翅膀與童話的

月亮，一些蕭條的光影

在戰後，殘映每一座陌生的森林

最近台灣流行五天一次的「王建民實境秀」，每逢建仔出賽日，有些單位就會挑選一個場地，架設大螢幕實況轉播，邀請職棒球員、球迷及少棒選手到場觀戰，並舉辦各種串場活動以炒熱氣氛。這一切原本都無傷大雅，不過有時主辦單位會自行加入一些獨特的台式幽默，感覺就變得不太一樣了。例如某天王建民遇上芝加哥白襪隊，現場所有來賓手上拿著白襪跟剪刀，主持人一聲令下，大家同時剪破白襪，以壯建仔的聲勢。 

這、這、這實在是太無聊了！竟然把物化對手當有趣，令人啼笑皆非。這個場景不禁讓人想起，在亞錦賽和奧運前的加油活動中，也有「吃松阪牛肉」、「吞泡菜」、「啖鍋巴」（古巴）等好笑畫面，一言以敝之，就是喜歡找一些發音相近的食物或生活用品，然後一口吞進肚裡或一舉破壞殆盡。

這也跟台灣職棒多數球團的啦啦隊一樣，明明歌聲不怎麼悅耳，卻拿著麥克風，音響開到最大聲，完全無視其他觀眾的感受，自顧自地唱起「卡拉OK」，於是看球的氣氛也隨著有規律卻沒旋律的加油歌聲，盪到谷底。

若王建民每次出賽都要這樣搞「創意」，其實對主辦單位也是個大考驗，因美國職棒有些隊伍很難找到代表物，就算找到了，可能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後遺症。簡單來說，大聯盟隊名大概可分成三大類，除了第一類的「生活用品」，如白襪、紅襪等較沒爭議（製造廠商還會很高興，因襪子破了要買新的，生意會變好）之外，其他都不單純。

像是第二類的「人物」，如費城人、國民、勇士、紅人、印地安人之類，若找人扮成印地安人，然後大家痛扁他一頓，豈不成了公然的種族歧視！而第三類是「動物」，如老虎、馬林魚、金鶯、小熊、魔鬼魚等，難不成現場找來一隻真老虎，然後把牠殺掉嗎？那台灣又要因此而背負「屠殺保育類動物」的惡名。或許，唯一沒異議的只剩海盜，原因無他：海盜是公認的壞人嘛！（拍攝《神鬼奇航》，創造出有趣海盜角色「傑克船長」的迪士尼，大概是唯一不爽的組織。）

事實上，美國球迷看球時手持的海報，多半都是鼓勵自己，只有少數針對對手，而且極少有人拿敵軍隊名開玩笑，就如同不應取笑別人的姓名一樣。不是老美不會聯想，而是因他們尊重對手，況且真正的勝利是在場上打敗對手，不是只會吃對方豆腐。所以，請相關單位趕緊改練別的加油招式，不然下次碰上藍鳥隊時，要準備什麼樣的道具上場呢？想起來還真教人臉紅！

>>>>2006/9/15 中國時報 浮世繪

有時在生活裡的某個情境，會忽然想起書裡、電影裡的片段，思維便延伸向更遠的地方。文學、藝術使我們對事物的感受有更豐富的層次。

七月底，輔大「退學生」黎文正一個人的絕食靜坐期間，在辦公室裡，新聞部開著電視，我不斷聽到「文正」這名字，感覺好像老有人在叫我。我有些心神不寧，腦海中自動浮出詩人北島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我知道那些喜愛扣帽子的人會說：這是大陸人寫的詩。可我不相信人們真的不同意，世間有些東西與生俱來超越族群。譬如道德。譬如詩。

>>>>2006/09/15 聯合報 聯合副刊

倒扁靜坐群眾，今晚移師台北火車站。凱達格蘭大道，則由民進黨人申請路權使用。不同立場群眾，你進我退，倒也都遵守了民主政治基本的規則，這是好事，值得為兩方鼓掌。

今晚移師台北火車站的倒扁群眾，預估30萬。明天挺扁的支持者，動員10萬人，雙方比人氣之餘，情緒的對峙，意外的衝突，才是周休二日大家最該關注與克制的事。

倒扁，固然有廣大民意基礎，可是，倒扁畢竟不是幾天內就能達成的目標，要長期抗爭，除了現場士氣須時時鼓舞外，很顯然，「說服力」更為迫切。亦即，怎麼讓全台灣更多民眾，願意積極行動，表態倒扁，讓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感受到無以掙脫的壓力，這是「倒扁總部」要打持久戰，非做不可的嚴肅要務。

這種嚴肅的說服力，還有其他目的。首先，對企業界，對仍在觀望的民眾，一套嚴肅認真的說服力，可以解消他們的疑慮，並增強倒扁總部本身的道德自律感，讓倒扁的正當性更趨完整，而不至於因媒體的捕捉花絮新聞，轉移了倒扁運動的嚴肅意義。

另外，認真嚴肅的說服論述，還可以做為號召民進黨內天王們思索「後扁佈局」的依據。情緒的咒罵，煽情的痛斥，爽則爽矣，卻只能亢奮倒扁群眾自己，對爭取盟友，擴大倒扁正當性，助益不大。當施明德公開呼籲呂游蘇謝要站出來時，這只是道德召喚，下一步，必須用嚴謹論述，去論證「天王倒扁」的必要性。

挺扁的人，是鬱卒的。阿扁政治人格破產，挺扁的人不得不把焦點轉移到挺本土政權上。我們可以理解挺扁者的痛苦，能體諒綠營多數沈默者的心情。他們是需要一個發洩悶氣的舞台，916上凱達格蘭，不失為一次壓抑心緒的宣洩機會。但接下來呢？不滿意阿扁的民意，超過六成。連民進黨的滿意度，都滑落到空前谷底。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阿扁無能。這問題，綠營該怎麼辦？

阿扁不退，倒扁者不會鬱卒，反而更激發戰鬥力。然而挺扁者，面對一波波阿扁無法合理解釋的弊案、醜聞，挺了916，還有勇氣挺第二次、第三次嗎？靠動員挺扁，終究比不上自發性的倒扁氣勢啊！

>>>>2006/09/15 聯合晚報 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