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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面來講，台灣的大環境就是一個與國際社會脫軌的環境，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一個是梵諦岡（其為聯合國永久觀察國，一樣隸屬於聯合國的體系）另一個是台灣，但因政治因素特殊，上網流覽聯合國官方網站，非會員國（Non-member）一欄只列舉了梵諦岡不見台灣蹤影，因為在目前國際社會上，台灣還是未獲大部分國家承認的國家，即使被承認，也只能是說不出口的精神上承認。

 

 

    

 

 

是不是台灣的國際空間被打壓太久，連民眾也日漸習慣於這種處境，自外於國際社會，對於國際事務麻木不仁了呢?

 

 

 

 

我贊同龍應台女士的論點:國際化可能不是劍拔弩張的「去中國化」，反而是把「中國化」當作一種全球優勢來吸納融會。泰國在農曆年節期間打出口號，歡迎大家到泰國過農曆新年(Chinese New Year)吸引全世界大批觀光客;韓國在幾年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為韓國的文化資產，此舉引來中國當局的強烈反彈，韓國人說的很妙:端午節雖然經由中國傳入，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早就成為韓國文化的一部分，當然是韓國的文化資產。據了解，中國知道韓國這個舉動之後也開始加緊搜集資料，不讓韓國搶走中國傳統的端午節慶。泰國和韓國自古皆為中國鄰邦，受到中國文化深度薰陶，但是他們巧妙地將文化中包含中國文化的部分發揚光大，但同時又不忘維護自身文化，所以最近韓國將帶有貶抑意味的首都漢城改名為首爾。日、韓發展圍棋文化多年，成功推動圍棋職業化，圍棋在台灣一向是小眾人口，近年來才廣受歡迎，推究其原因卻是一部來自於日本的漫畫「祺靈王」。反觀台灣，缺乏泰、韓、日本巧妙運用文化中的中國素材成為競爭優勢，反而是一直在「中國化」「本土化」的窠臼思維泥沼裡空轉，相較於泰、韓，台灣的文化脈絡裡，具備更深層廣泛的中國文化因子。別人能，台灣真的不能嗎?

 

 

    

 

 

台北吃得到中國各省的美食和台灣本土料理，台灣的飲食文化資產之豐富獨步全球，不管是東北的酸菜白肉鍋、山東水餃麵食、四川麻婆豆腐、台南的鱔魚意麵和新竹米粉，都已經成為台灣飲食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化與本土化也可以不要劍拔弩張和睦相處，兩者並非有你就無我、非贏即輸的零和局面。政府近來大力提倡創意文化產業，在全世界日益重視中國文化的今日，如何發展出融合中國化與本土化的創意文化、端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台灣製造」佳餚，以迎接國際化潮流，考驗著所有台灣人的智慧。

 

 

海峽兩岸若想在世界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中求生存發展，就應尊重這些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寬容……這些普世價值，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雖有盈虧之時，一直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要在天災人禍的風雨過後，才會再驚覺地仰望之。人類世界文明重建和海峽兩岸的未來，都還在等待月明之時。

 

 

■雅典在哪裡？

 

    雅典奧運才剛過去不久，龍應台卻問大眾說：「請問雅典在哪裡？」我們可不要急著搶答說：「雅典在歐洲、在愛琴海邊、在希臘」。這一問題的答案背後，有著更多的問題在等著我們。

 

    

 

有兩位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訪談百位知名教授，請問有那些書曾經對他們的人生或治學發生過思想開竅的作用？百位教授列出的五百多本書單被編成《哈佛書架》，其中提到最多次的是《聖經》和《莎士比亞著作》，緊接在後的是荷馬的史詩《依里亞德》（Iliad），「木馬屠城」的故事，就是脫胎自《依里亞德》。荷馬的史詩，人物出入於希臘神話和歷史傳說之間，呈現了歷史的壯美和命運挑戰的悲歡，可說是一部西洋的《封神榜》，對西方文化的歷史觀、英雄崇拜、宗教信仰起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以《依里亞德》為典型的希臘文明是歐洲文明的源頭。

 

    

 

雅典因神話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而得名。今天人們到雅典，飽經滄桑的神殿、城牆、石柱……就在眼前和腳下，似乎是走進一個古希臘文明的現場。如果我們認知到「雅典」做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文化符號。龍應台的一問「雅典在哪裡？」也可說是推著我們再去問：「西方文明的發源在那裡？」，「智慧、和平的女神在那裡？」，「東方文明有沒有出現過一個雅典？」

 

 

■一個字說二十一世紀: interdependence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二月底來台，以〈擁抱人類共同價值：共創二十一世紀的安定與繁榮〉為題發表演說。在明星式的迎送後，台北的人們可還記得，這位本年度訪台最重要的外賓談話裡，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是反恐嗎？是南亞大海嘯的善後嗎？是兩岸關係嗎？

 

    

 

柯林頓說：「二十一世紀可以只用一個字來做最好的概括；這個字不是『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對多數人而言，僅限於經濟面的涵義。我以為更恰當的字眼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因為『相互依存』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甚至也可以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的雙重意思。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不能脫離彼此而生存。」

 

    

 

人人都說國際觀，可是什麼是我們首先應有的國際觀？柯林頓捨「全球化」不用，而強調以『相互依存』來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簡言之，能源、食物、環境、人口諸問題和永續發展的要求，都向世人警示了宏觀視野的必要性和建立全球公民意識的迫切性。

 

 

■宇宙論有什麼用？

 

    在一場「我們的宇宙」的演講提問中，一位學生問教授：「台灣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那麼多，我們學宇宙論有什麼用？」

 

    

 

這麼說吧，自古以來，人類對科學和人生的追問，都從仰望星空開始。天文學從日升日落的觀察，行星軌道的計算，宇宙膨脹的發現，再進而探索宇宙創生之謎。回顧宇宙論的發展，可以提示我們，如何由觀測現象去建立一個學問體系，如何從散亂的小拚圖去摸索、排列出宇宙全景的拚圖，天文學的研究使我們對世界有更宏觀的視野。人類可以了解宇宙，使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和生命的價值有了特殊的意義。

 

 

■經典和人文教育

 

    這位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錢致榕，他說，四十多年前他從台大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念物理研究所，教授建議他去修humanities的課，humanities一般是指文史哲、藝術的人文教育；狹義的說法，是指古希臘羅馬的語言、文史、哲學。他當時大表訝異。教授對他說：「我以為你是中國人，這道理你應該懂的。」他依建議去修了這門課，二十年後，他同樣要求子女，上大學一定要學古希臘羅馬史。

 

    

 

為何在西方的人文教育中，古希臘羅馬史的學習被認為是必要的，連念物理的博士生也建議要選修？這對思惟的發展有何助益？台灣大學劉廣定教授曾指出，民國十七年，陳寅恪在北京圖書館看了清宮舊藏的滿文版《幾何原本》後，再比較其他譯本，發現其內容都比西方的原本為簡略，有所刪節，而指出「夫歐幾里得之書，條理統系，精密絕倫，非僅論數論象之書，實為希臘民族精神之所表現。此滿文譯本及數理精蘊本皆經刪改，意在取便實施，而不知轉以失其精意。」

 

    

 

陳寅恪研究文史之餘，也注意到西方科學精神源出有本，有其邏輯系統，不能只學其枝節表象。《幾何原本》的條理系統，來自希臘民族精神的思惟，應追其本源。可以說，近世歐洲的數學、物理科學能建立發展成一完備的系統，更進而發展出工業文明，是有其哲學文化基礎的，凡欲追求學術自立者，對此宜有深刻認知。一個民族和個人的思想特徵，都是由文化環境所鑄造的。科學、藝術、宗教、法律……一切人類社會進步的成就，都有人類精神奮鬥的血淚在裡面，對這些精神、思想的探索，才是人文教育的精要所在。

 

 

■傾斜的文明榜樣？

 

    九一一事件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文化衝突的警訊，科技發展的方便性，反使人類自我毀滅的能力日益增大。以往的世界經濟成長，很大的一部分是靠一個「過度消費」的美國在帶動，當美國的經濟成長漸露疲態時，人們轉而期盼中國、印度的市場崛起，能再帶動全球經濟的榮景，這是一種合理的打算嗎？其他國家有條件去重複美國的發展模式嗎？

 

 

一位香港詩人旅遊義大利後作成短詩〈比薩斜塔〉說：

 

    

 

迢迢千里，自東而西，只見一個，斜的榜樣。

 

    

 

據說，伽利略從比薩斜塔上，將重物往下一丟，證明了不同重量的自由落體有相同之加速度，提供了牛頓力學的發展基礎，西方科技於斯大進。伽利略被判了絞刑，比薩斜塔做為一個科學史象徵留存，成了觀光景點。法顯、唐三藏西行求法，帶回了佛教經典，使佛法大興於中土。百年的歐風美雨，驅使了更多人向西方去尋找進步的道路，到頭來，是否找到什麼真經寶典？或竟只是看到一個傾斜的榜樣？

 

 

■再起樓台待明月

 

    鴉片戰爭後，道光皇帝歸咎林則徐，將他革職發配新疆。林則徐在邊疆興修水利、開闢屯田，在伊犁時寫了「偶然風雨驚花落，再起樓台待月明。」送給友人，他痛心整個民族面臨驚世變局，災難臨頭，預感將來風雨過後，唯有發展出新的文化思維，中華民族才有再起之望。

 

    

 

經過近半世紀的對峙，兩岸之間有交流合作，也有漠視、對抗和打壓。一位企業家長期關注台灣企業的全球化布局，若有所悟的指出：台灣廠商在許多國外市場的經營和品牌開發都做得很辛苦，吃過許多苦頭。大陸反而成了許多台商還能「游刃有餘」的地方，主要並非技術優越或策略高明，而是相當成分上，佔了「語言文化」的便利和一點民族情感的因素。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發展，台灣人對此應有一點謙卑的認知。

 

    

 

要朝現代化發展，海峽兩岸必須認知到世界是一體多元、和而不同的事實。做為全球注視的可能衝突點之一，海峽兩岸的交往，是否能從情感糾結的反應進入到理性智慧的處理，貢獻一個寬容和解的典範給世人？也許我們可以從愛因斯坦這一位和平主義者學到一點啟示，他在〈反對製造氫彈〉一文說：「歸根究柢，人類的和平共處，首先是靠相互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一種互讓關係。」兩岸之間如果多發揮「善解方便」的精神，互動言行上多一點善意的解釋，做一些互讓一步的措施，達成「海峽不再戰，兩岸共繁榮」，才是安定發展的保障。

 

    

 

柯林頓強調的「相互依存」能夠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共同價值嗎？十年前，東協各國集會於吉隆坡，設立「人文奮鬥獎」，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致詞說：「當亞洲對世界經濟及全球安全秩序做出貢獻時，它們必須積極參與全球文明重建工作。」文明重建是一個「再起樓台」的過程，全球文明重建必須合乎某種普世價值觀。海峽兩岸若想在世界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中求生存發展，就應尊重這些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寬容……，這些普世價值，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雖有盈虧之時，一直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要在天災人禍的風雨過後，才會再驚覺地仰望之。人類世界的文明重建和海峽兩岸的未來，都還在等待月明之時。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

 

 

    一個朋友回國講學，說起有一天接到他母校系所辦公室的助教打來的電話，告知某某教授要出國開會，師母擔心教授年紀大轉機不方便想找學生幫忙照顧一下，她從校友通訊錄中查到他在加州，問他可否幫忙接機，他覺得義不容辭，就滿口答應下來，請助教小姐把行程傳真過來以便安排。想不到一看行程，他傻眼了，他住舊金山，教授在洛杉磯轉機，中間隔著五百英里，這怎麼接機？他再打電話去系裡，問助教知不知道舊金山與洛杉磯隔著很遠？助教反問道：不是都在加州嗎？他一時氣結，答不上話來。他說他不敢要求那位小姐知道加州很長，從南到北得開上兩天兩夜的車子，但是舊金山與洛杉磯都是中國人很多的大城，有許多自己的同胞住在那裡，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國城巿，不應該這麼離譜。我聽了想起天下雜誌去年年底做的「台灣人的國際觀」的調查，許多人都只知道台灣本土，對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也不關心，更不認為自己不知道有什麼羞恥，這種態度令我很憂心，因為不了解會產生偏見，世界上許多悲劇的發生都是由於無知和偏見，有了解才會產生同情，有同情才會有包容，無知會造成冷漠，冷漠會自絕於人。

 

 

無獨有偶，有一位經商的朋友也告訴我，他的女秘書請產假，代班的小姐替他訂去美國聖地牙哥的機票時，竟然訂到智利的聖地牙哥去了，那位小姐顯然不知道這兩個聖地牙哥有什麼不同，也不知道一個在北美洲，一個在南美洲，更不會去推想公司的業務只在北美洲，不應該是南美的聖地牙哥。他責怪我們教書的沒有把學生教好，「沒有遠見，沒有世界觀也還罷了，」他氣憤的說「還不會推想，不會思考，只會強辯，說你沒有告訴我是哪一個聖地牙哥！」這兩件事都是小事，但是點出台灣目前教育的危機，幾十年來考試掛帥的結果是培養出一批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世界，目光如豆的年輕人，凡是不考的都不必念，更不必知道，反正在國內生活也用不到外面世界的知識，光是島內自己的八卦都應接不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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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人不關心台灣島外的事，連金門、馬祖自己的領土都被忽略：官員在說話時常把他們忘記，教育部在制定母語時就把馬祖的福州話給忘了。外面不論發生什麼事，報紙永遠只有一版的版面在報導，幾張圖片一登，剩下的文字空間有限，所以現在年輕人除了切身有關的時尚流行之外，其餘國外大事連正眼都不瞄一下。前幾天我們大樓住進來了一位瑞士的訪問學生，與他交談之下，發現他對任何題目都幾乎可以侃侃而談，知識很豐富，我問他怎麼懂得這麼多，他說瑞士一直是歐洲會議的中心，國際很多會議都在瑞士舉行，因此，他們從小就從報紙上讀到這些會議的主題：非洲飢饉、南非種族隔離、南美熱帶雨林的砍伐及中國人權的問題，他們老師也時常帶他們去看這些國際開會的情形，要他們聽正反兩方的意見，他們每學期都得寫一篇與國際問題有關的申論文，他雖然才高中，但是他的世界知識遠超過我們的大學生，令我感慨。

 

  現在很多人振振有詞的說：本土優先，先台灣後天下，這固然沒有錯，但本土優先只是個順序，不應該因此而加重本土考試內容的比重，不考外國史地，使我們學生連雅典這個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在那裡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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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並不是我們就是全世界，當我們對外面的情勢一概不知時，我們會誤判，會夜郎自大，會自我陶醉在國內情勢一片大好聲中，而頹廢下去。關起門做皇帝的結果是有一天老本吃完需要開門上街買糧時發現糧食店已經被別人包下，不跟你做生意了。我曾經看過一個寓言：有一個洞裡的原始人都是背對著洞口坐，當太陽出來照在經過洞口的動物身上時，牠們所投射出來的影子變得比實物還大，原始人嚇壞了，更往洞裡擠，更不敢看洞外，更互相告誡洞外的可怕。最後，有一個原始人大膽的面朝外偷看一下，發現洞外春光明媚、鳥語花香，那些可怕的動物不過是被影子放大的貓狗兔子而已，如果他們選擇面朝外坐，他們就不會被自己嚇到，因為他們永遠背對著世界就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愚昧無知使他們把世界排除在他們生活之外，不久世界也把他們排除在世界之外，他們就像透明人一樣，不存在了。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老子就是大字不識幾個，還不是照樣當上立法委員？草根性才是當紅炸子雞，說話越粗俗，上的報紙越多，飽學之士不再受尊重，年輕人崇拜的是敢罵敢脫的人。加上現在高中課本對古文部份的減少，孩子古文看不懂了，沒有辦法去接受古人的智慧，文化的傳承斷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之事，讀歷史不只是以古鑑今，它主要還是品格的薰陶，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是留芳萬古，什麼樣的又是遺臭萬年，缺少了這些楷模，就演變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不讀書使得現在的人無視，沒有眼光，不能從古人的經驗中擷取智慧，無膽，不敢面對問題，像洞中的原始人一樣，永遠背對著世界，最糟的是無知，不能解決問題，所有的問題都用「拖」，一個校長的資格可以拖九個月不解決，一個老兵的薪俸拖93天不核發，就如同一位前輩對我說的，精神病很難治癒，好在拖到病人過世，病也就沒了。我很擔心現在大家都不願意去正視台灣的競爭力，只用拖的去敷衍，一旦拖到台灣沒有了，一切的意識型態、族群對立也就沒有了，大家同歸於盡。「孫子兵法」三千年前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今不知彼，也不知自己有多少斤兩，我們國家的前途究竟在那裡呢？

 

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為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而文學可以抓住感性……

 

 

是新竹風把充滿傳奇色彩的鄭愁予喚來了。

 

 

這一日，竹中校園裡顯得特別熱鬧，要求開放校外民眾聽講的電話不斷。二時不到，六百席座位的音樂館已湧入多達八百位聽眾，連走道上也坐滿了青年學子，以及來自新竹女中、實驗中學、竹北高中等鄰近學校的師生。鄭愁予長年旅居美國，為耶魯大學的駐校詩人，十六歲即出版《草鞋與筏子》，來台後持續創作，出版《窗外的女奴》、《衣缽》、《雪的可能》、《燕人行》、《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多部耳熟能詳的詩集。今年應東華大學英創所之邀，返台擔任駐校作家。從美國東岸來到花蓮，再從島嶼的東岸回到詩的啟蒙地酖酖新竹中學。雖是迢迢萬里的征途，詩人的臉上卻未見舟車勞頓的疲累。此次演說以「失去的感性」為題，鄭愁予徐徐走上講台，台下立即以熱情的掌聲迎接「學長」。重返闊別五十五載的母校，他兩手高舉，激動的神情溢於言表，過往的一切，詩的一切，有如紀念簿般地，一頁頁被打開了。

 

 

1特別香的風

 

一九四九年，生於河北的鄭愁予飽經戰亂，輾轉來到台灣，經插班考跳級考入新竹中學三年級。最令他懷念的人，就是當時校長辛志平先生。

 

 

「一走進大門，我感到有一股特別溫馨，充滿香氣的風，這是辛校長建立起來的校風。」他感性地說。為了此次回母校演講，他特地剪短了頭髮且未染，強調「原味」，希望讓竹中學子看到畢業數十年的學長仍保有竹中人的率真自然、樂觀進取的氣息。

 

 

他回憶起高中時，身著日治時期延續下來的卡其制服，頭戴竹中帽，髮不過耳下三公分的竹中歲月。山脈青青，校旗永遠在風雨中飄盪；音樂老師蘇森墉帶領下，校園的每個角落無處沒有合唱，無處沒有聲歌……辛校長沒有因為竹中是桃、竹、苗三地的最高學府，而放棄升學科目以外的四育，每個學生都必須看得懂五線譜、美術要及格方可畢業，辛校長對知識、道德的要求，他認為是一種感性的教育。

 

 

辛校長學識淵博，只要有老師請假，不論哪一學科，校長都可以從容代課。一回校長兼教歷史課，段考考題相當艱澀，那次鄭愁予考了全校最高，八十九分，辛校長特別在聚集全校師生的朝會上表揚他。彼時英文、數學、理化等是主科，而校長卻對被視為旁科的歷史給予相同的尊重，他的無私、開闊的胸懷一直是鄭愁予難忘的，為他日後堅持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

 

 

2尚老師與羅老師

 

國文老師尚奎齋先生是他的新詩啟蒙老師。尚老師受文言文教育，國學造詣很高，每週規定學生要寫一篇作文。新詩尚未成熟，許多國文老師尚未接受新文學的當時，鄭愁予不按牌理出牌，一首新詩權充作文交上去。老師竟未斥責，反倒打了全班第二高的分數（第一高分仍寫規矩的論說文），同時在課堂上當眾讚美鄭愁予的詩是很好的作文，並鼓勵他繼續寫下去，新詩創作「一條寂寞的路」便展開了。鄭愁予說，青年時期是所有有志寫作的創作者開始書寫的最好時期，尚老師挖掘了他潛在的特殊才情，使其「感性」得到充分的發揮。

 

 

鄭愁予的地理也很好，地理成績之高，班上無人能出其右。教地理的羅富生老師從未因為成績好而褒揚他，他卻是鄭愁予在文章裡一再懷念的老師。最教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學校同學到獅頭山遠足，中午吃飯時間，喜歡喝酒的少年詩心引動，用午餐的飯錢買了一瓶廉價的桂圓酒，坐在大石頭上一人獨飲，眺望山水。帶隊的羅老師撞見，從袋子裡取出自己從家裡帶來的麵餅給他，說：「年輕人不能餓肚子的。」老師又要去了他的酒壺。就這樣，少年有些拘謹地吃著老師的午餐，老師喝了一口他的酒，說：「這酒是劣酒，不可多喝。」把酒遞還給他。一對不多話的師生各據一顆大石，盤腿而坐。面對秀麗的山水，默然無語，恰如李白詩句「兩人對酌山花開」的情景。高中生喝酒，即使在當今的校規也是不被允許的，羅老師的豪氣，對學生的傾囊交心，令少年的鄭愁予眼眶濕潤。

 

 

他提到羅老師的一則英勇故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本省籍民眾聚集在東門路辛志平校長東門路的寓所前抗議外省霸權。羅老師身材魁梧，隻身站在辛寓大門前，用道地的台語、客語、日語，向他們解釋辛校長是來辦教育的，辭嚴義正，不畏勢眾，得到民眾的理解，抗爭的人潮漸漸散去，成功化解一場族群之間的對立。鄭愁予認為，過去的中國政治「立德」多於「道德」，過於強調忠孝誠信。倘使政治領袖以仁為本，風行草從，人民皆可行仁。而在他眼中，羅老師不僅是一位飲者，教育家，更是一位勇敢的俠士，他人格的感化力，包容力，為孔子「仁」的思想的展現。

 

 

3感性的教育

 

鄭愁予以極富磁性的嗓音，朗誦了一首高中時題在同學紀念簿上的舊作〈紀念簿題歌〉，起頭兩句「紀念簿打開來了／題些什麼才好呢？」對即將離別的校園生活與同窗好友，依依的離情盡在不言；物換星移，此時聆聽鄭愁予重讀少作，更覺悲涼，在場師生無不為之動容。此詩當時沒有發表，至民國七十六年，才收錄於詩集《刺繡的歌謠》。少年的鄭愁予此時已展露詩情，用「紙窗」、「粉牆」、「床單」三個意象比喻空白的紀念簿，第二段：「如果這是一片粉牆我會畫出蒼青的山脈／給你 又在你這牆上畫出高林浴著雲海／一椽茅屋隱約在山腰間」，其中「蒼青的山脈」指的正是新竹中學的後山酖酖十八尖山。課餘時間，喜愛大自然的鄭愁予徜徉在青青山林裡，感受新竹風溫暖的吹拂，讀山巒起伏，讀花，讀葉的開落。「畫完了三個卑微的祝福／然後……／我是不題名字的／只畫一個道旁送行的少年／又畫他在山腳下仰頭呼喊」，由實轉虛，道盡鄭愁予對斯情斯景的深情告別。

 

 

短短的一年竹中生活，影響了鄭愁予的一生。他表示，在竹中受到美的陶冶與人道關懷，使他的人生視野、看世界的方式更加廣闊。鄭愁予熱愛體育，和對美術、音樂的濃厚興趣，都是在竹中時期培養起來的。而這樣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為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他感慨地說。

 

 

4喚回失去的感性

 

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並未消失，而文學可以抓住感性，並喚起更多人注意。甫出版的《2004台灣詩選》，黃春明〈國峻不回來吃飯〉最讓他感動：「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此詩在事件淡卻之後，以平靜、無雕飾的敘述性文字追念夭亡的愛子，寫的不僅是一位父親，更是天下父母的共同牽掛。香港幾年前票選最喜歡的詩，孟郊〈遊子吟〉獲最高票，鄭愁予表示，文學作品將孝道宇宙化，從傳統儒家思想狹窄的「孝」的立德裡提昇到不朽的境界，即是「仁」的展現，故《孝經》讀後未必能起身行孝，而〈國峻不回來吃飯〉確實有感發人的力量。

 

 

由於新竹中學感性教育的陶冶，這樣的感性伴隨著鄭愁予和他的詩，使他一直以來秉持著正義，替受委屈、條件不好（disadvantageous）的人說話，也因此他特別推崇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寫了長詩〈革命的衣缽〉紀念國父，「那是熱血滋生一切的年代／青年的心常為一句口號／一個主張而開花／在那個年代 青年們的手用作／辦報 擲炸彈 投絕命書」，展現鄭愁予強烈的使命感。寫此詩時，感於其高尚的人格而一再嘆息復流淚。陳義芝笑言，十幾歲的青少年時期因此詩的鼓舞，真有想捲起袖子、頭綁布條「革命」去的衝動。

 

 

這樣的感性是抒情的，他說明，抒情詩有情懷、情思、情趣三層次，〈革命的衣缽〉抒的是情懷，但非個人小我的情懷，而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而寫。而詩若有趣無思，缺乏高層次的內涵，有思無趣則不能動人，鄭愁予建議年輕寫作者，可從情趣入手，藉由創造性的趣味表達情思。

 

 

5最美的字

 

最後，鄭愁予將情歸結於「青」：「情從「青」來的，是漢字中最美的一個字」。由青構成的字無一不美好，無一不抒情，正如「青，其實是距離的色彩／是草，在對岸的色彩／是山脈在關外的色彩／一點點方言的距離，聽著，就因此而有些／鄉愁了」（〈青空〉），有青在心，天地萬物皆有情。身為一名抒情詩人，鄭愁予未曾失去他的感性，未曾忘記孕育他的土壤，新竹風掀動的每一頁。

 

註：題目借自鄭愁予詩作〈紀念簿之歌〉。

 

在這青春躍動，也曾經培養出不少作家的學校裡，寒流後日光剛剛露出一點暖意，綠制服女孩們在廊下三兩成群。在國文教育每每成為箭靶的今日，北一女中的國文教師卻有計畫地，透過邀請作家本人到校，讓學生們更近距離地體沐文學的光采；這次則是和聯合報副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合作，期望能藉著作家本人生命經驗、創作歷程之傳遞，開啟學生對台灣本土文學的閱讀興趣，並從閱讀中培養人文的精神，不受拘執的心靈。

 

 

 

 

應該讓學生多讀文言文

 

 

而擁有跨越時代魅力的黃春明，則是讓教師和學生都同感雀躍的講者。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寫作至今，從四年級到七年級都可能是他的「粉絲」；近年來投身兒童戲劇、歌仔戲改良、宜蘭博物等事業，還可能讓「粉絲」群擴散到老人和兒童裡。黃春明雖然年已六十餘，頭髮有些花白，私下談起文化與國是，臉上仍有不馴的線條；他向接待的國文老師們簡單表達對教育的想法：「我們用的是漢文，文化也從那邊發源過來，和本地融合，要怎麼『去中國化』？應該讓學生多讀文言文，那是最緊密、最精緻的文字。」

 

 

 

 

步入講場，劇場式階梯教室坐滿了學生，一片濃綠。氣韻爽朗的校長介紹講者時，不忘提醒：「希望作家們常常到北一女來，我們的孩子是非常值得開發的。」主持人陳義芝也提到，黃春明的小說能夠禁得起時間淘洗，一代一代成為必讀的文學書單，乃是因為具備了濃厚的本土情感和親切的民族色彩。

 

 

 

 

如何引發閱讀和創作的契機，往往和童年經驗有關。成長背景不同，契機的出現也不一樣。都市化的擴張，讓現在的孩子在都市或在都市的影響下長大，所能體會到的生活和父母那一代是很不相同的。

 

 

 

 

被罰站在後院地上的圈圈裡

 

 

談及童年，黃春明說有一幕他是忘不了的。「我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爸爸新娶了太太，要我叫媽，我心想我本來就有一個媽媽呀，就使著性子不肯，結果我爸就在後院地上畫一個圈，叫我站在裡面，直到願意叫媽媽為止。」

 

 

 

 

回憶起在宜蘭羅東度過的悲欣交集的童年，彷彿還歷歷在目：「我站了四五個小時，天都黑了，蚊子在小腿旁邊叮呀繞呀，肚子也餓了，幾乎就要屈服的時候，突然，看到院子關上的木門縫隙裡，隔壁的一個媽媽正看著我。」黃春明媽媽的小名叫做「阿猜」，這位鄰居婦人就相當憐惜地感嘆：「這不是阿猜的兒子嗎？怎麼這麼可憐？」也許是念及往日之情，一面流下眼淚，一面不忘轉頭教訓跟在旁邊的兒子：「看到沒？如果不乖的話--」

 

 

 

 

黃春明說，這位鄰居媽媽的話對他無疑是一種安慰，一想到有人疼惜著自己，腰桿立刻挺直了，又站了好一些時候，直到奶奶出來勸慰為止。

 

 

 

 

透過沈從文和契訶夫的筆，看到文學家的悲憫之心

 

 

這幾年來本省外省的問題吵個不休，「我小時候和外省同學相處得很不錯，而且他們國語說得好，說話、作文都比較流暢，毛筆字也比我好。我買了品質不大好的毛筆來寫，開岔了就在嘴裡舔一舔，收攏筆鋒，繼續寫，搞得舌頭嘴唇烏黑黑的，比現在的化妝還要時髦呢。」念初中時，黃春明班上的國語課王賢春老師也是外省人。「我還記得她的樣子，就是穿得像統一那個飲料『飲冰室茶集』的廣告一樣。」學生大笑。「你們是不是只認得『飲冰室茶集』？知道《飲冰室文集》是誰寫的嗎？」全場學生一致回答：「梁啟超酖酖」黃春明很滿意地說，現在的孩子還記得梁啟超，這是好的。「王老師穿著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做得寬寬的，那個時代的女人不會隨便暴露自己身體的輪廓。然後白色的襪子，自己納的傳統布鞋，很優雅。」有一次王老師出了個作文題目，曰「秋天的農家」，黃春明想這是自己熟悉的東西，不先寫風景什麼的，而是從聽到打榖機的聲音開始寫。發下作文簿，老師以為黃春明是抄的，顯然是好得有點超齡了。

 

 

 

 

「老師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再出一個作文題給我寫。」

 

 

 

 

「那你就寫『我的母親』好了。」

 

 

 

 

「可是酖酖」黃春明有些猶豫了：「可是我媽媽已經去世了。」

 

 

 

 

王老師彷彿覺得自己不小心觸到他人的傷處，語氣更和婉了：「什麼時候去世的呢？」「八歲的時候。」「那還記得跟媽媽有關的事情嗎？」黃春明想了想，很誠實地說：「有一點模糊了。」「那沒有關係的，總是還記得一些，你就寫你記得的就好了。」

 

 

 

 

後來，王老師私下發還作文簿，眼眶還紅紅的，哭過似的：「寫得很好，很有感情。」還送了他兩本短篇小說集，一本是沈從文，一本是契訶夫的。黃春明開玩笑說：「受到這些珍貴禮物的影響，所以到現在我都沒有寫過長篇小說。」

 

 

 

 

王老師可以說是黃春明的文學啟蒙者。這兩本小說集中收錄了許多觸動人心的東西：「透過沈從文和契訶夫的筆，我看到了文學家的悲憫之心，看到了人性的可貴、環境的險惡，也促使我去思考社會的不公。」

 

 

 

 

生性情感豐沛，小時候常躲在棉被裡哭

 

 

好比契訶夫寫過一篇〈小褓母〉，說一個才十二歲的小褓母，因為工作超時，總是無法得到睡眠與休息，後來終於在極度的疲勞與恍惚中，扼死了那個吵鬧不休的嬰兒，小褓母並不感覺到自己做錯事，只是在倏然的寂靜中，欣慰地想著自己終於可以好好睡上一覺了。另外還有一篇為人傳誦的〈萬卡〉，講一個九歲小男孩萬卡被送到鞋匠那裡幫傭，時常被打、被奚落，生活太苦了，便寫信給自己的爺爺，希望爺爺來領他回去，保證為爺爺做一切事情，信裡說：「親愛的爺爺，我再也熬不下去，簡直只有死路一條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沒有皮靴，我怕冷。」萬卡寫好信，不知道地址，甚至連爺爺全名也不知道，只在上頭寫「寄交鄉下祖父收」，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丟進郵筒，以為這樣爺爺就會收到，來領他脫離苦海。

 

 

 

 

這兩個故事都沒有講出真正的結局。可是因為作家鋪陳的成功，以及當中顯露出來的不同階層的生活差異、孩子如何天真卻受到折磨，讀者彷彿身臨其境，那景象和命運，已經在讀者心中自行蔓延開來。黃春明認為，好的小說是會留下空間，使人忍不住去設想沒寫出來的部分。「契訶夫這兩篇小說，無論我們想像力再怎麼豐富，想出八百種結局來，不會有任何一種是好的。但是，在想像的過程中，同時我們也開始反省，這種悲慘是怎樣造成的？在反省中，社會意識就慢慢萌芽了。」

 

 

 

 

由於童年失去母親，加上生性情感豐沛，黃春明時常躲在棉被裡哭，被嘲笑說像個女孩子似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哪裡來那麼多傷感，只是覺得自己很可憐。」等到讀了越來越多的好小說，反省增加了，社會意識逐漸清晰，黃春明的自憐情緒就逐漸減少了：「我想，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殘酷的事情，還有這麼多憑著自己的全部力量仍然不能扭轉的悲劇，那我的事情實在是算不上什麼的。」閱讀小說促進思考，也促使黃春明願意為人們做更多事情；而寫小說可以喚醒人，現在他投入地方事務，透過戲劇的傳遞、風土的發掘，帶來樂趣之外，同樣也為了再喚醒一部份人。

 

 

 

 

看小說被感動，表示有一股善的力量在心中產生了

 

 

「或許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優秀的創作者，但是每個人都可能是優秀的閱讀者。」談起文藝欣賞，黃春明認為台灣的欣賞教育一向做得不好。在他的記憶裡，音樂課嘛，就是打開鋼琴，彈一個和弦，學生都站起來，再一個和弦，學生彎腰說老師好，然後就「啊啊啊」地做起發聲練習來了；美術課呢，天氣晴朗就出去寫生，下雨了就在桌上放香蕉蘋果讓大家畫靜物，老師則到外頭去抽個菸……和聯考直接相關的科目就不用說了。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這首曲子誕生的時代背景，不知道這幅畫呈現了怎樣的心理糾結，沒有歷史的輔助，只是僵化的執行，文化教育是不會深刻的。

 

 

 

 

文學的教育也是一樣的，徒然在政治議題上打轉，沒有什麼意義，不如讓學生多讀經典，文史兼下，啟發學生興趣，讓年輕人自動地去找更多好作品來讀。「美學的欣賞應該回到國民自身。你看了小說被感動，表示有一股善的力量在你心中產生了。」黃春明說，認識善和認識惡，在小說閱讀中往往是同時來到的，而這是推動成長的力量之一：「思索和領悟就像蛇蛻皮，非常累，又帶著一份喜悅，我希望大家都能從人生和閱讀中體會這份喜悅。」

 

「天邊一朵雲」，肯定會讓許多觀眾不安，因為蔡明亮在電影中呈現的「性」，直接觸及社會集體意識中對性的恐懼；許多人對人們偷偷摸摸私下看Ａ片並不以為恥，但若共聚一室看電影中並不色情的裸體及性交場面時卻大為恐慌，「天邊一朵雲」當然挑釁了保守觀眾的性倫理，但蔡明亮的電影一直如此，性的壓抑、性別的箝制、人倫的禁忌，都不曾阻止過他的越界。

 

 

    幾年前就聽蔡明亮說想拍歌舞片，而且打算在馬來西亞找印度演員來演，這個拍片計畫後來沒成，因種種資金與政治考量的問題。

 

 

但蔡明亮是不死心的人，他總會找到創作的解決之道，他還是用電影輔導金拍了他說要拍的歌舞片。但是，對於看過「天邊一朵雲」的觀眾而言，這部電影當然不是歌舞片（雖然電影中有歌舞片的場面），而這部電影中雖然有讓人瞠目結舌的Ａ片場面，但「天邊一朵雲」也絕對不是Ａ片。

 

 

    「天邊一朵雲」是蔡明亮第八部電影，我認為這部電影呈現了蔡明亮電影美學最準確的形式。

 

 

    蔡明亮電影中的對白一向很少，他選擇用動作、眼神、場面調度發聲，而非演員說話。但這種敘事結構要冒大風險，如果演員的表現能量不夠集中或影像畫面的張力不夠強勁，電影很容易就鬆掉。但〈天邊一朵雲〉卻是蔡明亮作品中形式最緊湊、結構最有力的一部。然而，這部電影的對白卻少到幾乎不到十句話。

 

 

    觀看「天邊一朵雲」，是奇特的電影經驗。你會感覺到導演的攝影機觀點特別的冷靜與客觀，蔡明亮過去的電影作品，一直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與投入感（有時還帶著耽溺），但在「天邊一朵雲」中，蔡明亮卻讓鏡頭語言有手術刀的效果，冷靜地割開電影畫面，觀眾如果有足夠的注意力及思考力，就會感受到蔡明亮安排的影像是有穿透力的；讓我們彷彿看到畫面的肌理與血肉。

 

 

    形成「天邊一朵雲」有這種解剖效果的，是因為蔡明亮選擇了十分特殊的表達形式。如果做個比喻，寫「鋼琴教師」的作家葉特利克，用兩手彈奏鋼琴黑白鍵正反音的不和諧節奏來創造她獨特的混聲質疑，那麼，我似乎也看到了蔡明亮找到了一種正反的拍攝方式，來挑戰古典的電影敘事語言。

 

 

    在這部電影的兩大敘述結構中；蔡明亮顛覆了兩種電影類型。

 

 

    第一，蔡明亮顛覆了Ａ片。蔡明亮用極其疏離的鏡頭處理應該是「色情」的場面，但蔡明亮的企圖是拍的有色無情。我們雖然看到李康生飾演的Ａ片男演員和不同的Ａ片女優有許多性交（記住，是性交而非做愛）的場面，但兩個人表演都是機械化的。李康生的神情尤其淡漠，而攝影機的鏡頭一直保持安全注視距離的抽離，蔡明亮也不斷拍攝正在拍Ａ片的電影工作人員，讓觀眾可能產生的意淫幻覺隨時被干擾與打斷。蔡明亮在此用了高達的電影語言。

 

 

    蔡明亮藉著模擬Ａ片的部份形式來解離Ａ片的整體形式。期待看到Ａ片場面的觀眾，會發現「天邊一朵雲」不僅質疑還破壞了觀眾對Ａ片慣性的觀影經驗，Ａ片和觀眾建立的共謀關係，被蔡明亮用疏離的電影語言解構了，「天邊一朵雲」成了反Ａ片。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如果夠敏感，從此在看Ａ片時，都可能想起Ａ片拍攝的虛假敘事方式。

 

 

    蔡明亮一直提醒觀眾這群Ａ片拍攝者的荒謬、造假、可笑，係李康生做為Ａ片男演員卻無法勃起，而Ａ片女優造假的「淫聲浪語」只會讓他更無能。Ａ片女優在用寶特瓶自慰時卻發現瓶蓋不見了；現場拍攝人員荒唐地滿場找蓋子。用西瓜當性道具後，卻因天旱缺水，讓Ａ片男女演員無法洗澡而螞蟻上身癢。

 

 

    蔡明亮的陰謀是，如果有人以為「天邊一朵雲」因有性交場面，就以為可以得到看Ａ片該有的快感，這種人買票進戲院後，就被蔡明亮修理到了。蔡明亮用成熟反諷的電影語言，捉弄了習慣於性交場面等同色情的觀眾。

 

 

    但我們也別以為蔡明亮只想修理Ａ片慣性觀影者；蔡明亮也同時在質疑及整個社會對電影中出現性交場面的既定意識型態，蔡明亮挑戰公權力、媒體及大眾「性道德」的認知。

 

 

    什麼「三點不露」、什麼「不可露毛」，所有的明文電檢制度，都防止不了把性交拍的很色情，蔡明亮卻既露毛又露點地來界定何謂藝術何謂色情。

 

 

    「天邊一朵雲」，肯定會讓許多觀眾不安，因為蔡明亮在電影中呈現的「性」，直接觸及社會集體意識中對性的恐懼；許多人對人們偷偷摸摸私下看Ａ片並不以為恥，但若共聚一室看電影中並不色情的裸體及性交場面時卻大為恐慌，「天邊一朵雲」當然挑釁了保守觀眾的性倫理，但蔡明亮的電影一直如此，性的壓抑、性別的箝制、人倫的禁忌，都不曾阻止過他的越界。

 

 

    蔡明亮過去對社會丟的意識炸彈，由於不少和同志議題相關，許多觀眾及主流媒體還可以以「不關己事」的方式漠然處理（也許是那種雖不贊成但也懶得反對的態度），但在「天邊一朵雲」中，蔡明亮在一男一女的主流性別建制中放進了赤裸裸的性，蔡明亮的炸彈才真正爆發，蔡明亮找到了攻擊主流意識型態的著力點──那就是社會並不怕情慾橫流，社會怕看到性行為的本身公開放映，兩具身體赤裸而不見美感的交媾，是對社會倫理的挑戰，但如果拍的很唯美浪漫，卻反而會吸引電影觀眾進場，而且不違反風俗教化。

 

 

    蔡明亮這回越界成功，挾著柏林影展的兩項大獎，他獲得了一刀不剪的勝利，但蔡明亮是不可能贏得所有同意的。像「天邊一朵雲」這樣的電影，一定會引起不斷的爭議，但如果爭議太八卦，則反而顯示我們社會根本沒有成熟到足以思考「天邊一朵雲」的意義是什麼。

 

 

    從蔡明亮作品軌跡來看，「天邊一朵雲」是蔡明亮最具反省力及客觀性自剖的電影。蔡明亮過去的影片主題都和青春的壓抑有關，掙脫性別及倫理的限制一直和父權情結糾葛不斷。在「天邊一朵雲」中，蔡明亮突然有了成年人的焦慮，他關心的主題不再是性的壓抑，而是性的虛無所造成的人生難題。

 

 

    電影中李康生是Ａ片工作者，但遇到他有愛意的陳湘淇時卻無法與之「正常」性交，李康生的問題不是性的壓抑，而是愛造成的性無能。因為李康生的性已經被Ａ片行為模式制約了，他無法將性行為與愛行為聯結。

 

 

    李康生的處境，蔡明亮將之擴展至時代性的引申，蔡明亮用電影中出現的歌舞片段落，不管是「天邊一朵雲」或「靜心等」……等等懷舊的老歌，來代表從前時代的情慾壓抑，那場在蔣中正雕像前拍攝的歌舞場面真是經典，充分表現了蔡明亮暗喻的威權時代對領袖的激情是社會集體性壓抑的投射。

 

 

    蔡明亮把歌舞片段落拍得很性感、很妖異（CAMP），從小在馬來西亞看香港邵氏及印度寶來塢歌舞片長大的蔡明亮，雖然明白歌舞片是轉移性壓抑的社會機制，卻並不譴責這種形式，歌舞片是蔡明亮對童年的鄉愁。當李康生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出現的一朵雲圖形時，我們找到了蔡明亮的隱喻，「天邊一朵雲」是什麼？是當性不可捉摸、隱藏壓抑時最美，最接近電影中李康生和陳湘琪唱的「我倆愛的開始」。

 

 

    蔡明亮老了。他開始關心性愛分離、食色相斥的道理，電影中李康生、陳湘琪大嚼螃蟹的皮影戲處理得很傳神，暗影具有雙關意涵，就跟這部電影的主題相連，即表面的性根本無意義，隱藏的性才是重點。

 

 

    蔡明亮運用反Ａ片，加上非典型的歌舞片，營造出獨特的雙形式敘事結構來定義色與情，但蔡明亮雖然對歌舞片有懷舊情感，卻不會因此而喪失他的批判性與虛無感（蔡明亮仍然不忘把歌舞片場面拍的充滿諷諭：譬如加入性別到錯、洗馬桶等絕不傳統的歌舞片場面）。電影結局李康生和陳湘琪的口交，也具有雙重的諷喻。一是指涉荒蕪乾旱的時代（別忘了電影的背景是台灣最缺水的日子，而在中國八字中水主情，無水則無情），李康生的色聯結情的方式惟有用顛覆的口交性姿勢來完成。但同時，蔡明亮還隱藏了革命性的同志政治宣言，他讓一向被異性戀主流社會當成同志隱喻的口交，用一男一女佔據大大的電影畫面向電影觀眾示威。

 

 

    性，既是天邊一朵雲，又是身邊一塊肉，蔡明亮解構了Ａ片、解碼了歌舞片，在人類對性的渴望和恐懼之間，蔡明亮冷酷地嘲弄但哀傷地宣示了色空情虛的現代愛情神話。

 

為什麼沒有人談論國際化？

 

 

中國通過了「反分裂法」，表面上，進一步壓縮了台灣的活動時空，但其實，是箝制不了人們的時間與空間想像的──除非我們妄自菲薄、自我設限。在長期的政治競逐，所帶來的精力和智力耗損之下，台灣人逐漸失去宏觀的環球視野、文化氣度。作家、評論家龍應台，特別針對此一現象，撰寫此篇長文，不只探索整體背後的社會原因，也做了精闢的分析和建言，值得讀者再三思索「台灣」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因應的方向。

 

 

──編者

☆雅典在非洲嗎？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雜碎」的國際報導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姦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大半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國卻落後很遠。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的音樂。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導。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知識空白區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在二○○四年來了一百零三萬人次觀光客。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觀光客卻超過兩千一百萬人次，是台灣的二十倍。觀光產業佔全球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灣的觀光收入只佔總收入的，對不起，百分之一點三。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罕來台灣。假設布萊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曼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假設台灣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假設台灣民間團體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成員──醫學衛生的、文學藝術的、企業產業的、環保人權的、兒童福利的、婦女運動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組織年會此起彼落、經年不絕地在台北發生，那麼我們處理文書的基層公務員、作義工接待的大學生、商店售貨員、採訪記者和社會各個階層，也就會逐漸熟悉這些國際組織運作的方式和全球關注的議題。但是這些會議，也不會來。

 

 

正常的國家裡一定會有的正常的國際交往，以及因為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識積累，在台灣，有一片空白。

 

 

 

台灣與二十五個國家有邦交──常常變動，所以下筆時說不定數據已經不正確。十二個國家在拉丁美洲，七個在非洲，五個在大洋洲，一個嵌在歐洲。二十五個國家中，只有八個國家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里。大多數的國家，被聯合國列為最貧困國家。小而貧困，並不代表不值得我們認識，而且既是邦交國，我們被允許去深交，但是，這些國家：伯利茲、多明尼加、甘比亞、查得、馬紹爾群島、基里巴斯……多少人認識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體緊緊跟隨，但是這些鏡頭對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臉，而領導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對著鏡頭談的還是台灣國內的事。多少人聽說過瓜地馬拉市曾經是一個藝文薈萃、思潮發達的文化重鎮？多少人知道中美洲這些窮國有著強大的藝術原創力，有著驚心動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們的龐大記者團、攝影隊，對這些國家既沒有認識，也沒有興趣。小而窮的邦交國，只是台灣玩弄內部遊戲的政治道具。

 

 

台灣有多少大學生瞭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而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一五計畫──走在街上的人們，有幾成的人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在無限聒噪的扣應媒體中，在老師講課的教室裡，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會的咖啡館裡，在大學和中學的校園裡、在青少年的網路聊天室裡──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畫、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的劇烈矛盾、歐盟整合的障礙……這些議題在台灣的生活環境裡，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無法忘記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亞海嘯剛發生，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浮腫變形的屍體、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年的除夕，雖然倒數、香檳、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全世界都在哀悼，因為那沙灘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緊密牽手、同舟共濟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為了悼念死難者，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

 

 

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從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長在炫亮的舞台上說話，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一片舉國歡躍。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快樂的、幸福的表情，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灣人與國際嚴重脫節的，可能仍是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除了必須「往外衝刺」的企業之外，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基金會、社運團體、環保團體、各級學校、教育改革團體、政府技術官僚、媒體記者、研究機構、老師、作家、藝術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國家，或者說，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應該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

 

 

 

以香港為例。二○○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世貿會議在這裡開，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從首長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認識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著世貿會議，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平常關心的人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

 

 

 

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漣漪一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而且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一份子。

 

 

 

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的撞擊，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陶冶，也就是說，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不同調，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全球公民意識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聞主題之一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在都凸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得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畫的檢驗。緊接著中學生會看到這樣一個對照表：

日本的暢銷作家，雖然不像歐美作家有的可以一本書賣到三億本以上，如席尼．薛爾頓（Sidney Sheldon）的「遊戲高手」等，但，日本國內也不乏一本書可以賣到好幾百萬冊的作家，而且，日本作家持續創作力都很驚人，有好幾位在日本國內的總銷售量也都是數千萬冊，如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藤澤周平、村上春樹、宮部美幸、五木寬之、田邊聖子等，如果連海外譯本銷售量都算在內，則也有希望破億冊大關的，如村上春樹。其他也有些單本暢銷的作家如「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片山恭一，也有最近叫座又較好的作家如石田衣良、小川洋子、江國香織等人，他們所以暢銷的祕密何在？

 

    第一暢銷帝王是赤川次郎，他自己吐訴維持暢銷的三個祕訣是（1）自己要寫得快活，那樣讀者看了才會快活，如果自己寫得很勉強、辛酸，讀者讀了也不會好受；（2）隨時維持吸收狀態；赤川次郎每天一定要寫八○○○字以上才會休息，給自己的工作標準相當嚴格，這點其實村上春樹也是一樣的，村上春樹每天不寫小說時也都要翻譯、寫散文等好幾個小時；村上靠旅行、大量閱讀等來吸收，赤川次郎則是除了埋首寫作之外，便是搭車去觀劇、看電影，以前是新劇為多，最近古典藝能也成了最愛，但是赤川次郎表示，不是很功利地想要馬上把吸收的精髓施展在作品上，只是潛移默化的功效驚人，戲劇、電影是他的養分來源；（3）他的小說人物不會多著墨來作細部描述的，極端地說「美女」出現，從頭到尾就只有「美女」，沒有任何形容詞，而讓讀者自己去膨脹自己的想像；這是他的筆法，無法接受他的筆法的人就不看他的小說，但是如果習於這樣筆法的讀者便會著迷而一本又一本買來看，不論現在是第五百本或是第六百本呢！

 

 

日本的小說家大抵都覺得勤勉是很重要的，偶爾只有一本暢銷，是很簡單的事，因為有許多小說家有一兩本竄紅、暢銷之後，就不知去處的，最重要的是持續地寫；就像「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作者片山恭一，今年已經四十六歲，在一九八六年得到新人獎之後，都一直持續寫，過去所有的書都只銷售三萬本到十一萬本而已，但是終於讓他等到一本超過三○○萬本的作品，當然，這本書因為小學館編輯石川和男的改書名提案，以及找明星柴開紅（台譯柴崎幸）來推薦等操作，才讓它像是怪物般地大暢銷起來。

 

這本書原本是在二○○一年四月出版的，片山自訂的書名是「戀愛的蘇格拉底」，編輯改而從「新世紀福音戰士」最後一集的台詞來命名，才讓作品的方向性更為明確，但剛出版時連書評也都不大明顯，其後才慢慢以「純愛」的主題漸獲矚目，最大的關鍵還是二○○二年四月柴開紅的推薦，小學館加印書腰寫柴開紅說「我邊哭著，一口氣讀完；我今後也想談這樣的戀愛」，開始時效果也不大，而是到了二○○三年柴開紅主演「GOOD LUCK」而人氣倍增，這本書也跟著水漲船高，以十幾、二十幾歲的女孩為主而開始爆發性地大暢銷，其後又宣佈要改拍為電影、電視劇，宣佈要改拍時銷售六○萬部，但是電影上映時便超過三○○萬本，已經不知道是誰搭了誰的便車。

 

 

    ●

 

    日本近年跟電影連動而成功的小說非常多，像是渡邊淳一的「失樂園」暢銷近百萬本，而江國香織、辻仁成的「熱情與冷靜之間」、宮部美幸的「模仿犯」等也都因為電影等熱潮，而讓小說得以銷售超過二○○萬本，最近正在上演的黑木曈的「東京鐵塔」（江國香織著）是否能造成這樣的效果則還是未知數；此外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連載當時就很轟動，但是能狂銷五、六百萬冊，也跟此一小說五度被改拍成電視劇、電影有關。

 

  當初片山的書用原來的命名的話，可能還只有賣三萬本就告終結了，不過片山恭一本人覺得「暢銷書本身並沒有實體，所以並不大在意銷售冊數的意義，不過個十年、二十年的話則不知道，是會讓人細水長流地讀下去呢？還是會遭人忘卻，在現在的時點是無法知道的」，至於為何會暢銷，片山自己表示自己其實並不知道，或許是「這雖然是寫情人死亡的悲哀的故事，但是作品的底流卻是對生的肯定，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訊息而暢銷的話就好了」。

 

 暢銷書暢銷的原因，或許是操作得法，或許是因為故事情節感人而口耳相傳的結果，或許是作者的知名度，如電視名節目主持人、偶像明星等，像是黑柳徹子的自傳性回憶錄「窗邊的小豆豆」暢銷了七、八百萬多本，至今是日本史上最高紀錄的暢銷書，或是石原慎太郎寫弟弟石原裕次郎的「弟」，抑或唐澤壽明寫的「兩個人」也賣了一四三萬本等，都是屬於藝人書暢銷的領域；雖然黑柳寫的是自由主義教育學風的回憶，石原慎太郎本身是芥川獎作家等因素也無法忽視，但是基本上還是因為是知名藝人相關作品。

 

暢銷書跟影視或是宣傳等都沒關係，而以純文學能引起各界狂讀的還是村上春樹的作品，「挪威的森林」上下兩冊，至今連文庫版共銷售了八○○萬冊，也是創純文學作品紀錄的；當然村上特殊的文體、對時代敏銳的預言性等讓讀者只要是「村上春樹」作品，就不能不買，所以「海邊的卡夫卡」雖然是村上集大成的一部作品，不過評論贊否二分，也有書評家認為如果這本書的作者不是「村上春樹」的話，或許只能賣六萬本，而不是上市三個月便賣六○萬本呢！村上本身不上電視等媒體的不宣傳作風本身就是最佳宣傳，村上在序言尾寫著「於倫敦」、「於希臘」等，更能掀起讀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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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真正以寫作自負的作家，對於作品狂銷都不見得那麼在意，日本的暢銷書反而在一般大報的書評欄是會遭到故意忽視的；渡邊淳一對於暢銷書的看法是「超過百萬本的暢銷書，不過是虛構交織的結果，並非拚命寫出來的，不過背後還是要有作者本身的實感與素質才行，我自己是不會嫉妒暢銷作家的」，渡邊能說出如此有餘裕的話，其實也是因為自己也算是長年都還在暢銷作家之林吧！

 

日本另一位暢銷皇帝是鐵道旅遊推理的西村京太郎，暢銷皇后現在是宮部美幸；現在在日本寫鐵道推理的作家雖然很多，但是這條路線其實西村京太郎是拓荒者，一九七八年寫「寢台特急殺人事件」，算是西村鐵道推理站開出的第一班推理列車，他的作品的魅力是從來不會只是單純的地運用換車的詭計，來當障眼法或是不在場證明等，而是會應用非常豐富有關鐵道的各種知識，而圈套居然是在很意外的地方，鐵道的魅力因此更得到強調，而鐵道的魅力也變成西村作品的魅力；在西村京太郎之前，即使如寢台特急列車，在推理小說中也曾經幾度登場，但是像是一九五八年松本清張的「點與線」中握有事件很大關鍵的是東京發車的寢台特急「朝風」，有一個著名的在東京車站月台四分鐘的目擊場景，而推理的線索是「朝風」的餐車收據，其後寢台列車也繼續在日本各地奔馳，但是是西村讓它成為最重要的舞台的，其後相繼登場的是在日本各地方跑而相當有多樣性、地方特性的各色特急，特急是當時國鐵民營化後改善登場的新玩意，不僅是作為運輸工具，而且也是讓旅客可以在車上度過舒適美好時光為目的的列車，西村作品便相繼讓各種新型特急登場，西村是比任何人都更關心新的事物，更迅速地在小說裡反映時代的變化的，所以讀者會很好奇「下次可以在紙上（西村小說）搭到什麼樣最新式的列車呢？」，特急之後是新幹線，其後是令人起思古幽情的地方線列車，然後是蒸汽火車頭的懷古列車，然後是車站等等。

 

    雖然鐵道推理是西村的主線，但是如果西村老是只寫鐵道，自己的世界也會愈來愈窄，所以他並沒有放棄其他的社會派路推理或是本格推理、青春推理、海洋推理、綁架推理等各種路線；不過要寫鐵道，也要自己真的喜歡才寫得好，西村是自己在年輕時沒事就去東京車站、上野車站胡亂搭，手裡根本沒有時刻表，有車來就上，看能搭到哪裡就搭到哪裡，當然當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當鐵道推理作家，不過確實是這樣的青春期的記憶而促成了往後的暢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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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部美幸的社會推理跟其他的推理小說很大的不同，是她的觀點很「低」，是從生活在社會底邊的人的視線來眺望世界，這是別人所難以模仿的，這或許跟宮部自己是住在東京下町（老街）有關係吧，成名之後，她也未曾搬離原來生長的環境；一般小說家與登場人物的距離非常遠，但是宮部則兩者的距離非常近，小說中的人物都像是庶民生活裡隨時出現在自己周邊的人物，這也是宮部被稱為國民作家的原因吧！雖說如此，宮部當然還是維持從神的觀點來俯視事件全景，精闢細膩地分析，不過文字是最為接近人的肌膚溫度的文字；宮部是每一部小說都經過相當的資料蒐集、採訪才動手的，不過這也是日本作家的基本特性，因為作家不會容許自己的作品裡出現不合實際、不合理的情節的。

 

   另外一位已經過世的藤澤周平，也就是電影「黃昏清兵衛」、電視劇「蟬時雨」的原作者，他寫日本人淡淡的悲歡模樣，生前作品以下層武士等社會低層的人為主角，寫了無數的歷史小說，共暢銷了二三○○萬冊，是日本辛酸的上班族最能共鳴的作品，而他的價值是又到了最近幾年才又重新被發覺。他也是隨時警惕自己、不斷要維持最「低」視線的作者，成名之後，也都是粗茶淡飯，一本初衷地寫，這與其說是藤澤維持暢銷的祕密，其實也是他的人生哲學的展現吧！

 

暢銷書像樂透，至少有一部分像樂透。暢銷書的現象看來熱鬧，這部分最像樂透。從一個角度看，多少真正大暢銷的書，怎麼看都像「純屬意外」。

 

    常常，我們以為中樂透彩，靠的都是運氣。其實，如果樂透純靠運氣，不會有那麼多人迷樂透，不會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每期每期貢獻自己的血汗錢去買樂透。

 

 

我的意思不是說樂透彩不公平、不透明還是有暗盤（當然我也不敢保證一定沒有），而是就算最公平、完全照機率給獎的樂透，在買彩券人的心中，還是都會想方設法，找出一些道理，找出一些可以讓自己比別人更有機會得獎的門路。

 

    有人精心算過去得獎開出來的號碼。有人以圖解顯示各式各樣的號碼組合模式。有人不辭辛勞選彩券行來買──一種人特別選剛剛開出過頭獎的店，偏偏有另外一種人特別選從來沒開出過頭獎的店。有人選買獎券的時間──一種人選最多人排隊的時候，偏偏有另外一種人特別選生意最冷清的時候。有人講究分散原則，有人相信一次在一家店買足，中獎機率最高。

 

    問這些買彩券的人，他們都能說出一番道理來，換句話說，他們都不完全相信中獎只靠機率。不過，能被你問到的人，都沒有中過頭獎，他們的道理沒有真正驗證過。

 

  當然，如果樂透彩的道理能被戡破，樂透也不必賣了。還有，如果樂透真的是全靠苦勞辛勤，那麼，大家也就在工作崗位上苦勞辛勤就好了，不必去買樂透，也沒興趣去買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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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銷書像樂透，至少有一部分像樂透。暢銷書的現象看來熱鬧，這部分最像樂透。從一個角度看，多少真正大暢銷的書，怎麼看都像「純屬意外」。可是換一個角度看，拿一本本暢銷書來分析，好像又都有它們暢銷的理由，訪問作者、出版社，也都能講出一套道理來。可是同樣的作者、同樣的出版社，用同樣一套道理，卻十之八九，複製不出暢銷書來。

 

 在台灣，暢銷書還有一點像樂透的地方，那就是保持了本來應該窮困潦倒的人，繼續掙扎活下去的希望與勇氣。

 

  還需要複述那些數字嗎？台灣的出版社每年出版兩萬多種書，可是台灣居民平均一年買不到幾本書，所以，絕大部分的新書，根本賣不到一千本。這是多麼悲慘的產業狀況，簡直就是薄薄兩分旱地，卻要養活一大家子老老小小上百人口，一樣困難。不過，如果真是吃不飽飯的農家，應該要有的自然發展，一定是有人要搬出去另謀出路。管你去工廠做工、落草當響馬，還是想辦法鑽營當官，就是不能繼續賴在老家。然而，好些年下來，台灣的出版社還是那麼多，出書量還是那麼大，這怎麼回事？

 

  一個原因是，出版在台灣，仍然帶著高度的理想色彩，也沒有真正專業化。高度理想色彩，吸引了許多人，不為商業目的投身其間。沒有專業化，使得技術與資本的門檻都很低，於是有些人遇到事業上的挫折，想：「沒辦法，那就去開計程車吧！」另外有一些人走投無路時，就想：「沒辦法，那就去開出版社吧！」

 

開出版社，和開計程車一樣容易上手。可是開出版社比開計程車多了一點享受──可以理直氣壯地想像，說不定會出到一本暢銷書呢！

 

你很容易說服一個計程車司機，要他別夢想靠開車，可以年收五百萬。你卻很難，幾乎不可能，說服一個出版社老闆，說他今年絕對賺不到五百萬。他一定會問你：「如果我出到一本暢銷書呢？」

 

    如果，我比別人先簽到「達文西密碼」，我就發了。如果我比別人先想到找大Ｓ寫「美容女王」，我就發了。他會這樣語帶遺憾地告訴你。他還會轉而語帶興奮地跟你咬耳朵：「我手上有一本日本的情色小說，一定會賣贏村上春樹，說不定還能超越『達文西密碼』！」「我有管道，談好了張惠妹出『節稅女王』，一定大賣！」你相信嗎？然而，你怎麼告訴他你的不相信呢？

 

 出暢銷書，個個沒把握，人人有希望。沒把握，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希望。因為有希望，所以可以一本一本發到市場上去試。這本賣倒了，還可以再試下一本。

 

  ●

 

    「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本來是天經地義，但碰到了台灣的出版業，好像就不合用了。不必探入人家的業務機密，隨便都算得出來，出版這一行，有不少賠錢生意。賠錢生意有人做，因為做的人不覺得自己在賠錢，就像一般人買樂透時，不會將那一張五十塊當作是賠錢的投資。台灣市場上有好多，多得數不清的書，實際的性質，實際的作用，等同於是一張張等待對開獎號碼的彩券，看看能不能一擊中的，成為暢銷書。抱持著終能出到暢銷書的不死之夢，許多出版人就有了驚人的韌性，想方設法挪來各種資源，無論如何也要撐著，反正台灣書籍發行慣例，可以用新書抵舊帳，賣不掉的退回來，再換新的去，就算帳面上沒什麼收入，還是可以維持好一陣子。這就好像抱著中樂透不死之夢的人，寧可勒緊褲帶餓肚子，也要買彩券，不，就算去跟人家或借或騙，也得找出錢來買彩券。

 

 

    彩券總有人中，暢銷書也總有人出到。台灣書市，每隔一陣子，就真的會有暢銷書創造的傳奇出現。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的台灣前途分析，忽然就大賣，賣到全台灣人心惶惶。著名小說家的新書，據說影射了哪位政界名人，忽然就大賣，一本書賣的量，超過小說加過去所有作品的總和。還有，封面俗不可耐的恐怖小說，完全沒有道理地就大賣了。每一個傳奇事件，要嘛救了一家出版社、要嘛創造了一種出版風潮，幹出版的左看右看，看看這些傳奇，更不相信自己炮製不出一本暢銷書來！

 

   大哉，偉哉，暢銷書之為用。當我們說「暢銷書」時，其實我們意指的不只是「賣得很好的書」。「暢銷書」還有別的意涵。「暢銷書」不只賣得多賣得好，而且是以像病毒感染般的方式賣的。換句話說，「暢銷書」一定牽涉到某種非理性的流行動能，購買「暢銷書」最大的動機，不來自書的內容，不來自作者的號召，當然更不來自出版編輯的用心，而是「因為別人都在買！」

 

別人都買，所以我也要去買。這種效果才創造了暢銷書，也說明了「暢銷書排行榜」的厲害。排行榜明白地告訴大家，別人都在買什麼。上暢銷書排行榜，往往正是一本書之所以暢銷的真正原因。

 

可是這樣不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矛盾了嗎？到底是暢銷書上了暢銷書排行榜，還是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就能變成暢銷書，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嗯，還真難說清楚。不過，多少能將樂透中獎道理說得清楚明白的人，哪個真的就能掌握樂透之謎，變成億萬富翁嗎？正因為到現在，從出版社到書店到讀者，誰也搞不定暢銷書的道理，所以暢銷書才會繼續像樂透一樣迷人，讓我們感動、讓我們驚訝、讓我們憤怒、讓我們疑惑、讓我們害怕，喔，有時還給我們集體瘋狂學美容的機會。

 

做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跟我的族群一起成長。然後以年歲漸長而累積的一點智慧、或油條，把我熟悉族群的心情寫得更清晰。暢銷是上帝給的，上帝隨時可以拿走。拿不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相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能繼續為「同儕」而寫，倒也不是要為這一群人留下什麼時代的紀錄，我以為我是誰啊？

 

 

    我去參加party，朋友好心地替我介紹美女。

 

朋友說：「他叫王文華。」

 

    我微笑地看著女方，露出熱切的表情。女方沒反應，睜大眼睛，等待更精采的介紹詞……

 

    朋友像購物頻道主持人一樣提高聲調：「他是一個名作家耶！」

 

    我有血有肉地站在女方面前，她卻低頭看手機，檢查不存在的簡訊。

 

  朋友不得已，使出殺手?：「他就是寫『蛋白質女孩』的那個……」

 

    「哦！你好你好！」女方突然醒過來，「我昨天到書店還看到『蛋白質女孩』耶！在打五折！」

 

    「喔……」天啊，這不是我期待的反應，「嗯……便宜賣，大家交個朋友……」

 

    「我好喜歡你的書喔！我崇拜你好久囉！你的書我都有看過耶！幫我簽名！幫我簽名！」

 

    「真的嗎？我的書你都看過？那你喜歡『美國企業制勝策略』嗎？」

 

    「那是什麼？」她露出一絲先前鄙夷的表情，「我們還是來談談『蛋白質女孩』啦！哇！你好厲害喔，都會押韻耶！」

 

    我常覺得，如果「蛋白質女孩」這本書能走路去夜店泡妹妹，運氣應該會比我好。

 

 

●

 

    「蛋白質女孩」在二○○○年出版。二○○一年後，我的人生開始走下坡。我沒有在二○○○年跟當時迷我的女生結婚，是這輩子最大的錯誤！

 

我在「蛋白質女孩」以後的書，寫得都比「蛋白質女孩」好，但是銷售數字都比不上。書店、出版社、媒體通通知道：王文華的銷售量在「蛋白質女孩」達到了頂峰。

 

朋友私下問我：「嘿，我問你一個私人問題，你不要生氣喔！」

 

    通常這種開頭只會引導到兩種問題，一種是懷疑你的性向，另一種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沒落了？」朋友講完後身體立刻往後倚，好像怕我揍他。

 

    「我當然不覺得自己沒落了……」我猛然起身、義正辭嚴地說：「我『知道』自己沒落了！」

 

當然，這只是從銷售數字來講。就寫作來說，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成長。

 

    「但是，嘿……」朋友一副「你少故作堅強」的表情，「數字就是數字，你難道不會有一種失落感？」

 

    「當然會！特別是當我在party上必須要依賴五年前的作品來泡妹妹，真是失落斃了！」

 

我當然會有失落感。誰不希望更暢銷、更有名？不過名氣就像夏日的汗，流得很多很快，但風一吹就乾了。留下的是一股酸味，和黏膩的感覺。我的失落感有限，因為我知道我未來還有更棒的東西。嗯……我只是還沒想到那是什麼而已！

 

好啦，我也知道這太阿Ｑ了！我的失落感有限，其實是因為我當初，也沒想到自己會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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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質女孩」的故事是這樣的。一九九九年，我從美國搬回台北，在電影公司工作，認識了很多時髦的上班族。人間副刊的主任、我大學的學長：楊澤，找我寫專欄，每個禮拜六登。

 

「要寫什麼？」我問。

 

    他豪爽地說：「隨便你啦！」

 

我學MBA，剛結束五年美國的管理工作，本來想寫企管。寫了一篇後覺得萬萬不可。誰星期六要讀企管啊？狗急跳牆，我突然想：我平常碰到這麼多單身的上班族，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在追求愛情，不如就寫我們的故事吧！

 

    就這樣，「張寶」誕生了。那時邊上班邊寫專欄，有時工作一忙，寫得就隨便了。眼尖的讀者，會發現「蛋白質女孩」的故事有時是不連貫的，或是角色的行為是矛盾的。張寶明明很狂放，怎麼這邊突然保守起來？這些問題，結集出書時也不管，反正覺得這本書就像我之前其他的書一樣，一刷埋單吧！

 

 

    ●

 

    「蛋白質女孩」成為暢銷書後，我被問到很多問題：

 

    1、「為什麼這本書會暢銷？」

 

    2、「請你分析暢銷書的要素有哪些？」

 

    3、「你為什麼從一個嚴肅文學的作家變成一個暢銷作家？」

 

    4、「成為暢銷作家會不會有壓力？」

 

    5、「你是MBA，是不是把書當做一個商品在包裝？先分析讀者是誰？他們要什麼？再寫他們想要的東西？」

 

    

 

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

 

    1、「蛋白質女孩」會暢銷，不是因為押韻，不是因為行銷，而是因為內容不留情地寫出了都會男女在愛情中的種種賤招，而你我都耍過這些賤招。

 

    2、暢銷書的要素，是寫大家都有的經驗。

 

    3、我沒有從某種作家變成另一種作家。不管別人怎麼稱呼我，我的本質沒變。嚴肅文學或暢銷文學，都要Fun。Fun不一定是好笑，天知道我另一本暢銷書「61×57」傷感地要死。Fun是深入的觀察或獨特的風格。我只是一直在寫Fun的東西。

 

    4、當暢銷作家沒有壓力。我們做我們喜歡的事情，因此娛樂了很多人，還賺到錢，怎麼會有壓力？（當然如果你要把我幻想成一個「為了苦思如何超越自己而備感壓力的悲劇英雄」，我不反對，因為那聽起來滿浪漫的。）

 

    5、我MBA的身份在書印出來後才開始。我懂行銷，當然要好好行銷我的書。但在寫的過程，我從來不去想怎麼包裝這本書。

 

       好啦好啦，也許我的「劣根性」在寫作時還是會冒出來，一絲行銷的念頭會誘惑我為了迎合讀者而寫。但那就像性幻想一樣，我會想，但不會去做。不去做的原因，倒還不是不敢，而是不會。如果暢銷的文化產品那麼容易製造，那麼全世界最會行銷的好萊塢，怎麼會有不賣座的電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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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當我整理過去寫的所有暢銷和不暢銷的書，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也許這就是大家在瘋狂尋找的暢銷書祕訣。這個共同點是：我一直在寫我的「同儕」。

 

「同儕」當然不限於朋友、同事，或年紀跟我一樣的人。天知道我的朋友和同事從來不買我的書，他們總是能軟硬兼施地「盧」我送他們。我能暢銷，另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我自己買了很多本！

 

「同儕」指的是任何年紀、任何地方，跟我有相似背景的人。那種背景就是：在中產階段家庭中長大，規規矩矩地念書、上班。想結婚生子，對父母很孝順，星期六跟他們逛家樂福，但又想搬出來住。在公司自願加班，不會跟老闆頂嘴，但會用 Messenger聊天，順手拿走公司的便利貼。喜歡國外的東西，出國一定shopping，但不熟悉每個牌子的典故，買仿冒品時不會不舒服。我們壓抑、悶騷、對愛情有幻想，但膽子不夠大，對愛情一大堆堅持，入睡前卻也幻想做些壞事。

 

 （我順便賣一下書，若你覺得你也是這種人，請買一本我的書，任何一本都行。）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角度，寫這群人求學、工作、家庭、愛情的故事。你如果不是這種人，你不會喜歡我的書。我太知道我的讀者集中在台灣北部和大陸的沿海城市。到了南部，來聽我演講的人以為我是寫「台灣霹靂火」的鄭文華。我永遠不能寫農民和勞工的故事。How？難道要為了「擴展目標市場」，去揣摩我沒有的生活或心情？那樣的作品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想唬誰？

 

 

    ●

 

    只能寫自己熟悉的東西，要怎麼成長？做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跟我的族群一起成長。然後以年歲漸長而累積的一點智慧、或油條，把我熟悉族群的心情寫得更清晰。暢銷是上帝給的，上帝隨時可以拿走。　拿不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相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能繼續為「同儕」而寫，倒也不是要為這一群人留下什麼時代的紀錄，我以為我是誰啊？而只是為了當有人在網路上轉寄我的文章，那一剎那，我們感覺活著並不那麼孤獨。如果這樣的作品暢銷，當然很好！我請大家吃飯，還可以送朋友更多的書。如果不暢銷，那我就發發牢騷，埋怨一下市場的庸俗，下次再試。任何作家都很難單純為了暢銷而寫，你想想看，那種感覺多寂寞！

 

Party還在繼續，剛才跟我聊「蛋白質女孩」的美女掉頭走了，臨走前跟我說：「期待你的下一本書！我知道一定會比『蛋白質女孩』更精采！」

 

我心裏想：你連我已經出的、比「蛋白質女孩」精采的書都沒看過，幹嘛期待我下一本比「蛋白質女孩」精采的書？但埋怨歸埋怨，我回家還是會乖乖地寄一本簽名的「蛋白質女孩」給她，希望藉五年前的小小名聲換得下一次約會。這樣的路還要走多久？我不知道。但我會繼續走下去，而我已經知道路的終點，是我的墓碑，上面的墓誌銘是：

 

「他是一個作家……什麼，你沒聽過他？沒關係，我講這個你就知道了：他寫過『蛋白質女孩』！」

　走進台灣最大的學術巨塔，傅鐘響起二十一聲。印象中，古銅色的吊鐘下，是學人的沉思場所，是抗議精神的地標，也是無數莘莘學子駐足留連的天堂。

 

 

　傅鐘，象徵著自由學風、諤諤之士的風骨、對社會的關照、把大學貢獻於宇宙的精神。只是，現在的傅鐘變安靜了。雖然定時發出二十一響聲，但缺少學生佇足，沒有拿著書思辨的景象，傅鐘的鐘聲不再如以往悠揚，也早已改為電動鐘聲。

 

 

　七十八年前，台大建校時，廣袤無垠的土地上只有零星點綴的矮式紅磚瓦建築。如今華美大樓竄起，林百里的「博理」樓，挑高透明的建築豪華萬丈，富邦與國泰金控蔡家捐助的法學院新樓也準備動工。

 

 

　換上華麗新衣，豐富的似乎只是外表，大學最重要的內在卻在凋敝；「大學正處於一種精神資源的貧困，」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痛心吶喊。這種貧瘠，哲學系教授最是心有戚戚。笑稱哲學系大樓是台大「貧民窟」的教授林火旺形容，每逢下大雨，三樓研究室的老師得拿著水桶接水。

 

 

學術巨塔　凋敝的危機？

 

　大學的資源配置媚俗地迎合市場要求，有龐大企業主與工程師校友的工學院、資訊學院，因為大筆捐款挹注而華麗。文學院則破落。林火旺更感嘆人文凋敝，「教育是讓學生有萬全準備迎接人生，但現在卻像是職業訓練所。」

 

 

　短視、功利的職業訓練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是建物的新舊，它還吞噬了大學的品質，造成人才優勢的流失。日文系二年級學生許靈均在校內刊物上以「老校長也嘆息」的標題為文，舉大一選修日文為例，因為師資不足，幾乎是一百多人共同上課，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物理系、生命科學院裡，老師得到肺癌、乳癌、淋巴癌、椎間盤突出，過勞的情形在許多學院都在發生，還有老師因為壓力過大，吃安眠藥過量，住進醫院。此刻的台大，很難讓人與歷史裡的那個師生氣質狂狷、有著令人心醉學風的學術巨塔聯想在一起。

 

 

　台灣光復後，台大一路引領社會發展。台大農學院曾奠定台灣的農業政策；台大也培育出一連串的法、政、學術、企業的領導人。憑藉著「人力即國力」的信念，政府給台大的資源一直沒有少過。

 

 

　台大是全台第二大地主，僅次於台糖，土地面積達三萬四千多公頃。台大每年的預算約一百億元（幾乎可供養一個台東縣與二十五萬縣民）。儘管高教經費全面縮減，台大每年接受教育部及政府各單位的補助仍有八十億元之譜。納稅人平均每年補助二十五萬元給每位台大學生。

 

 

　從一無所有到一襲華麗衣裳，台大有沒有給納稅人交出好的成績？二○○四年底，英國《泰晤士報》為世界前兩百大大學排名，台灣僅有一所大學入榜，在亞洲四小龍中表現最差。台大排名為一○二，北京大學十七、新加坡大學十八、香港大學三十九，首爾大學（漢城大學）排名一一八，雖落後台大，但韓國卻進榜三名。而曾經同為帝國大學的東京大學則排名十二。

 

 

　如果參考對台大在世界排名較有利的二○○四年「上海交通大學」評鑑，台大排名一六二名，是兩岸三地裡唯一擠進前兩百名大學；但相較下，仍落後東京大學的十四，新加坡大學的一○九名。

 

 

教育經費，台灣比不上中國大陸

 

　台大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腳步日益蹣跚，主因之一，是政府廣設大學、學術資源被瓜分，大學師生是最大受害者。

 

 

　十年間，大學校院入學率由四成提升為八成，學校由五十八所增加為一四三所（不含專科）；學生增至三倍，從三十四萬人到去年破九十八萬名大學生。

 

 

　高教總預算增加有限，而學生則無限擴充，因而減少每位大學生的單位投資。民國八十二年，政府平均投注每位學生有二十萬五千元，現在不到十五萬，遠遠落後美國的六十萬、中國大陸的十八萬。經費短絀，犧牲教學品質，也間接使師生間的關係更淡薄。

 

 

　在台大，經常可以看見兩百名學生修一堂「通識課」的情景。光是印上課講義、改考卷與期末報告，「通識課」成了不少老師的夢魘。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直言，「誰敢開通識課？」

 

 

　把台大與一流的哈佛大學相比，就能知道台灣教授的工作量驚人。哈佛有三千名專任教授，學生兩萬名；而台大學生數約三萬，專任教授不到一千八百位。一位哈佛教授專注面對六位學生，每位台大教授要照顧十六名學生。台大都如此，更遑論其他大學。

 

 

　人數過多，加上學校支持系統不足，讓原本要為學生啟發思考、傳承基礎知識的「通識課」，卻成為學生心中的「營養學分」。反觀美國州立大學以上學校，兩百人的大班課至少有三到四位博士生級助教，協助教學與討論。

 

 

　高教經費不足是大學教育跛腳的主因，但，錢，不是讓大學卓越的唯一關鍵。和學術巨塔外，企業家成吉思汗般地開疆拓土、全球競逐相比，台灣的大學不但封閉，也缺少競爭。

 

 

巨塔內外　兩個世界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近來在一場教育研討會裡批評，「大學的管理是最鬆散的。」不論是行政效率或學術競爭，大學的管理跟不上時代。台大也是。

 

 

　一九九八建好的台大生命科學館，校方花大錢建造頂樓溫室，原本預計給學生做實驗，現在卻花大錢拆除。台大前總務長陳益明解釋說，是因為法令變化太快，造成溫室不合安全規定。如要符合安全使用，校方得再花四千萬。這樣的浪費不是個案。一位從大學讀到博士班的學生形容，「欠規劃，台大是一天到晚亂花錢。」

 

 

　在過去資源尚充足的日子裡，學生還可以看到「七位工友合砍一棵樹的奇景」。雖然昔日的浪費已在改善。

 

 

　不只行政管理鬆散，學術上，大學更缺少企業的競爭文化。

 

 

　老師只要一進入大學，就像公務員一樣，幾乎是「終身聘任」。「在〈教師法〉的保障下，除非老師作奸犯科，根本不能拿教授怎樣，」曾在美國擔任大學副校長的世新大學校長牟宗燦直言。法律過度保障，學校要求不高，使大學教授因教學不力或升等不過被解聘或不續聘的，屈指可數。

 

 

　學術自律最嚴格的台大，過去十年來，校方主動解聘的教授：一位。理由：性騷擾。美國一流大學像耶魯、麻省理工，只有三到六成教師拿得到終身職，而助理教授若在六年內未升等為副教授（副教授即具備終身職），校方會請老師走路。

 

 

　長期封閉的大學系統，徹底扼殺大學的進步。台灣，九成九以上的大學沒有設定助教授升等的年限；而大學裡，萬年講師、萬年副教授的情況更是見怪不怪。以台大副教授層級為例，四三四位副教授中，有超過三八％的人在十年內尚未升等為教授。

 

 

　雖然台大校方以「正教授名額有限」做解釋，但一位同時待過美國大學與台大的教授說，「不是沒名額，是沒有成果。」台大資管所畢業，目前服務於高科技公司的一位台大校友回憶在校六年，「看到不少老師擺明只想混日子，學生只求別被爛教授荼毒。」

 

　凌晨三點，一位國立大學助教授與中研院副研究員兩位好友不約而同地掛在網上；為了趕研究論文進度，只能趁著安靜的深夜加工。

 

 

　這位助教授一早九點還有課，起了個大早，先是備課，泡了杯即溶咖啡，撐起已熬了兩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時的課，還來不及吃飯，又匆匆趕去開教學會議。面對無效率、各自表述的話語，才想起前輩提醒她的話，「不要好心參加行政工作，不但累又會莫名得罪人。」

 

 

　就這樣，一個會又接著一個會，「處於一種腦死的狀態，」她帶著激動的口吻說。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點，沒有氣力參加早已報名的舞蹈課，「那夜我在一位老師面前放聲痛哭，」她說，不知道大學老師的生活竟如此慘白。

 

 

學術金字塔的底層

 

　「拚研究是為了升等，六年不升，就等著說拜拜，」她苦笑說。像這位助教授一樣生活灰色的，還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萬位。

 

 

　目前全台灣的助理教授約七千五百位，約佔教師人數的三成，若把副教授也算在裡面，則超過七成左右（不包括講師）。一九九七年，〈大學法〉修訂，台灣學習美國制度，在大學正、副教授下，增設助理教授一職，為的是把關教授品質。

 

 

　助教授不但是大學殿堂裡壓力最大的階級，授課時數最多，每週要上滿九到十小時（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時、副教授的九小時還多）。他們也是學術金字塔裡的底層，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后（教授）。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幫派運作」來比喻這新興的階級——「學術長工」、「教授級長工」。

學術巨塔 「包工程、混幫派」

 

　他說，當資源與升等的權力掌握在金字塔上層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為了往上爬，就必須混進幫派裡玩他們的遊戲。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與副教授必須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搶研究、分資源。以國科會或政府大型研究計劃為例，研究計劃幾乎只有教授級才能接案。於是，像包工程一樣，教授有合格執照爭取工程，然後發包給中盤商（副教授和助教授像散包）。

 

 

　這位法律系副教授面不改色地描述學術巨塔裡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了兩百萬計劃，給你三萬，你不做，就在系評會、院評會裡說你服務或教學不好，挑剔你；你在服侍我的過程，讓我不舒服，不要想升等時會投你一票，」他，神色鎮定地說。為了往上爬，這群學術長工要付出的代價不少。

 

 

　舉凡大量行政工作、大班通識課、大學博覽會等活動，幾乎「自然而然」落到年輕老師身上。一位副教授情緒激昂地說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馬分屍」，除了教學，還被選派參加了校內十多個委員會，為了瑣事疲於奔命。

 

 

　能力不再是衡量老師表現的關鍵，人際網絡、派系運作、通情達理的技巧，反而舉足輕重。於是，大多數的學術長工行事低調。有副教授不敢開家裡的百萬名車上班，原因是「怕人眼紅」，也有助教授不敢隨便出書，因為「前面的長輩沒掛掉，敢出書，不要命啦！」

 

 

　學術長工兢兢業業走學術鋼索，目的就是早點拿到教授資格。年初，來到位在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歸心似箭的學生讓原本偌大的校園更顯空曠。校園內，只見形單影隻的老師，穿著拖鞋在校園漫步。

 

 

抗議升等制度不公

 

　但不久前，百位，約四分之一的中正老師進行網路連署，劃破了長久以來校園裡的寧靜。

 

 

　網路上，「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的大標題表明了教授們內心的不平。主要是抗議學校祭出的不公平升等制度。在中正大學的教師聘書上，明白寫著「八年條款」。傳播學院副教授羅世宏解釋，就是助教授在「七年內提升等，沒過，第八年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時間內升等不是老師們反彈主因，而是升等的標準竟加入「國科會接案量」；在中正大學的升等辦法上頭，明白寫著國科會甲類研究案「一件五分，兩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十七分……」。

 

 

　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權認為，督促老師做研究，是走向國際最好的方式。但老師很不認同。因為人文社會領域申請研究案的通過率偏低，用同一標準一體適用到全校老師的升等，已逼走不少年輕老師。

 

 

　不論是哪種計量方式，大學為了追求卓越，用研究量決定老師升等的制度是趨勢，而且已讓助教授和副教授們無不卯足勁拚論文。

 

 

權力掌握在金字塔頂端

 

　「惡性循環啦！老師忙，沒時間備課，學校不要求教學品質，只叫年輕人發表文章，」一位六十幾歲的資深教授痛心疾首說道，叫年輕老師如何關心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年輕人被逼得去寫、論、文，」他感嘆。

 

 

　升等制度，從評鑑方式到過程，掌握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教授手上，由他們訂定遊戲規則。既有的權力不斷複製，而且更為鞏固。

 

 

　最近法律界流傳著一位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因為過紅，不但專書熱賣，又活躍參與民間活動，結果，一路上得罪不少人。這位老師的助教授生涯已超過六年，今年還要提升等，面對自己的升等之路不順遂，他無奈地嘆道，「我就是沒人庇蔭，不玩派系，才會這麼慘。」

 

 

　「早知道玩這種遊戲，不如去當法官或檢察官，薪水是這裡的一倍，」他大嘆口氣，「你永遠不知道升等的路上，有多少人等著宰你。」

 

 

學術黃金期被扼殺

 

　歷史上，教授的黃金年華是在進入學術圈五年左右，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達到顛峰。像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就發明「狹義相對論」。

 

 

　台灣在新進教師最需養份與協助的階段，只給壓力、吝給資源，扼殺年輕學者的學術生命力。

 

 

　面對不夠健全的升等制度及付之闕如的支持體系，不由讓人擔心，成千上萬的學術工蟻如何正常教學、研究？如何把追求真理的熱情交給下一代？又如何在十年後代表台灣展現國際級競爭力？

 

　牆面油漆斑駁、白螞蟻鬼祟地在木頭上攀來爬去，這兒是八十多年歷史，已成為古蹟的福州街日式大宅院，歷屆的台大校長都曾住在這裡。

 

 

　六十多年前，這個庭院深深的矮式平房是日據時代的總督住所；台灣光復後，則成了歷任台大校長的宿舍。可見台大校長的大學祭酒角色可與國家領袖匹敵。

 

 

　從帝國大學系統到台大，七十八歲的台大，見證也引領了社會思潮，並奠定大學發展的方向。

 

 

　第三任台大校長傅斯年，擔任校長不到兩年，卻是建立台大與大學校風最重要的推手。

 

 

　就讀北大的傅斯年曾代理過北大校長，不像御用文人般講好聽的話，他是唯一在蔣介石面前，敢翹起二郎腿抽煙斗的人。有「傅大炮」之名的他在擔任校長時，強調維護學術自由、學術自主。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就是傅斯年的訓示。

 

 

　時代轉變，曾經是大學最忌憚的政治高壓逐漸淡出，繼之的，是全球化帶來的消費市場壓力。台大教授林火旺就不客氣批判大學教育成了職訓所，「變得像菜市場一樣。」

 

 

　大學成商品，面對市場競爭的窘境，陳維昭感受最深。十二年前，他是第一任校內遴選出來的台大校長，當時「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如火如荼。

 

 

用管理、行銷殺出血路

 

　大學從窄門變大門，而教育經費逐年縮減，也就在這個時候，大學校長的角色起了劇烈變化。

 

 

　小兒外科出身的陳維昭，最有名的是為忠仁、忠義雙胞胎進行分割手術；但他也是台大第一任醫學背景出身的校長。與近年世界各知名大學一樣，校長與一級主管，多由理工醫農背景出任，著重效能與管理。如北大校長許智宏專攻植物生理、麻省理工學院首任女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的背景則是神經科學。

 

 

　而陳維昭為台大改頭換面，用管理與行銷手法讓台大在市場競爭下，殺出一條血路，為台大改頭換面

 

 

　學醫的陳維昭在五十歲時，鑑於當時台大醫院被社會批評是「一流人才、二流設備、三流管理」，而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學醫學管理。

 

 

　記憶力就像掃描器一樣過目不忘，隻身前往美國讀書的陳維昭很認真，每天打字、寫報告到深夜。回台後，他擔任台大醫學院長，開始發揮管理能力，不但推動科（系所）評鑑，也推出第一個教師評估制度。

 

 

　回憶起當時，他形容當時阻力很大，而他只是不停地開座談會，跟老師一位位溝通。

 

 

　接任校長後，他也將台大醫學院的競爭制度搬到其他學院。其他大學也起而仿效，學習台大的教師評估、系所評鑑等淘汰制度。雖然在〈教師法〉的保障下，大學的淘汰制度並無法真正落實。但，陳維昭最引人注意的貢獻還是在他的募款能力。十二年間，他為台大募了二十幾億元。

 

 

　過去數十年，台大育才無數，為台灣經濟發展注入莫大動能。但大學的意義並不僅是華麗的建築，或是提供職能訓練。從會漏水的哲學館的破舊與電機學院的光鮮，看到人文的台大褪去。

 

 

　校長室的窗口一隅往下望，垂掛著的「傅鐘」在夕陽照耀下，倒影迷人。陳維昭在這間傅斯年也待過的校長室說，「只有大學能發聲的時代過去了，現在社會的問題不只有大學能講。」

 

 

　台大的沈默可以被同情，但它能不能在教育市場化的洪流下，像以往那樣發光發熱，帶領社會向前？

 

 

　搖曳的「傅鐘」下，傅斯年的話還在那提醒著，「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沈思的。」

 

 

　寂靜的校園裡，聽著傅鐘的聲音，讓人不禁懷念起那個人文薈萃、狂狷大氣、以知識份子為己任的台大。

 

問：大學目前最嚴重的問題？

 

答：我曾提出過大學的任務：創新知識、提升國力、引領思潮。大學殿堂主要是創見與創發，由未知到己知的過程就是「知識創新」。觀念知識比實際勞務操作更重要，經濟力要全面提升的話，大學扮演的角色也是火車頭的角色，這是「提升國力」。

 

 

　引領思潮是傳統大學重視的，要開創新的思想，這種思想即使在現實社會不適用或不能為人所接受，但有未來性，這是「引領思潮」。

 

 

　在理念層次上，我們在辦大學時，有沒有思考這類問題？大學生有沒有往深刻的一面去思考？現在的大學太功利取向，失去理想性。在實際層面上，大學與現實社會距離也遠了些。

 

 

問：為何大學與社會發展脫節？

 

答：自然科學方面，大學教授的終極目標是在國際有名的刊物上發表論文，像《自然》或《科學》雜誌，教授要在一流刊物上寫文章。

 

問：老師會不會變成論文生產的工廠？

 

答：我們國內具有諾貝爾獎實力的是有的，但不可能所有層級的人都具備這樣的能量。所以，我們在評定研究人員、學校老師的晉升時，應該有更多元化的標準。像我們最近在研究，專利的成果也可以做為升等標準。但目前是以刊物發表為主。

 

 

問：現在大家都重研究、輕教學，教育部該怎麼辦？

 

答：我去年底告訴高教司，要設法做教學鼓勵，目前調出十億元。

 

 

搶救教學、提升國際競爭力

 

問：你對目前教學文化的觀察？

 

答：教學的主體是在學生，不在老師。但現在的主體卻是老師，好像老師是拉著車子在走，所以，主角與配角應該顛倒過來。

 

 

問：如何彌補高教經費不足？

 

答：我們學生單位成本偏低，比日本和韓國低。現在大學的數量擴充到這個地步，我們第一步先以五年五百億的計劃來補救重點大學，十年最高是一千兩百億。接下來，其他學校，我想主要還是要爭取，過去這幾年教育部不爭取，主要是爭取不到，因為國家的大餅有限。

 

 

問：要不要設計大學退場機制？

 

答：我們可以訂一些辦法，但退場機制是社會供需的問題，如果這個系招不到學生，三年內實際入學的名額達不到核撥的名額百分之多少，我們就應該規定它關系。

 

 

問：好像教部很難大刀闊斧做事，困難在哪裡？

 

答：這幾年教育改革事實上是大學自主，教育部能夠規範的有限。

 

 

　當然，我現在的角色這樣說好像是把責任推給別人，但現實基礎上，大學自主，教育部不要管那麼多，如果當事人或當事機構沒有警覺，再怎麼責備教育部，都很難發揮功能。

 

 

問：你對台灣高教發展的期待？

 

答：太高遠的不必講，我覺得，我們要發展學派，每個學校的一些領域，如文學、法學，應該有抱負要成為一個知識上的學派，而非學閥上的學派，能讓世界同行學者肯定、想起台灣，讓台灣不會缺席，也讓世界的學者進一步來台灣交流研習，讓外國學生願意來這裡。我想這是現在的大學要追求的目標。

 

 

　 只有戰戰兢兢才可以避免危險。我們的競爭力現在還很弱，我們對大學、研究所的訓練很弱，我認為大學應該坐下來好好談這問題。大學應該多關注專業，關心學生學習的規劃，在有限的時間內學得很好，創發性才能出來。

 

我在舊曆年的大年初一去訪問了村上春樹，「生」的村上跟在照片上或是七、八年前一度在電視上看到的村上沒有很大差異，還是很年輕而且跑步保持的身材，令作為女人的我都很羨慕呢！純真的童顏裡，除了 25 年來直線上升的成功帶來的自信之外，也還是有透視世界、預知時代的尖銳、冷酷蘊含其中，當然他也是細緻而體貼的男人，村上的人跟作品的一致性，沒問題是 100 ％！

 

 

因為讀了許多他的小說、散文集，所以跟他見面，對他是比較不公平的，因為我自覺是去見很熟習的人，但是事實上他對我一無所知，這是所有名人的困惑吧！他是在明處，而我是在暗處，這也是我後來整理訪談稿，沒有用對談方式，而是用問答方式的原因，對象是村上春樹，所以一點也不委屈，而且我自認是代表台灣的村上迷去專訪他，雖然我不是重度的村上迷，不過是村上迷無誤，他的作品，不論是什麼形態的，都是我的愛讀物。

 

 

另一方面，同樣作為作家，村上是日本最近 20 幾年來最為成功的一位作家，不僅作品銷售幾千萬本，而且也是日本影響力最大的作家，至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呢！他讓廣泛的年齡層的讀者跟他在他的春樹世界裡冒險，每個人都為他的比喻而感嘆，「這種時候就想這樣說」，敏銳的同時又有滲到內心淡淡的悲哀，同時又預言了時代，什麼樣的讀者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他又幾乎不將自己暴露在媒體前，是充滿神秘感的作家，作品是廣角的，但是又有無限可以討論的深度內涵，加上原本是「日本的春樹」，現在已經成了「世界的村上」所以現在身為專業作家的我而言，非常羨慕，如果作家能當到這樣的程度（這樣的幾分之一）大概會覺得人生無憾吧！

 

 

當然我也有我私下的企圖心，像是希望能透過這次專訪，讓他對台灣有興趣，而到台灣來訪問，也很希望從跟他接觸的時間裡體會到作品中所無法體會到的人性、或是文學家的魔力，也就是希望能邂逅 100 ％ 的村上春樹。

 

 

二月九日那天我在南青山訪問村上，或許是我已經有一年多不曾拿著錄音機去訪問名人了，或許是因為對手是村上，而且村上至今沒有如此正式接受採訪過，村上在華文世界的迷非常多，村上又是第一次正式接受專訪，責任重大，非常緊張，原本我就是到清晨才睡的夜貓人，所以出門去採訪之前，也就乾脆沒睡了，朋友都說「反正妳是靠腎上腺素行動的人」；因為約定時間只有一小時，我很擔心他在一小時內不會及時開懷暢談，還好一開始就很進入狀況，而且延長成完整的 90 分鐘，其間我連水都捨不得喝，擔心整個問答情緒因此降溫下來。

 

 

當天村上有點感冒，喉嚨有點疼，不過他也 90 分鐘都沒休息，非常誠懇地回答我的問題，事後聽到錄音帶或是看到專訪的朋友都說，村上春樹好可憐，被我壓榨了這麼多答案出來；朋友說，「記者是狼，文人是羊」，我雖然已經轉業成作家，但是當了記者太多年，所以是批上羊皮的狼吧！這次專訪，自己覺得還不錯的一點是發揮記者本事，讓對方多說點話，而不是一直說自己的想法；當然這不是只是我的本事大小的問題，而是村上本人的想法有所改變所致，他所以如此坦誠，是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想法改變，他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出去，將自己擁有理想的那種感觸，傳承給以後的人，他不再像以前一樣，不再有意無意地用面紗將自己矇罩起來了。

 

 

我也想到，還好我也是作家，雖然不是能跟他對等的作家，但是我也寫了些文學評論，所以還算懂他的作品吧！如果過度站在記者立場的話，就會變得太矮小，所以這次的工作還算是適合我，正好在記者與作家之間，因為有些創作經驗是我自己很想問他的。

 

 

專訪全文共達 13000 字，分成兩部份， 6000 字登在博客來，其他則在人間副刊連續三天刊載，人間主編表示這是破天荒的事，這是對村上也是對我最高的尊重；我覺得這是因為村上太豐富了，讓我覺得我必須將全文都整理出來吧！

 

 

因為 9 日當天，村上說自己身體狀態不好，拍出來一定會是很累的樣子，所以答應我如果一週後康復有元氣時，可以帶攝影師去拍；也因此我 17 日又再度見到村上；我告訴村上 9 日的訪談幾乎全文都會登出，他說「那要很長的篇幅」，開始拍照時，他說「我生平最討厭拍照」，不過我跟攝影師都覺得他其實連被拍都充滿自信，在很短的二、三分鐘內可以做出許多表情；他雖然很不喜歡被拍，而且希望背後是毫無一物的，甚至有他的音響當背景，他都不願意，這種只希望讀者從文字了解自己本心的習慣，他一直都有的；但是當我要求他至少站到陽台來拍個全身照，或是跟我合照，他居然很樂意，反而是我很緊張，所以拍出很僵硬的自己來。

 

 

整個訪問中，我覺得他對於自己的作品最近在美國得到很高的評價非常開心，或是在美國現在能用英語在名校演講幾十分鐘也有點得意，我想那是因為日本有些文學評論家喜歡將他的特殊的文體，歸諸於「美國化」的影響，但是他知道他的作品是絕對日本的，也因為連美國文壇都承認他作品的卓越以及後現代的預言性，自然打破這些無聊的說法。

 

 

還讓我很感動的是，雖然春樹世界裡的人物都很虛無（近年來這種趨勢有些改變）背景裡有跟主角的「我」的意志無關的爵士樂播放著，各種固有名詞無秩序地呈現，更凸顯外表沒有任何特徵的「我」的被動性，然後又發生相當唐突的事件，讓主角的虛無更為加深，恍惚與虛無交錯，所有讀者都因為這樣的氣氛而進入一個冥想世界，陷入不可思議的氣氛；但是事實上村上本人當然一點都不是如此虛無的，如果自己也跟著虛無，是無法構築這樣的一個奇妙的世界的；村上本人勿寧說是相當勤奮的，所以可以擁有許多的「我」，這個部份很像日本作家；雖然他很珍惜自己寫作小說的機會，寧可如好酒般慢慢發酵、醞釀，但是他並沒有閒著的，他的其他散文著作量、翻譯的奇幻小說也都相當驚人。

 

 

不寫小說時，也每天寫作好幾個小時，所以這樣偉大的作家的誕生以及持續領時代風騷不是偶然的；這讓我安心，相信在作家道上剛出道不久的我，雖然起步晚了些，或許努力也是能補足笨拙的；不過因為他自己很努力，所以乍看非常溫柔的另一面，應該也是相當嚴厲的呢！只是他現在覺得自己是必須負責的大人，對於全是虛擬兒女的讀者有超級耐心，像是「海邊的卡夫卡」問世之後，他收到來自全球各地無數的 email，他居然回了 2600 多封，這種精力、毅力以及耐性真是非凡的。

 

 

村上是對自己的集中力、毅力以及體力都非常有自信的人，大部分的事只要想做，都能做到，事實上也真的都實現了；他對於現實的操作是有很強能力的人，所以在成為作家之前他跟妻子開過爵士俱樂部也很成功，然後生活細節上他自己一個人到無人孤島很久也不會餓死；但是跟他的作品一樣，他並不會只是滿足於一個世界，除了「這邊的世界」之外，村上也還有另外一個「那邊的世界」。

 

 

村上知道現實世界可能因為什麼現象，而讓地與圖完全反轉，讓自己擁有一切化為無意義，他像是小說中的「我」一直在兩個世界的疆界上走鋼索，他並不會想要去掌控任何一個世界，他永遠讓二個世界並存，接受二個世界並存的痛苦以及神奇；就像現在他要為日本社會的各種喪失而煩惱，而想要提供暗示；然後還是不時要思考死的問題，不過我的感覺的事，他的青春時代遭遇過親愛的人的死亡的衝擊，經過這麼多年，已經淡化了，在作品裡陰影逐漸稀薄化了，或許如他所說，有如奧姆真理教事件或是地震這樣更大死亡、喪失，涉及宗教或是自然不可違逆的力量時，村上已經發現「這是沒有勝者或是敗者的戰爭」，是非常無力，真正的無奈出現，也因此改變了他許多。

 

 

以前的村上讓我覺得跟「我」一樣，是經常去新的場所、入手新的生活然後得到新的人格，「我」是自覺有諸多欠缺；不過現在的村上則讓我覺得比較明確，比較不會讓讀者跟他一起直沈溺在自己紡出的幻想而無法脫離出來，他會出示一點點方向性，那當然表示他自己雖然也在摸索，但是從過去的人生經驗，已經比自己年輕時有把握多了；當然或許也因為他說自己「有點年紀」，所以脫離幻想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很誠實地面對這樣的感覺。

 

 

雖然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虛無叛逆的作家的妥協，不過我倒覺得村上不是妥協，反而是覺得過去自己擁有叛逆、虛無的夢、幻想是很不錯的，很想告訴現在什麼都喪失掉的年輕人。

 

 

此外，村上討人喜歡的將每日重複的日常一一發現其中奧妙，日本文學家如此細膩地描述飲食等日常，大概除了立原正秋之外也很少見，這或許是因為他是位有自炊能力的男人；雖然他沒提，我猜想他現在應該是一位不做作的講究食材來源以及做法要接近自然（無人工添加料、健康飼育）的慢食主義者吧！他像是《afterdark》裡的高橋吧，雖然有現實數位能力，但是卻想努力配合瑪麗維持類比的古老美好的感覺吧！

 

是什麼樣的作家，能讓台北國際書展會場起了騷亂，讓路過的人都駐足聆聽？什麼樣的演講，能讓讀者心滿意足，啟發思維，又能與過去所讀印證歷歷？

 

台北國際書展是台灣出版界年度盛事，出版社往往力邀重要作家現身會場。或許是感應到了廣大「余迷」的翹首盼望，這次天下文化邀請余秋雨到台灣訪問，書展這場演講，有限的空間，半個小時前座位就已被聽眾填滿，兩側出口和走道上也聚集了不少等候者，攜帶著好幾本專著以備簽名的，準備好錄音筆或紙本預備寫下筆記的，因為要見到崇拜的作家而興奮談論的……。演講開始後，一些路經的參觀者看到這擁擠的場面，也禁不住打聽是誰，聽到了是余秋雨，大半也都留下來聽講，可見其魅力驚人。

 

 

開卷就得讀好書，人生應該奠基在高處

 

 

從《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的散文，一向以其既能顯現個人的命運幽微，又能觀照大時代起伏與文化脈息著稱。本有學者身分的他，在豐富的人生閱歷下談閱讀，往往使讀者有醍醐之感。在書展中和讀者面對面，余秋雨分享他對於閱讀的體會酖酖特別是，當世事紛紜，眾聲喧嘩，如何在書頁書香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個沉靜的空間？

 

 

第一是盡量找好的書來閱讀。這句話聽來簡單，仔細想想，古人說「開卷有益」，是因為當時出版印刷不那麼發達，知識量不那麼壓迫，好書的比例是高的；這十幾年來資訊爆炸，好書固然也增加了，卻遠遠不及壞書增加的速度和數量。有些讀者以為好書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先讀第三流書，再讀第二流書，打算程度提高了，才讀第一流書，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開卷就得讀好書，人生應該奠基在高處，讓知識的舵帶領我們前往想望的彼岸。

 

 

延續讀好書的觀念，再來就是，書要讀得少一點、精一點。「這就牽涉到選擇的功夫了」，余秋雨認為，面對那麼大的出版量，必得培養分辨擇取、去蕪存菁的能力，才能找到對自己有益的書籍。可以說，閱讀有時不是堆積東西、而是去除東西；不一定是「加法」、而是「減法」。最後留下來，真正進入血脈的，卻是最璀璨精緻的。少而精之外，還要進一步求閱讀的系統化，而非浮泛地東碰一下西碰一下：「曾有一位大學圖書館的教授告訴我，他可以從學生借的書判斷這個學生將來有沒有出息。完全不借書的學生，不在學問下力氣；每天得來借書換書去看的，表示心還不定，沒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倒是借的書之間彼此相關，且有旁通深拓之勢，那這個學生是知道怎麼讀書的，將來必然在學問上大有出息。」

 

 

尋找能與自己的知識結構、生命結構相呼應的好書

 

 

大多數的讀者還會面臨一個問題：這本書很重要，內容豐富，是本好書，可是我怎麼就是讀不進去。怎麼辦？是不是要囫圇吞棗、生剝硬啃？

 

 

「要讀自己看得下去的書」，余秋雨說，第一流書的數量就已經不少了，但並非每個大師都和自己有緣分。硬讀的結果，損害了自己，也損害了大師，自己花了時間，滿腔苦惱，又可能對經典產生誤解。事實上，找書其實就是找自己，我們都在尋找能與自己的知識結構、生命結構相呼應的好書。然而，生命是變化的，現在不能產生同感的作品，可能過了兩年，生命經歷不同了，反而能夠契合。進入經典是需要時間的，需要的不只是閱讀和思考的時間，還包括心靈歧途上彼此終於交會的等待過程。

 

 

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幾次因緣際會，讓余秋雨有了三次潛心讀書的機會，他笑稱這是「封山」；生活為現實事務籠罩，且關乎謀生或社會榮譽，使得個人的閱讀往往是片斷的，「封山」的經驗卻提供了一個安靜的道場，藉著讀書修持心的高度。文革時期，他曾在浙江奉化蔣經國先生所留下的圖書館內，浸淫滿室中國古代經典，奠定了對傳統體察與反思的基礎；文革之後，又曾花了好幾年時間，靠著勤勉的讀書態度和字典，閱讀西洋文學名著，開闊了文化眼界。後來，到香港講學，擁有較多機會接觸海外學人的著作，更讓他一頭栽進去，遊走於多元的異域視角。「這不只是為我自己補課」，自許為「文化推動者」的余秋雨充滿了使命感：「事實上，也是為民族補課。」

 

 

找回那個失卻的精神核心

 

把近作《借我一生》定義為「記憶文學」，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名人，卻能鼓動讀者的胸懷，回過頭去探尋生命裡的優美或遺憾，以及其與時代互動的痕跡。余秋雨說：「我讀過不少回憶錄，但是這些回憶錄往往寫太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是社會的集體記憶，變成意識形態的說明，個人卻淹沒了。回憶應該是更貼近血肉的。我認為這是一種人文悲劇。」所以，《借我一生》或者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示範，「畢竟，記憶是個人的權利，記憶寫作的特點應該是著力於個人，帶出整個時代，而非著力於時代以帶出個人。」至於書寫中如何選擇記憶，則須倚賴長期的閱讀和思考所培養出的審美敏感與文學標準。

 

 

作為一名文化人，在變動的時代裡除了充實自我，也應該盡量提醒群眾去找回那個失卻的精神核心。「所以我寫作，也盡量到媒體上去談自己的理念和經驗。希望藉由各種傳播管道，略盡力量。」稍早，余秋雨曾到台灣佛光山盤桓，和星雲法師對談文學與宗教。他視文學和宗教為兩種足以重新點燃人心、尋找精神支撐點的文化力量，而閱讀，則是提高自我、沉澱喧嘩的最佳方式。

 

這本書跟過去的作品風格、文體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否因為是出道２５年而意氣奮發有一個大轉變呢？

 

 

問：「afterdark」在日本推出來時強調這是你出道２５年的紀念作品，你是因為這本書跟你過去的作品風格、文體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否因為是出道２５年而意氣奮發有一個大轉變呢？還是這是出版社後來加上的說法呢？

 

 

村上：這當然是出版社自己加上的說法，我自己只是跟平常一樣地寫作。那只是我一直都做的事，也就是想寫的新的、不同的東西，並非因為意識到２５年所以改變，我在寫一個新的主題時，都會想要嘗試新的寫法或寫新的事物。

 

 

 

 

問：不過作品本身的確看到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放棄「僕（我）」的第一人稱，而用三人稱（複數人稱）法等，單單文體便很不同呢！

 

 

村上： 是的，這是我首次在長篇小說中用三人稱的寫法，像「海邊的卡夫卡」是一半第一人稱，一半三人稱，這次想試試看全部三人稱寫法。

 

 

 

 

問：那是只是當作一種寫作手法來嘗試，還是有別的想法？

 

 

村上：用一人稱的話，觀點有限，像是用「私（我）」、「僕」只有一人，無法從很多角度去觀察，但是用三人稱的話，就可以有各種不同角度、觀點、方向，人稱改變的話，故事情節的前提會改變，而情節前提改變的話，人稱自然會改變，這跟雞與雞蛋的問題一樣，何者為先很難說，是很自然的，可能是因為想寫這樣的故事，結果就變成三人稱，同時也可能是想用三人稱來寫而變成如此的情節。

 

 

 

 

我的情形，是寫非常長的小說，還有這種不是非常長的長篇，以及短篇小說三種，而最能嘗試實驗性寫法的是這稍微短些的「中」程度的長篇最能自由表現，我在「afterdark」之中是要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寫，也就是嘗試過去沒有寫過的方式。

 

 

 

 

這部「afterdark」被認為很像是電影，是腳本般的作品，這是你最先就意圖如此表現嗎？

 

 

問：這部「afterdark」被認為很像是電影，是腳本般的作品，我自己作為讀者而言，好像是還沒完成的電影，因為鏡頭還一直在動，所以會跟著動，雖然最後讓人安心下來，不過過程有點不安定，跟以前的小說不同，好像很難一開始就投影到小說中的人物，很難一開始就將感情移入其中呢！這是你最先就意圖如此表現嗎？

 

 

村上：我不是意圖如此表現的，我只是寫我想寫的，結果就變成如此；當然習慣我過去文體的讀者，可能會有點違和感，覺得不安定，但是這是自然形成的，對我而言是非常自然的寫法，怎麼說，這是無可奈何的吧！我也是會逐漸變化的，如果老是做同樣的事，我也會生厭的呢！

 

 

 

 

大家都說「afterdark」是很像電影般的，但其實「電影般的」是很不同的，我所認識的電影導演也讀了，表示非常有意思，雖說看起來像是「電影般的」，但是作品本身並非就能拍成電影，我也覺得如此，我原本就不是要創作成什麼「電影般的」，我在我自己的內心裡組合拼湊起影像來，但這與電影不同，這是小說，雖然是有點像電影的形式，但是本質上是非常小說的，擁有小說的結構；而且觀點換來換去，是無法順利便轉成電影的，小說寫的是比較內心層面的事。

 

 

 

 

問：最近在日本也才開始上映的美國影集「２４」是從許多不同角度描寫一天裡發生的事，所以有不少讀者認為「afterdark」是在幾個小時裡，每一時點不同場所、人身上發生的事，或許因此讓人覺得很像電影吧！

 

 

村上：我沒看過那個影集，我想這也是所謂「同時進行」的表現法，此外還有電腦繪圖（Computer Graphic）、影像處理等虛擬（virtual）的表現，我還滿有興趣的，虛擬影像畫面的轉換跟電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比起寫實的電影戲劇，我喜歡前後顛倒、左右互換的事，而且非常喜歡呢！

 

 

 

 

透過小說中的人物的口中會提出一些結論，都是相當積極向前，光明開朗的，這也是你有意識的安排嗎？

 

 

問：我自己讀「afterdark」，或是前次大作的「海邊的卡夫卡」，跟以前的作品，很不同的地方是許多對於青少年如１９歲的女主角瑪麗等，關於性愛（sex）等問題，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如蟋蟀等口中會提出一些結論，都是相當積極向前，光明開朗的，這也是你有意識的安排嗎？

 

 

村上：我是全然沒有這樣的意識的；我從去年１２月到今年１月寫了五篇的短篇小說；以前寫的短篇是「神的孩子都跳舞」，那是六個短篇，前後相距４年都沒有寫短篇，這次重新再連續寫了五篇短篇的最大感想是，寫短篇時自己要寫什麼非常清楚，但是寫長篇的話，自己想寫什麼則不知道；寫短篇時，一套一套地換，觀點改變，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長篇是不同的。

 

 

 

 

如妳所說，我現在的小說跟以前比起來，現在會在提示一個新的方向後才結束；的確，我以前的小說是什麼都放置不管的，包括我自己、小說主角以及讀者都棄置不理，恍惚不知往何處去，但是現在的我則開始負起點責任來，給予些線索、提案，讓小說中的人物、讀者可以去嘗試看看。

 

 

 

 

現在妳用了「結論」、「解答」這樣的字眼，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方向性」，也就是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方，提示或許那邊會有一光明，去那邊或許會有什麼，留下一點這樣的暗示，這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旦注意到時，便自然如此的。

 

 

 

 

這或許是因為我已經寫了２５年，有某種程度已經有點年紀了，而覺得不能不負點責任，或是覺得自己不能不準備點類似答案的東西吧！

 

 

 

 

我的讀者最多的是２０代（２０－２９歲），主要是１０代後半、２０代至３０代前半，也就是我的孩子的世代，以前我剛開始寫作時，我的讀者是跟我同一世代的人，但是現在幾乎都是下一個世代，當然跟我同世代的人也還讀我的作品，有的家庭是父子、母子一起讀，不過大部分是年輕人，對於這些讀者是否跟以前一樣都棄置不管可以嗎？開始會這麼想，如果是同樣年齡的話，那就跟我很平等，什麼都不想，不會有問題，但是現在則會比較會慮及年輕讀者了；我自己已經有相當的人生經驗，這些經驗，只是些微也好，總該讓渡到下個世代，我開始會認真這樣想。

 

 

 

 

我自己沒有小孩，讀者就是我的虛擬的孩子呢！

 

 

 

 

不過雖說如此，我不是要得出結論、答案的，而是故事裡有某種程度的方向性，我自己並不喜歡將道理強加在別人身上的。

 

 

 

 

「afterdark」寫的是１９歲、２１歲的主角的故事，你在寫的時候是如何去塑造形象呢？

 

 

問：這次「afterdark」寫的是１９歲、２１歲的主角的故事，上次寫「海邊的卡夫卡」主角是１５歲，跟你實際的年齡有一段距離，你在寫的時候是如何去塑造形象呢？

 

 

村上：「海邊的卡夫卡」裡有中田出現，大約６０歲，跟１５歲的孩子算是取得平衡，不過這次是１９歲的女孩，對手則是２１歲的男孩，為什麼呢？都是年輕人呢！我自己今年５６歲，過去寫的小說主角都是２０幾歲、３０幾歲的第一人稱的「我」，不過我也慢慢覺得寫那樣的世界萌生倦意了，而想自由地寫吧！那要寫什麼，可以寫比我自己年長的、跟我自己同年代的或是寫年少的，結果是寫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我如果寫跟我自己同年代的人，大概會缺乏真實感吧！

 

 

 

 

問：那可能是因為你遠比實際的年紀年輕多了吧！

 

 

村上：我對於年紀大的人或是跟自己的同年代的人比較沒興趣，而想寫年輕人；我自己不覺得去寫１５歲的少年卡夫卡沒有什麼不自然之處，我是小說家，所以我一旦開始寫，便會進入１５歲的世界裡去；此外，在４０年前，我也曾經是１５歲，我會回憶、想像那時的自己，是很自然地寫出來，並沒有故作年輕或有勉強之感；在現實的世界或許無法做到，但是在小說寫作上是非常自然的；同樣的道理，想要成為１９歲的女孩子，只要努力拼命便能成功，這是成為小說家最有意思的地方吧！要當什麼人就當什麼人，像是想成為獨臂的人、罹患癌症的人、蕾絲族的人等，可以設身處於各種狀況，我覺得自己已經能夠很高明地充當各種人，所以也才會最近開始想用三人稱來寫作吧！以前或許不是那麼擅長，但是現在已經比較能掌控了。

 

 

 

 

問：你最近寫的短篇，我在三月號的「新潮」已經讀到第一篇的「偶然的旅人」，是「東京奇譚集」之一，寫的五個短篇則一人稱多，還是三人稱（複數人稱）多？

 

 

村上：三篇是三人稱，二篇是一人稱。

 

 

 

 

問：那是三人稱比較多呢！

 

 

村上：如果全用三人稱，那也會覺得厭倦，所以就又會想用一人稱；不過三人稱可以寫各種人的事，非常有意思。

 

 

 

 

在寫「afterdark」的時候是否也有許多的自己投影其中？

 

 

問：你這次在寫「afterdark」的時候是否也有許多的自己投影其中，像是小說中的高橋、蟋蟀，是不是有比較多的你自己呢？

 

 

村上：是否比較多，我自己並不清楚，寫小說就像是自己的影子慢慢分散出來般，我自己會開始喜愛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人物，雖然小說裡也有些很差勁的人物，如白川；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我投影其中。

 

 

 

 

問：雖說如此，我覺得「afterdark」裡並沒有絕對惡的人存在。

 

 

村上：白川是有問題的人，而且是非常有問題的人呢！

 

 

 

 

問：小說的結尾時，結果瑪麗姊妹是和解了？

 

 

村上：是的，各種事都有朝好的方向邁進，小說留下這種可能性而告結束。

 

 

 

 

問：你的小說每次都有人死亡，不過這次卻沒有人死，頂多是姊姊惠麗在生死之間掙扎，這算是很特別的？

 

 

村上：的確沒人死呢！我想不必每次都寫同樣的狀況吧！像這次我開始寫時是想迴避性愛（sex）與暴力，「海邊的卡夫卡」以及「發條鳥年代記」都含有強烈性愛與暴力的因素，所以我這次是讓性愛與暴力在小說時段的外圍發生，像是白川對中國女孩施加暴力的事件，是在事後才知道，以及中國黑道將可能會對白川施加報復性暴力的部份，這也是在小說結束之後或許會存在；性愛也是，在小說本身並沒有出現，這是我的初衷，只讓性愛與暴力出現在隱含的部份，而不作實際的描寫。

 

 

 

 

我其實是很不喜歡描寫性愛、暴力場面，如果能不寫就不寫，但是物語欠缺性愛、暴力很難成立，性愛場面並不易寫，所以能迴避最好，不過寫長長的故事時不寫是不行的，但是這是環繞我們的世界裡所必然有的，像是前些時日日本發生的奈良幼女誘拐殺人事件、愛知乳幼兒無區別殺人事件等，所以無法從我們的世界將性愛與暴力除去，這是我們所背負的大問題。

 

 

 

 

問：在「afterdark」中背景是東京澀谷，出現了二位１９歲的女孩，原本引起的聯想是會與吸毒、援助交際有關，不過事實上瑪麗並非如此，而是很認真嚴謹的女孩，不過中國女孩則是娼婦，寫的時候就有想讓二者呈現鮮明對照嗎？

 

 

村上：我並非有對照的意思；這是寫澀谷沒錯，不過我是早睡早起的人，深夜的都會，我一次也沒有去過，到底是什麼回事，我靠想像非常吃力呢！

 

 

 

 

問：真的，難以相信？我正好相反，經常都是日夜顛倒的，所以書中出現的Ｄenny’s我也常去，所以知道你描寫的氣氛是非常傳真的，你為了寫這小說總還是去過幾次吧？

 

 

村上：沒有，我一次也沒去過呢！我全部是靠想像的，現在大家都說夜裡的澀谷是很恐怖的；我倒是學生時代曾經在新宿歌舞伎町打工到天亮，所以對於夜世界還滿有概念的。

 

 

 

 

問：不過那個時代歌舞伎町沒有現在這麼恐怖吧？

 

 

村上：不，那個時代也已經相當恐怖了，或許比不上現在。

 

 

 

 

問：是在Ｇolden街那頭嗎？

 

 

村上： 不，是在西武新宿車站這頭，所以是比較複雜的地方；因為還有學生時代的記憶，所以在天亮之前的狀況，我有明確的輪廓、形象的。

 

 

 

 

問：實在是太厲害了，因為跟現在的夜世界是異常逼真的；這次「afterdark」裡跟以前作品，我覺得很不相同的，是這次是描寫相當日常的世界、身邊的事物，非常寫實，比較沒有出現寓言性的部份？

 

 

村上：這次是只有姊姊惠麗睡覺的房間的鏡子的另一頭算是非現實的世界，其他妹妹瑪麗所處的世界則是普通的、現實世界，這當然是我意圖如此安排的，讓現實與非現實對照，不過最後瑪麗也決定回家找姊姊，兩人的徬徨到最後重疊在一起。

 

 

 

 

問：也就是你一貫所寫的「這邊的世界」、「那邊的世界」？

 

 

村上：是的，像其中的白川則是在兩邊的世界裡都留下陰影，在姊姊的世界裡，在妹妹的世界裡都使惡了。

 

 

 

 

在「afterdark」裡，你對自己所創造的角色，最感興趣的是誰？

 

 

問：在「afterdark」裡，你對自己所創造的角色，最感興趣的是誰？

 

 

村上：我自己最感興趣的是像瑪麗這樣１９歲的女孩，到底在想些什麼，我一直在想她到底在想什麼，可是到最後我都無法了解，這是很微妙的事，如果我對瑪麗這樣的女主角的事知道得太透徹，結果寫出來的東西將不成為小說，但是如果太不清楚的話，則對讀者欠缺說服力，這方面拿捏非常困難，不過我寫一寫，就會很想去好好愛瑪麗呢！

 

 

 

 

問：只有對瑪麗有特別的感情嗎？

 

 

村上：我將感情移入於瑪麗，同時也移入於她的對手的男孩的高橋，高橋一直拼命想勾引瑪麗，關於這點，我在自己的內心裡牽扯拉拔，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同時知道雙方的心理的話，那就沒有這樣來來去去的拉拔，因為對兩邊的心理狀態都不是真的很有把握，所以會努力想要跟瑪麗打招呼、勾引她，然後瑪麗也不知道高橋想要什麼而有相當的戒心，兩人彼此對對方不了解，我自己也對雙方在想什麼不知道，但是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做什麼，所以這是寫小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很極端地說，寫小說好像是在玩撲克牌等牌戲，雖然是一個人在玩牌，可以看兩個人或是好幾個人的牌，但是看到這邊的一手牌時，便會完全忘記其他人的牌，小說家必須在腦裡能自動操縱才行；普通的人則無法忘記，看了自己牌，也知道對方的牌，那樣遊戲便玩不下去了。

 

 

 

 

所以將腦裡分割的作業過程是很重要的。

 

 

 

 

問：所以瑪麗與高橋也才能很對等地互相牽引拉拔一番吧！「afterdark」是瑪麗這樣的女孩在幾個小時內因為遇到高橋、遇到賓館女經理、遇到同齡中國娼婦、遇到蟋蟀等，所以人生在幾個小時內突然改變，這也能當作一本人生啟蒙（initiation）小說來看，afterdark的這幾個小時，也等於是瑪麗的成長儀式？

 

 

村上：嗯，我想任何人的人生都是如此，誰都有改變自己人生的一天吧！對她而言，這是改變她人生的一天，我是有意如此寫的。

 

 

 

 

書中也出現中國娼婦、中國黑道，跟華語圈顯然有很大的關係，這是跟你過去的經驗有很深的關係吧？

 

 

問：書中的瑪麗是讀橫濱的中華學校，最後去北京留學，薰曾經巡迴到台灣、香港表演摔角，書中也出現中國娼婦、中國黑道，跟華語圈顯然有很大的關係，這是跟你過去的經驗有很深的關係吧？

 

 

村上：是的，我是神戶出身，那裡也有中華學校，身邊也有中國朋友，因為有此環境，所以寫的非常自然；不過事實上我對於中國黑道並不是很清楚，但是關於這方面已經有非常多相關的書，所以得到些啟示；實際上現在各處的中華學校都有許多日本人在上，我聽說有此事，覺得很有意思，以前並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瑪麗在日本社會體系裡並不是適應得很好的，因此並沒有許多選擇，去任何私立、公立學校，結果都很重視形式，所以只好讓她去日本的外國學校或是乾脆讓她去外國，這樣她才能比較自在地成長，我自己也是很不喜歡學校的人，很能理解瑪麗的感受，所以對這樣的女孩很感興趣，讓她成為一位身在日本，但是卻很會說中文的女孩，我會覺得這樣很有意思。

 

 

 

 

問：小說裡出現幾句中文，是你自己寫的嗎？

 

 

村上：不是我自己寫的，是中國朋友幫我的。

 

 

 

 

問：結果最後你讓瑪麗到北京去留學了，畢竟你覺得還是讓她遁脫到外國去比較好嗎？是不是因為覺得日本社會很閉塞所致？

 

 

村上：我倒不是這樣想的，我是覺得在年輕的時候去外國是很不錯的經驗，我覺得這樣對瑪麗比較好，她到外國去吸吸不同的空氣，因為她整個人心緒都還很僵硬，所以如果去海外的話，會對她比較好，所以讓她出國的；反正她已經交到一位男友，而且還願意等候自己，不是還滿不錯的嘛！

 

 

 

 

問：瑪麗看起來是跟數位很無緣的analog（類比）式的人，是不是因此高橋最後表示要寫像古老小說裡的長長的信？高橋也還是有點古風的好青年，還有寫信的自信呢！你寫的溝通媒體的種類雖然也出現了手機，不過看來你還是比較喜歡非數位的媒體？

 

 

村上：這是因為瑪麗看起來不喜歡手機、email的人，高橋其實是什麼都行的人，他只是在配合瑪麗而寫長信，這也不壞啊！

 

 

 

 

你說過「日本現代生活裡已經欠缺聽爵士樂的必然性」，但是你在書裡放了這麼多的爵士樂，是故意如此做的嗎？

 

 

問：這本書從書名開始，到內容裡全篇都充滿了爵士樂，而且還出現了爵士樂的酒吧，我記得你說過「日本現代生活裡已經欠缺聽爵士樂的必然性」，但是你在書裡放了這麼多的爵士樂，是故意如此做的嗎？

 

 

村上：我非常喜歡音樂，音樂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在寫文章的時候，腦裡很自然地響起音樂來，而非故意要讀者去聽這樣的音樂。

 

 

 

 

問：結果是你的這本書雖然沒有附上卡帶等，但是像是已經附上了般。

 

 

村上：我覺得是很自然地出現音樂的，尤其像高橋本身就是搞音樂的人，音樂當然更跟著文章響起來。

 

村上春樹從一九七九年六月發表「聽風的歌」得到群像新人文學獎之後，開始了他的寫作人生，現在正好是二十五週年，村上在接受專訪中回憶說：「出道當時，我便知道我能成為更為全面、更有水準的作家的！」現在村上不僅建立了「春樹世界」而且成為「世界的村上」，村上的文學不僅預知時代，村上也預知了自己，這樣的村上春樹，其實隨時在求變，今後他要往那裡去呢？他是如何寫小說呢？他對想要寫小說的人有何建議呢？如果他不當作家的話，他會做什麼呢？

     二月九日，村上春樹於東京南青山的工作室首次正式接受來自台灣的獨家專訪，誠懇地吐露自己二十五年創作的心路歷程，每一字句，對於剛寫完長篇小說初稿的我都充滿刺激，我大概是最幸運的受益者吧！村上說「每個人都有改變人生重要的一天」，或許作為作家，二月九日也是我重要的一天吧！我代表村上迷邀請他來台灣訪問，他顯示相當積極的意願，三月起即將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一年的村上，或許很意外地哪天會出現在台北街頭呢！

從《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在台灣出版二十七部作品，影響華文讀者難以計數。本次演講由《30雜誌》總編輯游常山開場，他以余秋雨筆下的城市，二千五百年歷史的蘇州與「年輕的台北」相對照。多年前，余秋雨曾在台北市政府親子劇場演講，今年二月十五日，又站上同一張講台。這期間，他已走過世界遙遠的路！誠如馬英九市長在引言中所說，余秋雨的文化旅行，掀起的深度旅遊熱潮方興未艾。然而究竟什麼是深度旅行、質佳閱讀？請看這位文學名家豐富的生命體驗，歸納與分析！（編者）

 

 

 

 

在我們的生命中，因為災難、因為種種原因，往往失去許多美好的東西，包括我們的青春；能夠補償失去的一切，在我的經驗裡只有兩種方式：旅行和閱讀。甚至能夠加倍補償，旅行過的人、熱愛閱讀的人才會知道。

 

 

 

 

旅者為中國文化 走出一條活路

 

 

其實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為了某種穩定的心理，基本上是不鼓勵人們遠行的。翻開中國歷史，走得比較遠的，一是遠征的軍人，一是走在絲路上的商人，還有寫邊塞詩的詩人，以及我們所欽佩的僧人。這四種人裡，對於遠行描述較多的是詩人，然而詩人多數沒有走遠，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是很多詩人遠行的盡頭。關於商人遠行的描述不多；而軍人是受命遠行，不是主觀意願，況且中國的地理位置，周邊天山、崑崙山、喜馬拉雅山……猶如銅牆鐵壁，外面的世界已是烽火連天我們都還不知道！大山的阻隔，使我們的軍隊多半也沒有走遠。真正走很遠的路的是僧人，如玄奘、法顯，是真正的遠行，他們在傳播佛教理念的同時，也表述了自己的生命感悟，遼闊的空間給予他們那開闊的精神巨大的支撐。

 

 

 

 

然而總的來看，中國的文化裡還是「走」得太少！也因此，如李白、陸游這些文化旅行者的身影格外使我感興趣。譬如他們當年是用什麼方式旅行？我只能從他們的作品裡揣想。李白的詩裡常出現「輕舟」，多半是坐船吧！陸游有名句：「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他想必是騎驢。至於顧炎武，「常把《漢書》掛牛角」，我知道他是騎牛旅行的。不要小看了他們乘坐的交通工具，他們慢慢的走，卻為太沉悶、太穩固的中國文化走出了一條活路！透過他們的詩，使萬千讀者知道山河之大，了悟生命與天地之間的關係。

 

 

 

 

從這條活路裡、從我自身的體驗，我要號召大家走出去！旅行，對整個文化來說是充分必要的；對個人的生命來說也是充分必要的。旅行，擴大生命的空間幅度，而在這過程中，慢慢會明白，我們以前所遭受的各種邪惡、災難，都是小空間的思維造成的。你會突然發現，那些邪惡是可以擺脫的。透過遠行，我有能力擺脫，還能帶領我的讀者，甚至帶領更多的人擺脫！

 

 

 

 

旅行使我們 擺脫生活中的偽座標

 

 

要提高生命的質量，一定要旅行。旅行的第一個價值：它能使我們擺脫虛假。我們一生當中有很長的時間是生活在虛假的偽座標當中。那些看起來似乎很重要的東西，其實是虛假的座標，控制著我們一段段的生命，極難擺脫。譬如大學生活裡，兩個同學的口角之爭，能使人非常的憤怒，這是我們都經歷過的。畢業之後將會發現，那讓我們憤怒好幾個月、讓我們非常難過、或者花很多時間來證明自己正確的種種過程，都是不重要的。而大學生活還算是愉快的，再想想有多少人的自殺、在生命邊緣的徘徊，都因為那虛假的偽座標！

 

 

 

 

我當年辭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一職時，就是發現自己已經有了那樣的假座標了。人在其中，不易察覺，人人都在為一些沒價值的事情而憤怒，而奮鬥，而激動。時間很快就過去，今天的記憶明天已消失，人生無常，匆匆忙忙，我們要關注的是生命的品味，生命的質量。唯有離開，讓我們擺脫那些假座標。但我們不可能完全離開原有的生活、安身的城市，那麼，旅行就是一種拯救。旅行帶著我們離開過於狹隘的專業座標，和過於狹隘的人生座標。

 

 

 

 

遠方在吸引著我，李白的輕舟，陸游的毛驢都在吸引著我。我從遠行的過程中擺脫了各種各樣的座標，看清了過去許許多多座標是多麼的荒唐！我把各種新的目光、新的思維、新的感悟，用我的文筆表達出來，和許多讀者產生共鳴。

 

 

 

 

旅行不僅把我們帶離虛假，且使我們離開邪惡。邪惡的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小空間的邏輯，人們在極小的空間裡爭鬥、稱王，生命惴惴不安，極端害怕，於是產生了有我沒你小空間式的思維，邪惡於焉誕生。而它的呈現狀態卻是受到大空間的傳播，這是現代災難的重要特徵。怎麼辦呢？我想唯有讓善跑得比惡更快、更遠，才能抵制邪惡，難怪許多宗教旅行家走得非常遠。

 

 

 

 

擺脫虛假的邪惡，擺脫小座標，擴大生命的空間，我想這是我們一生重要的追求。

 

 

 

 

以旅行叩問生命，擴大關愛

 

 

一定要旅行的第二個理由，它幫助我們體驗生命。

 

 

 

 

在旅行的過程中，面對長天大地和渺小的軀體之間，我們忍不住叩問：來到這世上究竟有什麼意義？這些詢問很難出現在自己的書房、客廳裡，但往往總能在旅行過程中閃現。不斷詢問自己生命的價值、自己生命與大地的關係，這對一個文化思考者來說是必要的，我認為沒有經過這種深刻詢問的人，從事其他行業或者還可以，從事文學卻是不足的。

 

 

 

 

我在〈陽關雪〉這篇文章裡寫下這樣的句子：「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侏儒也變成了巨人。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巨人也變成了侏儒。」偉大與渺小的區別，在天地之間有另一番照會，這種生命的感悟，只有在旅行中才會產生，可能在沙漠，可能在海邊，可能在草原，也可能在大街上，但這大街對你而言非常陌生。三毛的詞：「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文學工作者，就需要這最徹底的流浪情結。

 

 

 

 

旅行的第三個價值：擴大關愛。

 

 

 

 

當你走過了很多地方以後，那些地方就與你有了聯繫，你的心、關懷的範圍不知不覺間已擴大了。世界之大，關愛程度最深的，就是你足跡到達過的地方。有時，在電視上看到戰火，是我旅行過的地方時，我覺得那是與我生命相關的議題。年輕的一代，要用我們的腳步走更多的地方，尋找更多的關愛點，使我們的關愛不再空洞。

 

 

 

 

把休閒旅遊變得深刻

 

 

但如何使我們的旅行更深刻、更有價值、更有文化意義？我從經驗裡歸納了三個方式。

 

 

 

 

第一，在被動旅行中尋找主動。

 

 

 

 

這要學學古代的貶官。他們本來是被動的流放，可是走著走著，卻有了新的收穫。蘇東坡就是最好的寫照，他被貶時難過的程度很深，但是時間不長，因為吸引他的東西太多了，他很容易把自己被動的旅行變成主動的旅行。

 

 

 

 

我們的旅行也常常是被動的，在商務、學術考察中，仍可以尋找我們的關愛點。比如最近有航班延誤的新聞，有些旅客非常憤怒，這當然值得原諒，但這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會想：延誤時我可以寫什麼文章？又或者我去考察那些危險的地方，坐著吉普車走在崎嶇不平的路上，那也不需要發牢騷，那都是題材，都是感情的油墨啊！如果能把被動的狀況化為主動旅遊的優點，哪怕是在不愉快的地方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仍然可以變成主動的旅遊。自古那些貶官謫臣已為我們樹立了最好的榜樣！

 

 

 

 

第二，在積極旅行中尋找孤獨。要有真正深刻的感悟，必須尋找孤獨點，哪怕是與家人同行也要尋找孤獨的空間，詢問自己的生命狀態、存在的價值，不要始終是集體活動。

 

 

 

 

第三，從休閒旅遊當中尋找題目。這題目不一定是寫作題目。我曾遇見有人對古建築物的柱子有興趣，他到任何地方都會去仔細地看、比較；有人蒐集骨董；有人對各地各式的槍感興趣……從旅行中尋找這些可愛的小題目，每一個小題目都是通向文明寶藏的道路。如此，休閒旅遊就變得深刻，就有了價值。

 

 

 

 

人真的一定要讀書！

 

 

當然，也有人不太旅行，他的生命空間卻很開闊，那就要靠閱讀了！

 

 

 

 

過去關於閱讀我談得很多，有一個感悟未必新鮮，卻很重要，那就是：人真的一定要讀書！閱讀是把一個人從平庸的狀態中超拔出來最重要的途徑。

 

 

 

 

閱讀，是把人類已有的思維精華吸收到自己身上來，使我們從人類已有的文明程度上再起步；這一點比大學教育更重要，大學教育一般在使我們成為專業人士，而閱讀卻使我們取得全世界的共同語言，成為真正的國際文明人。不閱讀的人，無論多麼富裕、如何出身，總是很容易暴露出他的人生等級。

 

 

 

 

人們起初讀書是一種加法的概念，逐漸加進許多的知識、觀念；對於我們這曾經歷許多世俗侵蝕的人，要到後來才會明瞭，閱讀，是在剝除你的障礙，使你的心胸變得空曠，加法慢慢變成了減法。一個好的讀者，閱讀到後來，他所信從的東西愈來愈乾淨、簡單，他表述的語言也愈來愈乾淨、簡單。看完了好書，有一部分忘了，不需要害怕，你的生命結構已與這本書產生了化學作用，那些忘了的，是你的生命結構裡不需要的部分，忘了就忘了吧！要清理我們的思維，達到哲學意義上的空。心理沒有留下障礙，那麼閱讀就是一個愉快的享受過程。減法減到最後，留下最純淨的東西。

 

 

 

 

我們需要 一座安全的閱讀島嶼

 

 

但我們現在遇到了一種閱讀的恐懼，書出版的實在太多了！到書店裡，一方面高興，又感到惶恐，就一個寫作者而言，我的書如滄海之一粟！各種各樣奇怪的書都有，就我所知，以我的名字出版的書，黃色小說就有兩本！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提倡閱讀的人得從另一個方面思考，在狂風惡浪當中我們需要一座安全的島嶼，推薦質佳的好書。

 

 

 

 

如果是我，會建議年輕人讀什麼書呢？

 

 

 

 

首先是人類的經典，那些被無數的人證明最優秀的好書，一定要讀。其次是表現現代生活前沿的東西，在一個創新的時代裡，前沿的論述一定要看，這是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現代人的標誌。

 

 

 

 

另外，我喜歡閱讀陌生的知識，南美洲的社會發展、外星人到底來過地球沒有？這些我不了解的事物，我都感到好奇。

 

 

 

 

而最後我要說的是，無論你從事什麼行業，一定要看文學書！文學是跨越專業，給人精神的高貴、情感的洗滌的作品，使人善良、敏感、柔軟，在閱讀的書單裡，永遠不可或缺。

 

 

 

 

深刻的旅行，加上質佳的閱讀，我相信青年們，你們將會創造出一個讓我們這一代非常羨慕的時代！

 

一月二十七日的「世界經濟論壇」給了台灣一個驚嚇。論壇公布的「環境永續指標」全球排行，台灣在全球一四六個國家中，竟然排名倒數第二。「怎麼可能！」是多數人聽到成績的反應。面對公諸於世的事實，令人不禁要問，「台灣怎麼了？」

 

 

　白雪之外，這裡簡直是世界名牌的展場。一月二十七日在瑞士的Davos（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討論非洲貧窮的會場，一字排開的是全球最有錢、有權的領導人：微軟創辦人蓋茲、Ｕ２主唱波諾、英國首相布萊爾、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還有南非總統穆貝其、奈及利亞總統歐巴桑秋。

 

 

　經歷許多大場面的蓋茲也帶著自覺，對隔壁的布萊爾快速閃過一笑。

 

 

　在全球領袖都整裝肅容，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世界的時候，台灣的形象卻大受打擊。大會開場前，台灣就已經被定位為全球一四六個國家中，環境倒數第二差的地方，排名第一四五。

 

 

　二○○五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環境永續指標」（ESI，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全球排行中，台灣只領先被布希總統稱為是流氓國家代表的北韓。連貧窮的蘇丹、戰亂的伊拉克、全球耗油量最大的中國大陸，環境指數都比台灣好。

 

 

　「這些國家工業化的程度都不及台灣，他們不僅污染比台灣少，自然資源也比台灣多，」製作報告的美國耶魯大學「環境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艾司提（Daniel Esty）在瑞士達弗市接受《天下雜誌》的獨家專訪時指出，「台灣雖然有錢，但是對環境的關注上卻表現不怎麼樣。」

 

 

環境的平衡計分卡

 

　世界經濟論壇在進行全世界競爭力排行調查多年後，自二千年開始推動環境永續調查。跟著平衡計分卡的觀念，由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發展的環境永續指標，用五個面向來比較各國的環境面貌：衡量自然環境是否良好的「環境體系（system）」、與人口密度對比的「環境負荷力（stress）」、衡量人民受害程度的「人類受害程度（human vulnerability）」、檢驗公私部門回應環境挑戰能力的「社會回應能力（social & institutional capacity）」，及接受國際監督的程度「國際參管（global stewardship）」。

 

 

　每五個面向下，又有三到六個指標（indicators），合起來共二十一個指標，這二十一個指標的分數比重一樣。每樣指標下，又有多樣細項（variables），合起來共六十七個細項。

 

 

　對照全球環境永續指數第一名的芬蘭、人口密度也相當高的日本，他們的五大面向，分數表現都相當平均，但是台灣的表現，卻相當不平衡。

 

 

　五大面向中，台灣的環境體系（system）排名為全世界最後一名。由於先天上台灣的人口密度高，加上資源匱乏，使得土地利用、生物多樣性、空氣品質、水質、水量等各項分數，表現都不佳。

 

 

　第二大項與人口密度對比的「環境負荷力（stress），台灣則是全世界倒數第三。這是衡量每單位個人使用的土地、所排放的二氧化硫、每公頃土地個人肥料、農藥消耗量、個人分配森林面積等。分數低與台灣人口密度高、產業發展密集、污染管制表現成效不佳等都相關。

 

 

　研究團隊也將同類型的人口密度高、環境負荷壓力也特別高的國家放在一起相比，以日本為首、台灣為尾，之間有義大利、印度、孟加拉、南韓等，雖然有的人口密度比台灣還高（如孟加拉），但環境表現仍然不錯。可見人口密度高，不一定可以當成表現不佳的藉口。

 

 

　原本嚴重的環境負荷壓力，加上颱風、土石流、地震所造成全球第一高的「環境引起的天災傷亡率」，讓台灣在第三大面向「人類受害程度」項目上分數也難看。排名世界第一百二十四名。

 

 

　面對惡劣的環境條件、人口壓力、國際孤立，台灣社會的回應能力算是表現最好的一個項目，排名二五。分數高與細項中衡量台灣政府的法規、執法、科學研究投資等細項，分數都表現不錯有關。但衡量到能源、與資源的使用效率時（eco efficiency），拿了嚴重的負分。

 

 

台灣的管理沒見到效果

 

　最後一大面向的「國際參管」，台灣也表現平平，排第九五名。這是因為台灣缺乏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因此在國際合作、降低全球溫室排放的承諾、對鄰近國家的環保承諾上，也都拿了負分。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國際參管』的項目上很吃虧，」耶魯大學的艾司提承認。

 

 

　「雖然台灣政府想要努力，但是顯然沒有見到效果，」艾司提在達弗市大排場的口號、宣言盛宴之後，安靜地說，「未來，私人部門（產業等）還需要更努力。」

 

 

　在新任行政院長謝長廷宣布上任同時，國際上給台灣丟了這樣難堪的困境。

 

 

　但環境永續指標的調查，並非完全沒有爭議，前幾年調查結果公布後，曾經引起許多國家的抗議。例如新加坡因為排名落後，新加坡政府曾經提出正式抗議，並表明自二○○二年起不再參加。

 

 

　三年前，南韓在同樣的排行上拿了全球倒數第八。為了雪恥，南韓環境部仔細研究排名落後的原因，不僅邀請「環境永續指數」研究團隊的代表到首爾（漢城）去跟政府、產業、民間團體、學術界的代表見面，哥倫比亞大學調查負責人馬克．拉瑞（Marc Levy），還因此去了韓國兩次。韓國更派兩名專家到美國學習「環境永續指數」製作的方法。

 

 

　之後，南韓政府也擬定一份策略計劃，目標就是改善南韓在幾項國際知名國際排名上的表現。其中針對「環境永續指數」排名所做的改善，就是針對水量、水質的改善，並且增加跟國際組織的合作。

 

 

　經過三年努力，南韓正向上提升到一二二名。中國則排名一三三。

 

 

　「全世界都希望參與一些比自己更偉大的事，因為我們擔心自己給下一代留下什麼記憶，這是我希望下一代記得我的方式，」在世界流行搖滾界已經呼風喚雨、移山倒海的Ｕ２主唱波諾，在「世界經濟論壇」的討論中指出，他反而更希望自己身後跟「改善非洲貧窮」之名掛在一起。

 

 

　政府除了拚經濟，拚民主外，也需要考慮把台灣環境全球倒數第二的污名，重新改寫。

 

當伊索匹亞的排名都勝過台灣時，台灣的環境警報已徹底響起。在「全球競爭力」排行中，今年台灣排名世界第四；對照倒數第二的「環境永續」成績，極端矛盾的指數讓人錯愕。台灣為何落後？面對難堪的數字，台灣應該如何翻身，給自己一條永續的道路？

 

 

　永續台灣」叫得響亮。但「世界經濟論壇」日前公布全球「環境永續指標」調查報告，卻把台灣的環境永續力評比為全球倒數第二，「連非洲的伊索匹亞都比台灣好，」這份已經在網路上無遠弗屆的調查報告，一大早就急壞環保署官員。

 

 

　台灣的情況非常弔詭。已成功建立富有形象的台灣，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排行中，今年台灣排世界第四，僅次於芬蘭、美國、與瑞典，堪稱是世界重要的經濟力量。

 

 

　「競爭力指標」（ＣＣＴ）的全球排名一向令國人感到驕傲。但今年首次將台灣列入排名的「環境永續性指標」（ＥＳＩ）的調查結果，卻讓民眾感到錯愕。台灣在經濟發展與環境品質間的強烈落差，值得此刻正忙於招兵點將的謝長廷新內閣進行更深層的思考。

 

 

　多年來，部份環境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某種對應法則，即所謂的「顧志耐曲線」。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葉欣誠說明「顧志耐曲線」，是環境經濟學中很重要的一條曲線，指的是當經濟發展到某個程度時，就會將資源轉移到環境問題上。即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和環境表現，通常會呈正向關係。

 

 

台灣積極爭取加入ＥＳＩ

 

　從二○○○年開始進行的ＥＳＩ，開始將全球的環境永續現況進行國家排比。不管是ＣＣＴ、還是ＥＳＩ，都被認為是重要的國際指標，兩個數據間也被認定具有一定關係，台灣在ＣＣＴ的排名已是世界領先地位，卻一直未能被列入ＥＳＩ的評比。

 

 

　部份台灣學者因此覺得這種情況相當可惜。葉欣誠等人基於學術研究立場，在二○○二年時，就曾在ＥＳＩ工作小組的協助下，自行計算台灣的ＥＳＩ分數，並進行排名。

 

 

　根據葉欣誠比對的結果，台灣在二○○一年一二二個國家中，排名第五八，連新加坡都在台灣之後；二○○二年一四三個國家中，排名第一一九名，即使第二年較差，仍然領先南韓的一三六名。台灣排名雖然落後，但在這兩年台灣均超越中國大陸與其他若干亞洲國家。

 

 

　當時「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祕書長劉銘龍根據葉欣誠的發現，曾經與葉欣誠合開記者會公布結果，呼籲台灣社會重視這項國際研究。劉銘龍說，在記者會召開前，他們曾經要求ＥＳＩ確認其中的數據資料，那時。ＥＳＩ對台灣就有印象。

 

 

　為了爭取與國際接軌，近幾年台灣學界、環保ＮＧＯ團體、相關政府官員，都一直嘗試與ＥＳＩ等相關學者聯繫，要求將台灣列入評比中。可能是因為各方的努力，今年台灣首度列入調查，在國家層次上並未受到矮化，不料卻出現「倒數第二」等令人發窘的調查結果。

 

 

水、土地、空氣落後國際

 

　行政院研考會主委葉俊榮目前亦擔任「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他分析今年ＥＳＩ的排名時談到，在被評比的五大面相中，台灣在「國際參管」的排名固然不好，但也有九十五名，「可見國際參管情況不佳，並非是台灣評比低的最主要原因，」葉俊榮認為是與水、土地、空氣有關等項目降低了台灣的分數。這是因為台灣先天存在許多經濟與社會壓力，使得環境壓力相對增大。

 

 

　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王俊秀亦是「民間永續發展促進會」召集人，他認為台灣排名落後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台灣有好幾個城市都市化太嚴重，許多措施常是治標而未治本，在政策做法上，本身就不永續。王俊秀說，環境永續也會受到政治影響。國內政治上不安定，幾年來政策跟著執政者變動，不可能永續，這對台灣的人民和土地都很不公平；兩岸不穩定也會導致部份民眾的「旅館心態」，這對環境保護影響都很大。

 

 

　而在細項部份，台灣因為人口密度高，分數都偏低。在「降低空氣污染」方面，計算標準是以每平方公里五人以上的「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硫氧化物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使用交通工具車輛數」來計算，在這個項目上，台灣是全球最後一名。

 

 

　歸納來看，台灣在「環境體系」大項排名最後一名，在「降低空氣污染」的細項上也是最後一名。同樣受到「京都議定書」關切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在台灣愈來愈嚴重。

 

 

　「二氧化碳產生量一直跟著台灣的國民所得走，」台大環工所教授於幼華指出，二氧化碳問題非常嚴重，台灣一直做不到節約能源，企業界非常不環保，台灣許多企業都是耗能的產業，就連光鮮亮麗的電子新貴產業也是非常不環保，科學園區的上游都是重金屬工業。

 

 

　據統計，台灣從一九九○年到二○○三年，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大幅增加一倍有餘，每人平均排放量，從一九九○年的五．五七噸，成長到超過十一噸。台灣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已佔全球一％，名列世界第二二位。

 

 

　溫室氣體問題日益嚴重，但在部份台灣產業界，卻還瀰漫一種心態，認為台灣並非「京都議定書」會員國，因此可以不用理會這個國際公約，更讓台灣的環境永續亮起紅燈。最近代表台塑企業爭取雲林大煉鋼廠的集團顧問郭炎土就表示，「台灣不是會員國，人家根本不要我們加入，被劃在中國那邊更好，發展中國家反而配額更大。」

 

 

　也因為這樣，當身兼「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前行政院長游錫?在內閣總辭前，快速通過台塑集團在雲林的鋼鐵廠投資案，以及中油公司興建石化科技園區兩項重大投資案後，台灣的環境永續工程，也再一次受到重視。

 

 

　於幼華認為，台灣應該嚴肅面對國際評比的結果，台灣有許多政策長程來看都是不永續，台灣內部的環境指標系統同樣顯示遠離永續，「如果把台灣地下水、地層下陷都算進去，台灣一定是最後一名，」於幼華認為。

 

 

　不過也有專家質疑，ＥＳＩ的調查，研究架構本身就存有偏見。於幼華指出ＥＳＩ是一傾向西方價值的調查；葉欣誠在統計分析後發現，這項調查對地狹人稠的國家普遍不利，亞洲國家更是明顯偏低。以環境負荷來看，排名在前的都是人口很少、土地面積很大的國家，他們的土地負荷自然較低。

 

 

　王俊秀則指出東西文化差異的因素，他指出，西方觀點以密度低為適合人類的最佳狀態，但東方卻喜愛人口密度高的熱鬧生活，密度低反而對東方人的生活不利。

 

 

　「西方的密度研究在東方社會都是負面影響，用在西方就是正面，」王俊秀說。

 

 

數據統計與世界脫軌

 

　除此之外，台灣在數據資料的明顯不足，也是構成排名不佳的因素之一。行政院環保署科技顧問室顧問曹賜卿指出，總計在七十六項評分項目中，六十個細項有台灣的資料，有十六項ＥＳＩ未取得台灣方面的資料，因此有七項資料是由ＥＳＩ自行推估，但仍有九項還是沒有任何資料。

 

 

　曹賜卿說，「環境引起的天災傷亡率」這個細項，台灣因為資料空在那裡，結果就被打成一百四十六的最後一名。但脫離國際社會太久的台灣是否能夠提供正確且能與國際接軌的資料，也不免令人憂心。

 

 

　ＥＳＩ在報告中說明他們的資料主要來自「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等管道。劉銘龍說，他很擔心台灣到底能不能提出相對應的資料，因為這幾年國內資料在建立時，不論是單位與定義都忽略要與國際接軌，國際組織要尋找台灣的資料時，只好到「聯合國」、「世界銀行」去找。

 

 

　「台灣從未查證聯合國等資料是否正確，那些統計資料是對是錯並無人管，」劉銘龍說，現在必須講求國際化，台灣在這方面是明顯落後。

 

 

　對於這個問題，葉俊榮也深有同感。他指出，台灣或許在經濟類的資料已經做到國際化，但因為退出聯合國太久，其他很多統計資料均未能達到國際化，這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葉俊榮說，ＥＳＩ大量仰賴聯合國等資料，但聯合國內有許多是替代性資料，這些資料其實並未受到驗證。

 

 

　因此葉俊榮強調，「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將藉此機會，與環保署研究成立專責小組，並將仔細檢驗與比對聯合國的資料，以找出問題癥結所在。

 

 

　永續台灣，非一蹴可及，在此次排名倒數的震撼之後，更重要的是須反省永續台灣的實質意涵。

 

    他們終於讓我進入加護病房。看到紹凡面色慘白、雙目緊閉躺在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奪眶而出，輕輕對他說：「紹凡，我親愛的紹凡，你能聽見我說話嗎？」

1.巨大的「拆」字 像秘密判決，噴在牆頭

 

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接軌，總是採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樑，幾根危柱，滿地狼籍，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牆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裡，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簷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略過，但是心裡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注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2.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覺沉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台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衝動。

 

 

拿好台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台裡的小姐怎麼回事，她斜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囉，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趙陀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六七六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西竺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風顛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九五二年）裡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廊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裡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一葦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唸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沉沉。

 

 

4.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裡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鍊大大地打開，裡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閒閒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分證、台灣身分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繫；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影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嗄？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盪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釴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5.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中國，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准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分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分。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分，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分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分？」

 

 

她呆住了。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地放在一堆時，彷彿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釦店、拉鍊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裡都是拉鍊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鍊，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形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我一個人去看了周星馳的《功夫》，星期一的早場電影，沒有太多觀眾，坐在略顯空蕩的巨大電影院裡，看這麼熱鬧精彩的笑鬧片略顯孤單，但也讓我有更多的空間流露情緒。

 

 

大部分時間，我笑到前俯後仰，有一幕竟讓我哭得涕淚縱橫。也許是笑得太厲害，情緒像被沾了火藥似的，一遇到悲慘情節，相對上顯得不能自已。

 

 

讓我哭的那一幕，和周星馳無關。電影裡頭讓我印最深刻的角色並不是他，最出色最搶眼的角色也不是他。這或許代表了他身兼電影導演及主角，大肚能容，並不想搶走所有的風采。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些住在豬籠社區裡的小人物，還有那三位在急難時不得不出頭的平凡英雄──豆漿店師傅、竹竿店師傅、裁縫店師傅，他們懷著一身絕技，卻因厭倦武林中事而甘做平民，沒想到卻因為流氓來落腳處鬧事，被逼得「揭竿起義」，露出一身絕學，三人才發現彼此是武林高手，都因為同樣的理由而大隱於市，在打退敵人之後惺惺相惜、在日落時以武會友過招、互讚武藝而後告別，卻在告別之後慘遭敵方派來的高手暗算而慘死。

 

 

也許我一直太給人堅強果敢的印象，好友聽我說我看這麼卡通的笑鬧片也會哭，都覺得不可思議。

 

 

人生如戲，戲也如人生，誰能說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我看戲時總是太過認真。

 

 

我至今仍堅持著一種幼稚，最不能看到英雄「出師未捷身先死」，更不忍看到正不勝邪，在這個時刻，我不爭氣的眼淚在黑暗中潸然落下。
能看清江湖險惡不宜久留還是韜光養晦、安於平凡的是真英雄，能在緊迫關頭奮不顧身的更是偉人。這幾個角色有趣，也不膚淺，他們死了，害我哭得好傷心。而且還念念不忘了好些天，一想到就難過。

 

 

我一邊哭，竟然還一邊為自己還有十歲時的赤子之心而高興。你，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心情？能夠隨意感動，也是平凡人生的真功夫吧。

 

以下純屬歪理，切莫當真。

 

 

我正在電腦前修改劇本時，女兒從她房間走來，問我幾歲為「而立之年」，我腦袋突然一片混沌，一時忘了一個人何時才會金雞獨立，只好上網找尋答案，查到後告訴她：

 

 

我：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女兒：你連這個也需要查啊？

 

我：我不懂的才多著呢。

 

女兒：我早就知道了。

 

 

女兒正要走開，我把她叫回，想藉此來個機會教育。

 

 

我：你知道那些話都是孔子說的吧？

 

女兒：我知道。

 

我：孔子是聖人，聖人講的話只適用他自己，我們凡人不必太過當真。

 

女兒：怎麼說？

 

我：孔子十五歲志於學，我十五歲志於混；他五十歲知天命，我現在五十幾了還不知天命是什麼；他老人家六十耳順，我到時候應該會耳背。

 

    女兒：什麼耳背？

 

    我：啊？你說什麼？完了我現在就耳背了。    

 

我在創作劇本時盡量避免在對白裡採用過多的成語俗諺，雖然我從小就聽說它們代表一個文化、一個民族的智慧結晶。然而，格言一旦被濫用後，就遲早會淪為毫無意義的形容詞，說的人不必思考，聽的人無可玩味，還有啥新意？何況，有些「智慧的結晶」早該被淘汰了。

 

好幾年前，我遠赴美國維吉尼雅州的岳父家作客，因時差的關係天色剛亮我已醒來，只好被迫外出晨走。走著走著，看到一整排岳父心愛的百年楓樹，還有他親自開墾的菜圃，我想起美國田園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他不就是長年在鄉野間漫步而寫下後世稱頌的田園詩篇嗎？為何我這個俗人看到了美景，腦中一直出現的卻是燒餅油條的畫面？於是，我忍痛delete腦海裡香噴噴、口感十足的早餐，逼迫自己欣賞美景。果然奏效，但看到的不是美景，而是奇觀。我看到一隻貓正咬住一隻鳥，而那隻鳥的嘴裡正啣著一條蟲。我見狀，不假思索地便提腳踢了那隻貓，可惜沒踢到，正想one more time時，背後忽地傳來岳父的聲音：「蔚然，你一大早踢我的貓幹什麼？」事後回想倍覺衰哉，但至少我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論。我不是真的想救那隻笨鳥或那條可憐蟲，我只是想捍衛一句格言：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既然捍衛不成，只好改寫：早起的蟲兒被鳥吃，早起的鳥兒被貓吃，早起的貓咪被我踢，早起的我被岳父罵。

 

有句西方俗諺我老是搞不清它所指何意：滾石不生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它到底是要人們安分點抑或機動些？這裡的「苔」具有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意義？如果是前者，一個人幹嘛渴望生苔？我看過太多的公教人員從內在到外貌全身長滿了苔，活似恐怖片裡的異形。如果是後者，石頭沒有苔，一直滾一直滾，到底要滾到哪一天，滾到哪裡去？  

 

為了這篇文章，向來慵懶的我終於上網查個究竟，結果查出它原來是西元前羅馬人Publilius Syrus所寫的格言，現今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意義。第一屬原意：太過機動的人永遠沒有生根守成的一日；第二屬衍生意義：機動的人可避免招致過多的責任與憂慮。 

周星馳就像一名蹲在巷口租書攤旁的賊頭賊腦的壞男生，埋頭嗅索漫畫書頁的神怪離奇，不僅自己看得沉溺，更索性偷畫幾筆，替故事增添了亂中有序的額外情節，然後把漫畫傳開去，讓其他孩子一同爆笑。

 

 

1、導演的菜式

 

「功夫」的逗笑情節或許不如昔日的周星馳一般攻勢緊密，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最關鍵的一部周氏作品，因為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導演在非常賣力地說故事，他想對香港觀眾也對美國投資者說，他有能力把西方科技和東方武術糅合成一團美味的麵粉，只要讓他擁有足夠的油醋糖鹽，他將可以烹調出可口無比的菜餚。

 

 由這角度看，「功夫」是周星馳在一個電影新平台上所炮製出來的一道精緻頭盤，他花了三年工夫去經營箇中滋味，然後，請香港觀眾也請美國投資者試菜，如果大家開心，下一部作品將才是主打。

 

    周星馳的苦心特別值得支持，只因他特別勢單力弱。進軍好萊塢，張藝謀有三千年的刀劍傳統在背後撐腰，吳宇森有根源於西方的黑幫類型電影以作接合，成龍和李小龍有硬橋硬馬的拳腳身手，連周潤發亦有一張俊朗臉孔發揮魅力，史提芬周所能憑藉的則是非常本土化的港式無厘頭，這對美國投資者來說實在有點遙遠陌生，一旦角度拿捏得不準和平衡處理得不穩，即易全軍覆沒，再難有下回機會。

 

    周星馳顯然明白風險何在，所以刻意「去香港化」，電影場景被安頓於無可有之鄉，既像這裡也像那裡，可以是東方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情節開展當然亦把無厘頭的表演和對白減降至最低比重，改而將主軸放置於特技和動作，以及隱存於特技和動作背後的東方式禪意思想。這齣戲的幾位演員都挑選得適宜，戲份也很平均，像幾顆各安其份的珍珠，周星馳用食指和拇指捻起一根線，把它們貫穿起來，最後打個活結，把珠鏈掛在一尊觀音菩薩像的胸前，渴望獲得東西觀眾的同聲嘖嘖稱奇。

 

  成功嗎？電影剛演，尚待觀眾反應，但眼看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演員如此努力地「跟世界接軌」，心頭難免感受到額外欣慰。周星馳曾在電影裡飾演孫悟空，在「功夫」裡雖身穿唐裝尤其顯露腹肌時有幾分像李小龍，可是，他終究仍是孫悟空，這齣電影可能是他的七十二變之始，從演員周星馳變成導演周星馳，角色不同，視野有異，他開始騰雲駕霧去訪尋他的西方極樂世界。

 

 祝君順風，回來後再告訴我們：極樂到底是啥一回事？

 

 

2、相信奇蹟的孩子

 

    如果「少林足球」的拳腳人物令觀眾聯想到七十年代的國語片裡的張徹和劉家良，「功夫」能夠勾動的影像記憶便是六十年代的粵語片裡的曹達華和于素秋， 儘管電影裡出現了李小龍的唐裝造型，男主角的關鍵招數終究是如來神掌而不是雙節棍。

 

    路邊的調皮孩子喜歡在看完漫畫書以後，拿起筆，在書上塗鴉亂畫，替這個主角那個壞蛋加上鬍子和眼鏡之類配件，周星馳就是這樣的孩子，他像一名蹲在巷口租書攤旁的賊頭賊腦的壞男生，埋頭嗅索漫畫書頁的神怪離奇，不僅自己看得沉溺，更索性偷畫幾筆，替故事增添了亂中有序的額外情節，然後把漫畫傳開去，讓其他孩子一同爆笑；過了一段日子，孩子長大了，站起來，走出巷口，便是藝術家。

 

    曹達華和于素秋的武俠傳統在周星馳手裡被延續、卻也被「活化」了，他用特技和笑料建構了一個荒誕江湖，在裡面，邪正仍然對立，黑白依舊分明，可是，一切絕對不再沉重嚴肅，死亡和愉悅可以並存，幽默和恐怖能夠共處，有如一個饞嘴男孩，一邊遭老師責備仍一邊舐吮波板糖。

 

  然而在這樣的混沌江湖裡面，我們始終需要奇蹟，或許，曹達華于素秋以至還珠樓主和金庸先生一直以來想努力告訴我們的信息正是：奇蹟必然存在，假如有緣讀到武術秘笈或意外被打通任督二脈之類奇蹟不會出現，這個世界實在太沒趣味也太可怕了，我們怎可能容忍接受？就是在對奇蹟的信心基礎上，周星馳接收也維繫了一個豐富離奇的武俠傳統，他替傳統換上了特技新衣服，也替傳統戴上了幾朵逗趣的小花，但他保留了傳統的充滿信心的眼神，跟古往今來的所有武俠創作者一樣，周星馳相信奇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俠傳統裡，奇蹟不僅展現為制敵而更存在於寬恕。石堅在每齣戲的結尾處總是痛哭認錯而獲得放過，這是奇蹟的一個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奇蹟，讓我們對人性抱持最大的尊崇信念。周星馳對此並無遺漏，他用朗朗笑聲赦免了敵人也洗滌了自己，武俠傳統從此不再繃緊眉頭，有了這道笑容，英雄俠女將更可親可愛。

 

從奇蹟信念出發，「功夫」被安排於聖誕前夕上映而不是慶歲片，確是恰如其分。

 

 

    3、如來神掌

 

    周星馳在「功夫」裡使出一招如來神掌，它是致勝關鍵，掌風揮出，所向無敵。中國的武俠傳統一直對如來神掌情有獨鍾，從小說到電影，這道好像人人耳熟能詳卻又無人能夠肯定到底是何模樣的招式一再出現，它像把神秘的鎖匙，足以開啟勝利之門，引領武林跨過黑暗、走向光明。

 

    「如來」是啥意思？這個漢譯詞彙其實不難理解，望文生義即知大概，「如」者，像也；「來」者，現也，是什麼就像什麼，as such，便叫做如來。如來的梵語是tathagata，音譯為多陀阿伽陀，有人認為「以如實之智，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故名如來」；有人則說「以如實智慧解脫，得究竟涅槃，故名如來」；亦有人相信「如實知眾生種種欲樂，悉能示現，故名如來」……總之是，不多不少，不增不減，不離不滅，自可產生無比神威。

 

    既然追求真如實相，佛教「排行榜」上的如來佛便被定位為「現世佛」，並跟燃燈佛和彌勒佛合稱為「三世佛」。燃燈佛是釋迦牟尼的老師，未成佛時，身邊萬物光明似燈，故名為「光明太子」，象徵過去；彌勒的梵語是maitreya，意指慈容，萬緣放下，無所執著，因此彌勒佛代表未來，預示了破執之境。三世佛貫穿了時間的不同向度，前有寬懷，後具智慧，中間則為如實呈現的悲喜混沌，人類是一隻在時間向度上爬行的螞蟻，復始來去，難知何日解脫。

 

   如來佛本來只是滿天神佛裡的其中一員，但到了武俠作家筆下，如來有神掌，變成了犀利武器，倒足反映中國文人的現實取向。未來遙不可知，過去遠不可及，當下片刻就是一切，沒有現實，就不會有過去未來。吳承恩在「西遊記」裡把孫悟空困在如來佛祖的五指山下整整五百年，他其實說，現世是一切因亦是所有果，你在現世裡的分分秒秒就是過去未來的年年月月，如實觀照，你便掌握了生命真諦。

 

 而吳承恩的如來佛掌被轉化為武俠敘事傳統的如來神掌，意味中國民間的現實性格獲得進一步確立，這一掌，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直打下來，從文字而影像，打到周星馳的「功夫」，掌風呼呼至今未休，讓我們繼續感受當下現實的威力。

 

  我叱，看掌！萬事如來，便是最後的勝利者。

 

政府拖累企業,台灣價值打5折　現在應該閉嘴,幹活!

 

研究員◎許瓊文+賀先蕙+楊少強

 

打拚了一整年，衝出6％的成長率，台灣經濟今年幹得漂亮。然而，7年來最好的一年，卻得到最差的成績單──股市本益比創歷史新低、債信的評等展望由穩定轉為負向。為什麼？罪魁禍首指向龜步、搞錯方向的政府。

 

十二月十一日，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沒有人注意穹蒼中有何異象——那是古代君主做的事；相反的，整個台灣島上的大小城鎮，都在燈火輝煌中，熱切觀察現代的政治意向——選票——如何揭示當今政權的治亂更迭。

 

第六屆立委選舉選票一張張開出，象徵民進黨當選席次的一○一大樓一層層點亮；然而最後，陳水扁政權卻拿到一張令他跌破眼鏡的成績單——立委選舉，泛綠沒有過半。

 

泛綠沒過半，意外嗎？如果你循著一些數字，往裡探去，就不意外。

 

 

在外，連續四年獲選為「亞洲區最有影響力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在十一月三十日把台灣的評等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向」；在內，台北股市整體的本益比到了十月底，只剩下十一．七倍，較年初的二十六、二十七倍，整整腰斬了一半以上。

 

 

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不是將創下民國八十七年以來最好的一年，甚至預估超過六％嗎？

 

 

為什麼從國外專業評等機構的眼中看，卻是灰色的台灣？

 

 

標準普爾主權及國際公共融資評級分析師沙克斯(Philippe Sachs)的解釋是：一，台灣的結構性財政赤字擴大，已經使政府的財務靈活性轉弱。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趨於緊張。

 

 

評等展望，看待一個國家的償債未來性。台灣的評級雖然還在AA-，不過因為赤字與政治風險而被看壞了，也就是說，箭頭是向下的。一位大型金控董事長表示，台灣評等展望被調為負向之後，進來的外資立刻變少，國際銀行間美元拆款(美元資金調度)成本隔天就漲了○．○五個百分點。「拆帳成本上升，銀行一定轉嫁給企業。結果是企業的資金成本墊高，國際競爭力下降。」

 

 

成本墊高

 

年息能蓋兩棟台北一○一

 

影響有多大呢？根據中央銀行統計，截至今年十月為止，國內全體銀行的企業外幣貸款餘額為六百四十一億美元，大約新台幣兩兆多元。如果年利率全部墊高○．○五個百分點，每一年要平白多付出一千多億元利息。這筆錢，幾乎可以再蓋兩棟台北一○一大樓，或是興建信義、松山線兩條捷運。

 

 

這位金控董事長解釋，企業要在國際間發債、借款，都得依據企業的信用評等來定價。根據專業規範，國家評等一定高於個別企業評等，再好的企業，評等也不能高於國家。因此，當國家被調為負向，意味企業評等也會被調降。「國家競爭力下降，結果是企業價值打折，」他沉重地說。

 

 

「這個負向，好像是我們的主權出了什麼問題一樣，應該要嚴肅看待。」永豐餘集團、台北商銀董事長何壽川也不諱言指出，未來企業海外籌資已經變成負向了，因為國際的專業經理人一定要照著這個指標來操作。

 

 

「我們大概太幸運了吧！」台灣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林水仙指出，這個問題最近沒有特別被炒起來，主要是因為美元在大跌。利息上的損失可以從匯差上賺回來，所以問題的嚴重性被overshadow(遮蓋)了。

 

 

「但是我們不可能永遠這麼lucky。What is 政府doing，去預防被進一步降等？」林水仙指出，Ｓ＆Ｐ(標準普爾)很清楚的指出兩件事，一個是我們的政治風險，「我們有沒有去跟人家溝通，說我們不會有那樣的問題？」另外一個，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在惡化當中，雖然數字比日本好很多，「但是，你(政府)在導往一個錯誤的方向，你在做些什麼努力？」

 

 

股市跌掉三兆元

 

足以打消政府歷年債務

 

再看經濟的領先指標——股市表現，也會發現一個與今年經濟成長率完全悖離的現象——股市本益比創下歷史新低，從年初的二十六、二十七一路俯衝，到十月底，已經腰斬一半以上，只剩下十一．七。

 

 

利多不漲的背後，就像原本你可以賣一百元的東西，投資者只願意用一半的價格五十元來買你。究竟台灣的價值打折，問題出在哪裡？

 

 

原因，還是出在政治。今年台灣股市最高點出現在總統大選前，三月五日的七一三五點，到了八月五日最低點五二五五點，整整五個月間，台灣股市市值從十五兆多一路盤跌到十二兆，跌掉三兆多元。

 

 

這筆流失的鉅款，足以再打造三個像新竹科學園區(竹科三百九十三家廠商實收資本額共約九千九百餘億元)一樣規模的未來明星科技產業；若是拿來償債，也大致可以打消政府歷年所累積的債務餘額(但不包含國內信託基金債務、自償性公債等隱藏性債務)，如果送給大家，甚至足以讓全體國民把欠銀行的房貸統統還清。

 

 

「股市全面下跌，本益比偏低，表示存在一個『系統風險』，」擁有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的政大財務管理系副教授吳啟銘表示，這其中固然有公司治理不佳、員工分紅問題沒有解決、台灣看不到下一個明星產業等經濟面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問題。「未來不明朗，企業還在停聽看，」他說，像台積電、聯電閒置資金太多，不投資就沒有成長，本益比自然不會高。「本益比十一，幾乎是零成長的概念，也就是股市對企業未來沒有任何成長的預期。」

 

 

明星產業折翼

 

低本益比逼面板廠出走

 

和評等展望被調為負向一樣，本益比偏低，也對台灣產業籌資成本造成重大影響，尤其是非常依賴外部資金的面板業者。

 

 

例如友達今年六月在美國發行三千萬單位的存託憑證，原本市場預期定價起碼比國內股價溢價一○％，結果沒想到最後只溢價一．四七％，而且比友達已經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ＡＤＲ要折價四‧六四％。H股價來說，比較十二月十二日的收盤價，友達ＡＤＲ硬是比ＬＧ飛利浦低了一九％。

 

 

「台灣未來最有希望的明星產業將會在這一波受到最大傷害。」吳啟銘表示，情況再不改善，將會逼得他們出走，到海外掛牌。

 

 

股市低迷，證券業也是受害者。一位不願具名的大型券商總經理抬起頭看著電視牆上的指數變化，中午十二點半了，才三百多億元的成交量，無奈地搖頭說，現在成交量差很多，不靠新產品、期貨、選擇權，根本活不過來。「靠舊的攏翹去(都死去)：自營，翹去；經紀部門，翹去。越大的team越翹啊！」他嘆氣：「全世界資本市場都在創新高，只有我們在低本益比。怎麼辦？」

 

 

政府拖累台灣企業，其實是早已存在的事實，只是過去都隱藏在整體國家競爭力之後，執政者刻意報喜不報憂，因此沒有被廣泛注意而已。(見第一百二十頁表一)

 

 

政治穩定排名

 

落後中國大陸、俄羅斯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公布的「二○○四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的商業效能排名全球第七，是所有子項目當中最為出色的指標。台灣在專利生產力(全球第一)、信用卡持有率(全球第一)、高科技出口表現(全球第五)，企業適應力及企業家精神等多項競爭力指標，排名都晉升全球前十大之內，充分展現民間的競爭實力。

 

 

但是政府效能卻相形失色，在接受評比的六十個國家與經濟體中，排名第十八。以政治穩定性為例，台灣在二○○○年的排名為第四十名，二○○四年卻退步到五十四名，落後於俄羅斯甚至中國大陸(第四十七名)。政黨對決導致的社會撕裂，也使我國在「社會凝聚力」這項，落居在第四十九名(中國大陸列在第十九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Forum, WEF)二○○三年十月底公布國家成長競爭力排名，台灣在一百零二個國家中排名第五。強項大都在民間的科技部門，例如，手機的使用排名第一、專利效用排名第三、薪資和生產力排名第四……。

 

 

台灣的弱項，則大都是公共部門：政府財政收支排名為世界第七十九、銀行的健全性排名第七十三、經濟展望排名為第五十七、司法體系的效率排名第四十六、媒體自由的排名第四十四、政府降低貧富差距的努力排名第三十九、司法獨立性排名為第三十七……。從這些名次可以明確看出，台灣的成長競爭力受到政府拖累，否則整體排名還會更高。

 

 

對此問題，部分學者認為責任不全在政府。「國家方向都沒有共識，如何解決政府效能的問題？」專長政治經濟學的台大政治系教授蕭全政認為，台灣政治問題不在技術，而在結構。「政、經結構改變需要時間來『橋』，需要耐性，」因此他認為，「過去幾年在空轉、內耗」的說法，不盡公允。「這個階段，經濟沒有倒退就已經不錯了。」

 

 

台灣被孤立了

 

沒有國家敢跟我們作朋友

 

為了台灣的主體性，或許台灣人民願意在總統大選時給李登輝與陳水扁多次機會，讓國民所得趴在地上十年不動也在所不惜(見圖二)。然而這次立委選舉結果顯示，中間選民的「台灣主體意識」，還沒有演進到願意為此把自己推到戰爭的剃刀邊緣。

 

 

民進黨立委林濁水選後就檢討說，(國營事業與外館)正名、(更改國文與歷史)教科書、黨徽、國徽問題，民進黨老是要硬幹，結果一直將好球做給對方打，同時也流失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要的是什麼？

 

 

過去一向支持民進黨的澄社，今年七月十一日發表二萬五千字的「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改革成效」報告，對民進黨政府提出罕見的嚴厲批判。報告中指出，扁政府過去在教育、金融、媒體、憲政、社會福利、兩岸經貿、生態環保等七大改革「都交了白卷」，甚至成為改革的阻力。

 

 

內政如此，對外的國際關係更令企業界憂心。

 

 

一位大型券商總經理表示，前陣子他去泰國參加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舉辦的國際CEO Dialogue(對話)。有人問李光耀，李顯龍訪台遭中共抵制事件，對你的影響如何？

 

 

李光耀回答：國家之間，還有利益的底線，那底線若被觸到，其他的利益是可以通通推翻的。

 

 

中共就是這樣。這個底線你一碰到，再好的朋友也不原諒你。他突然很清楚瞭解到這個。

 

 

聽到李光耀的說法，這位券商總經理很無奈地說，「每個國家都怕碰這個底線，所以我們被孤立了，沒有國家敢跟我們作朋友了。」

 

 

漠視中國崛起

 

等同自斷國際價值鏈

 

「台灣內部有西瓜效應，在國際也有，那叫『贏家通吃』。」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江岷欽說。

 

 

看在企業家的眼中，「東協這次會議，不『上車』的人，以後就會很糟糕了。」何壽川觀察到，「所以大家都爭著要去照相，印度啊、紐澳啊，你可以看到，主角是中國大陸，他幾乎是dominate(主宰一切)，鏡頭的焦點，都在他身上。」

 

 

何壽川認為，標準普爾把台灣展望調為負向，就是一種反映，「表示你沒有辦法在區域中，play一個真正經濟體的角色，這對台灣企業是很不公平的。」他說，台灣傳統的產業，都已經做到一定的規模了，要繼續發展，一定要走出去，「在區域性的經濟裡，我們要做什麼？你連在區域都不能扮演，你怎麼扮演global的角色？」

 

 

吳啟銘也指出，在這一波全球股市的輪動中，台灣股市沒有跟著漲上去，可能意味著台灣在國際分工當中沒有占到一席之地。

 

 

跟國際股市比起來，台股的漲幅落後太多，美股今年大約漲七％，匯率和台灣同樣升值的日本及南韓股市，今年來漲幅分別為一三％及八．九％，只有台股指數在年初的原點附近徘徊，市場主流的電子股指數更出現一成以上的跌幅。「這是不是意味台灣在國際分工的價值鏈上，已經被脫了鉤？」

 

 

漠視中國崛起，拒絕國際區域化趨勢，使台灣與國際脫鉤，也致使民進黨這次立委選戰與多數民意脫鉤。

 

 

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有名言：「人類若是天使，則政府無存在之理由；天使若統治人類，則政府無制衡之必要。政府的組成，是以人類統治人類，一方面需要有能力統治人民，他方面要求政府能夠自我節制，這是民主的困境所在。」

 

 

政治、意識形態、價值對決！數字告訴我們，現實告訴我們，未來也在警告我們，這個國家因為政治付出龐大的代價。夠了！該是閉上嘴巴，捲起袖子，幹活的時候了。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當時，台塑集團的總營收只有新台幣5000億元左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總營收增加一倍，挑戰兆元大關。反觀新政府執政以來，台灣經濟平均只成長了2.6%，2001年甚至首次出現負成長。

 

 

年屆九十的王永慶帶領五十年的台塑老企業，屢創集團營收新高。

 

 

    而曾經是四小龍之首的台灣，卻在執政四年的新政府帶領下，成長落居四小龍之尾，面臨產業空洞化。

 

 

    走過半世紀的台塑王國，就像台灣經濟成長的翻版，台塑曾經因為台灣的成長而壯大，但現在台灣的成長卻落在台塑之後。

 

 

    王永慶的台塑能，為什麼新政府不能？

 

 

三十年前開始的六輕

 

    早在五十年前，政府利用美援扶植國內產業，取代進口產品的時期，王永慶就展現出獨到的遠見，接手永豐餘第一代創辦人何義不敢要的PVC（聚氯乙烯）。

 

 

    此後，王永慶幾乎掌握了台灣戰後每個轉型的契機，不但推動所屬企業新的發展層次，同時也提升了台灣的競爭力，精準的眼光不下於任何一任的財經首長。

 

 

    1965年美援停止，在此之前，政府開始採取鼓勵出口政策，取消外匯管制、把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24.78元貶為40元。王永慶立即在1965年成立石化三次加工的台化公司，生產紡織所需的化纖，搶搭紡織出口的列車。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化原料價格暴漲，王永慶即向政府爭取設立輕油裂解廠，穩定原料供應。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政府仍遲遲不肯批准裂解廠建廠，為就近取得便宜且充足的原料，王永慶開始在海外，特別是石化大國──美國併購原料廠，展開台塑全球布局的腳步。

 

 

    1979年政府擬訂「十年經建計畫」，開始發展資訊產業。但在科技產業上，王永慶走得謹慎，直到1984才投入印刷電路板，這還是衡量南亞已經具備生產特殊玻璃纖維的能力，才進一步發展銅箔基板。

 

 

    新政府推動生技產業，台塑生醫則在2003年10月成軍，主攻健康食品和化妝品，這也是台塑首度直接面對消費者。台塑生醫的誕生為王永慶的石化王國，搭起一條通往品牌行銷的橋樑。

 

 

    從台塑成長的歷程，可以看到領導人的遠見對組織轉型壯大的重要性。例如，當六輕建廠時，南韓石化上游產品乙烯的年產量已經擴充到五百萬公噸。2001年，當六輕完工時，大陸正在推動第十個五年計畫，針對關鍵的化纖原料，大規模擴產，產量由四百八十六萬公噸增加到2004年的一千三百八十萬公噸。

 

 

    僅僅四年的時間，王永慶的遠見和決斷力讓台塑營收成長由5000億元倍增到近兆元，同時也讓台灣保持競爭優勢。

 

 

    由於六輕及麥寮汽電共生廠加入油品供應及發電，即使台灣99％以上的能源倚賴進口，即使核四遲遲無法完工，台灣油電價格在亞洲都偏低。

 

 

    台塑的影響力不只展現在石化本業。1976年長庚醫院創立之初，台灣醫療設施嚴重不足，平均每萬人僅有十七張病床，遠不及現代化國家的每萬人四十張病床。在擁有七千五百張病床的長庚醫院加入後，2003年台灣每萬人病床數增至六十張以上。

 

 

    當國內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超過7％時，2001年初，台塑集團創設慢性病醫院、護理之家，並籌設養生村照顧老年人。

 

 

    相較王永慶的步步為營、有計畫地擴張版圖，忙於選舉的新政府似乎提不出台灣前景的藍圖。

 

 

忙於選舉的政府

 

    前中鋼董事長趙耀東雖然退休多年，但仍非常關心台灣經濟前景，經常要求幕僚蒐集現任財經首長的言論，希望從中瞭解政府施政的願景。

 

 

    但令趙耀東失望的是：「看不到任何願景。」他認為，「沒有願景」是台灣當前最嚴重的問題。

 

 

    從政府遷台後就一直參與重大財經決策的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形容當時的文官，是「負責任，有擔當，凡事不推諉；工作務實，絕不好高騖遠；辦事講求效率，絕不拖泥帶水。」

 

 

    美援在1965年7月停止，但1959年底，政府已訂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並在1960年9月通過「獎勵投資條例」。隨後台灣經濟轉型，但政府早在1966年就創設全球首例的「加工出口區」；1979年研擬科技發展方案，隨後陸續建立新竹科學園區、工研院，推動科技產業發展。早在二十多年前，政府就已經打下高科技產業的基礎。

 

 

    葉萬安遺憾地指出，新政府未能及時決策，政策搖擺不定，引發社會不安，主要就是新政府不尊重基層公務員，一上台，就批評事務官不合作，重挫文官士氣。「核四、整頓農業金融的中斷，也顯得新政府缺乏魄力，」葉萬安說。

 

 

    新政府執政以來債台高築，中央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4.5％，快速攀升到2003年的31.3％。而錙銖必較的台塑卻是一步一腳印，從「成本控管」中，累積凝聚出它的核心競爭力。

 

 

    曾經在美國管理台塑ＪＭ塑膠管公司的淡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定國指出，王永慶講的成本控管是「剝五層皮」。不只是泛泛計算公司的成長和營收，而是層層深入分析，連生產一磅塑膠管要幾分錢的電費、水費、工資，都一一計算出來。

 

 

全台最打拚的企業家

 

    以1980年代初接管的美國ＪＭ塑膠管公司為例，原來每磅塑膠管製造成本13美分，公司一年虧1500萬美元；台塑接手第一年，成本降到一磅8美分，就賺500萬美元，第二年降到5美分，更是賺進1300萬美元。

 

 

    台塑並且把成本控管落實到工程發包程序，日後行政院公共工程統一發包中心，就是參考台塑範本。

 

 

    陳定國強調，台塑的成本控管是因為王永慶以身作則，才真正貫徹。

 

 

    他回憶指出，王永慶在與人談話時，習慣拿前一個人給他的名片當便條，記錄對方講話的內容，以節省紙張。

 

 

    即使大家所熟知的王永慶毛巾操，其中也有王永慶的成本控管進化論。

 

 

    王永慶最初是靠打高球、游泳來練身體，但覺得太浪費時間，就改為跑步和毛巾操。後來，陳定國半開玩笑地向王永慶說，他從佛學大師南懷瑾那裡學來一套甩手操，連毛巾都可以省下來。沒想到，王永慶竟然就改學甩手和打坐，真的「連毛巾都省下來」。

 

 

    忙了七十多年的王永慶現在還是台灣最打拚的人。夫人李寶珠說，他們家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有人醒著」，因為王永慶每天清晨十二點半就起床運動。

 

 

    和桐集團董事長陳武雄說，王永慶是他最佩服的台灣企業家，就是因為他是台灣最打拚的企業家。

 

 

政客與經理人的區別

 

    陳武雄回憶二十年前有一回和王永慶談事情，告了一段落，王永慶就起身離開，留下幕僚與他繼續談，隔了一段時間，王永慶再回到房間，先詢問幕僚談話的進度，然後接著再談。陳武雄發現，同一時間，王永慶是分別和七、八個不同的人談事情。

 

 

    如今，將屆九十高齡的王永慶仍然往返兩岸，不只蓋醫院、電廠、碼頭，甚至還打算開煤礦。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政客和經理人的不同，是政客可以不顧對選民的承諾，當選後的行為可以和承諾不一致。經理人則必須兼顧現在和未來，不能只顧眼前績效，而讓公司後繼無力。

 

 

    從企業管理看政府行政，杜拉克痛批曾經帶領美國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羅斯福總統是個「非常糟糕的行政官員」，因為他的決策「並沒有以顧客願意負擔的價格，供應顧客需要的商品和服務。」

 

 

    曾經公開說「王永慶可以當經濟部長」的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也提到，王永慶並沒有把「愛台灣」掛在嘴上，而是實實在在地生根台灣，理性經營；台灣領導人李登輝、陳水扁的腦筋卻沒有用在發展經濟上，而是花在政治鬥爭上。

 

 

    人民就是國家的顧客，老是說「人民是頭家」的新政府，是否應該向王永慶這種經理人學習呢？

 

壹、草原之狼

 

 

「犬戎族」自稱祖先為二白犬，當是以犬為圖騰。」──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

 

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漢書‧匈奴傳》

 

 

當陳陣在雪窩裡用單筒望遠鏡鏡頭，套住了一頭大狼的時候，他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鋼錐一樣的目光。陳陣全身的汗毛又像豪豬的毫刺一樣地豎了起來，幾乎將襯衫撐離了皮肉。畢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邊，陳陣這次已沒有靈魂出殼的感覺，但是，身上的冷汗還是順著豎起的汗毛孔滲了出來。

 

雖然陳陣來到草原已經兩年，可他還是懼怕蒙古草原上的巨狼和狼群。在這遠離營盤的深山，面對這麼大的狼群，嘴裡呼出的霜氣都顫抖起來。陳陣和畢利格老人這會兒手上沒有槍，沒有長刀，沒有套馬杆，甚至連一副馬蹬這樣的鐵傢伙也沒有。他們只有兩根馬棒，萬一狼群嗅出他們的人氣，那他倆可能就要提前天葬了。

 

 

陳陣又哆哆嗦嗦地吐出半口氣，才側頭去看老人。畢利格正用另一只單筒望遠鏡觀察著狼群的包圍圈。老人壓低聲音說：就你這點膽子咋成？跟羊一樣。你們漢人就是從骨子裡怕狼，要不漢人怎麼一到草原就淨打敗仗。

 

 

老人見陳陣不吱聲，便側頭小聲喝道：這會兒可別嚇慌了神，弄出點動靜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陳陣點了一下頭，用手抓了一把雪，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

 

 

側對面的山坡上，大群的黃羊仍在警惕地搶草吃，但似乎還沒有發現狼群的陰謀。狼群包圍線的一端，已越來越靠近兩人的雪窩，陳陣一動也不敢動，他感到自己幾乎凍成了一具冰雕……這是陳陣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此刻，第一次與狼群遭遇的驚悸又顫遍他的全身。他相信任何一個漢人經歷過那種遭遇，他的膽囊也不可能完好無損。

 

 

兩年前，陳陣從北京到達這個邊境牧場插隊的時候，正是十一月下旬，額侖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皚皚。知青的蒙古包還未發下來，陳陣被安排住在畢利格老人家裡，分配當了羊倌。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他隨老人去八十多里外的場部領取學習文件，順便採購一些日用品。臨回家時，老人作為牧場革委會委員，突然被留下開會，可是場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須立即送往大隊，不得延誤。陳陣只好一人騎馬回隊。

 

 

臨走時，老人將自己那匹又快又認家的大青馬，換給了陳陣，並再三叮囑他，千萬別抄近道，一定要順大車道走，一路上隔上二三十里就有蒙古包，不會有事的。

 

 

陳陣一騎上大青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馬的強勁馬力，就有了快馬急行的衝動。剛登上一道山樑，遙望大隊駐地的查干窩拉山頭，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囑扔在腦後，率性地放棄了繞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車道的那條路線，改而徑直抄近路插向大隊。

 

 

天越來越冷，大約走了一半路程，太陽被凍得瑟瑟顫抖，縮到地平線下面去了。雪面的寒氣升上半空，皮袍的皮板也已凍硬，陳陣晃動胳膊，皮袍肘部和腰部，就會發出嚓嚓的摩擦聲。大青馬全身已披上了一層白白的汗霜，馬踏厚厚積雪，馬步漸漸遲緩。丘陵起伏，一個接著一個，四周是望不到一縷炊煙的蠻荒之地。

 

 

大青馬仍在小跑著，並不顯出疲態。牠跑起來不顛不晃，儘量讓人騎著舒服。陳陣也就鬆開馬嚼子，讓牠自己掌握體力、速度和方向。陳陣忽然一陣顫慄，心裡有些莫名的緊張怕大青馬迷路，怕變天，怕暴風雪，怕凍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記了害怕狼。

 

 

快到一個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馬活躍亂動、四處偵聽的耳朵突然停住了，並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後方，開始抬頭噴氣，步伐錯亂。

 

 

陳陣這還是第一次在雪原上單騎走遠道，根本沒意識到前面的危險。大青馬急急地張大鼻孔，瞪大眼睛，自作主張地改變方向，想繞道而走。但陳陣還是不解馬意，他收緊嚼口，撥正馬頭繼續朝前小跑。馬步越來越亂，變成了半走半跑半顛，而蹄下卻蹬踏有力，隨時就可狂奔。陳陣知道在冬季必須愛惜馬力，死死地勒住嚼子，不讓馬奔起來。

 

 

大青馬見一連串的提醒警告不起作用，便回頭猛咬陳陣的氈靴。陳陣突然從大青馬恐怖的眼球裡看到了隱約的危險。但為時已晚，大青馬哆嗦著走進了陰森山谷喇叭形的開口處。

 

 

當陳陣猛地轉頭向山谷望去時，他幾乎嚇得栽下馬背。距他不到四十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現了一大群金毛燦燦、殺氣騰騰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側頭瞪著他，一片錐子般的目光颼颼飛來，幾乎把他射成了刺蝟。

 

 

離他最近的正好是幾頭巨狼，大如花豹，足足比他在北京動物園裡見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長半個身子。十幾條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地一下全部站立起來，長尾統統平翹，像一把把即將出鞘的軍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臨下，準備撲殺的架式。

 

 

狼群中一頭被大狼們簇擁著的白狼王，牠的脖子、前胸和腹部大片的灰白毛，發出白金般的光亮，耀眼奪目，射散出一股兇傲的虎狼之威。整個狼群不下三四十頭。

 

 

後來，陳陣跟畢利格詳細講起狼群當時的陣勢，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額上的冷汗說，狼群八成正在開會，山那邊正好有一群馬，狼王正給手下佈置襲擊馬群的計畫呢，幸虧這不是群飢狼，毛色發亮的狼就不是餓狼。

 

 

陳陣在那一瞬其實已經失去任何知覺。他記憶中的最後感覺，是頭頂迸出一縷輕微但極其恐怖的聲音，像是口吹足色銀元發出的那種細微振顫的錚錚聲。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擊出天靈蓋的抨擊聲。

 

 

陳陣覺得自己的生命曾有過幾十秒鐘的中斷，那一刻，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靈魂出殼的軀殼，一具虛空的肉身遺體。很久以後，陳陣回想那次與狼群的遭遇，內心萬分感激畢利格阿爸和他的大青馬。陳陣沒有栽下馬，是因為他騎的不是一般的馬，那是一匹在狼陣中長大、身經百戰的著名獵馬。

 

 

事到臨頭，千鈞一髮之際，大青馬突然異常鎮靜。牠裝著沒有看見狼群，或是一副無意衝攪狼們聚會的樣子，仍然踏著趕路過客的步伐緩緩前行。牠挺著膽子，控著蹄子，既不掙扎擺動，也不奪路狂奔，而是極力穩穩地馱正鞍子上的臨時主人，像一個頭上頂著高聳的玻璃杯疊架盤的雜技高手，在陳陣身下靈敏地調整馬步，小心翼翼地控制著陳陣脊椎中軸的垂直，不讓他重心傾斜失去平衡，一頭栽進狼陣。

 

 

可能正是大青馬巨大的勇氣和智慧，將陳陣出殼的靈魂追了回來。也可能是陳陣忽然領受到了騰格里（天）的精神撫愛，為他過早走失上天的靈魂，揉進了信心與定力。陳陣在寒空中遊飛了幾十秒的靈魂，再次收進他的軀殼時，他覺得自己已經僥倖復活，並且冷靜得出奇。

 

 

陳陣強撐著身架，端坐馬鞍，不由自主地學著大青馬，調動並集中剩餘的膽氣，也裝著沒有看見狼群，只用眼角的餘光緊張地感覺著近在側旁的狼群。

 

 

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這幾十米距離的目標，對蒙古狼來說，只消幾秒鐘便可一蹴而就。人馬與側面的狼群越來越近，陳陣深知自己絕對不能露出絲毫的怯懦，必須像唱空城計的諸葛孔明那樣，擺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身後跟隨鐵騎萬千的架式。只有這樣，才能鎮住兇殘多疑的草原殺手蒙古草原狼。

 

 

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長脖子向他身後的山坡瞭望，狼群都把尖碗形的長耳，像雷達一樣朝著狼王張望的方向。所有的殺手都在靜候狼王下令。但是，這個無槍無杆的單人單馬，竟敢如此大膽招搖地路過狼群，卻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

 

 

晚霞漸漸消失。人馬離狼群更近了。這幾十步，可以說是陳陣一生中最凶險、最漫長的路途之一。大青馬又走了幾步，陳陣突然感到有一條狼向他身後的雪坡跑去，他意識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查看他身後有無伏兵。陳陣覺得剛剛在體內焐熱的靈魂又要出殼。

 

 

大青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麼鎮定了。陳陣的雙腿和馬身都在發抖，並迅速發生可怕的共振，繼而傳染放大了人馬共同的恐懼。大青馬的耳朵背向身後，緊張關注著那條探子狼。一旦狼探明實情，人馬可能正好走到離狼群的最近處。

 

 

陳陣覺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張巨大的狼口，上面鋒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鋒利的狼牙，沒準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間，狼口便喀嚓一聲合攏了。大青馬開始輕輕後蹲聚力，準備最後的拚死一搏。可是，負重的馬一啟動就得吃虧。

 

 

陳陣忽然像草原牧民那樣，在危急關頭心中呼喚起騰格里：長生天，騰格里，請你伸出胳膊，幫我一把吧。他又輕輕呼叫畢利格阿爸。畢利格蒙語的意思是睿智，他希望老阿爸能把蒙古人的草原智慧，快快送抵他的大腦。靜靜的額侖草原，沒有任何回聲。他絕望地抬起頭，想最後看一眼美麗冰藍的騰格里。

 

 

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話從天而降，像疾雷一樣地轟進他的鼓膜：狼最怕槍、套馬杆和鐵器。槍和套馬杆，他沒有。鐵器他有沒有呢？他腳底一熱，有！他腳下蹬著的就是一副碩大的鋼蹬。他的腳狂喜地顫抖起來。

 

 

畢利格阿爸把他的大青馬換給他，但馬鞍未換。難怪當初老人給他挑了這麼大的一副鋼蹬，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著它的這一天。但老人當初對他說，初學騎馬，馬蹬不大就踩不穩。萬一被馬尥下來，也容易拖蹬，被馬踢傷踢死。這副馬蹬開口寬闊，踏底是圓形的，比普通的淺口方底的鐵蹬，幾乎大一倍重兩倍。

 

 

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陳陣迅速將雙腳退出鋼蹬，又彎身將蹬帶拽上來，雙手各抓住一只鋼蹬生死存亡在此一舉。陳陣憋足了勁，猛地轉過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聲，然後將沉重的鋼蹬舉到胸前，狠狠地對砸起來。

 

 

「噹、噹……」

 

 

鋼蹬擊出鋼錘敲砸鋼軌的聲響，清脆高頻，震耳欲聾，在肅殺靜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膽的利劍刺向狼群。對於狼來說，這種非自然的鋼鐵聲響，要比自然中的驚雷聲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懼的捕獸鋼夾所發出的聲音更具恐嚇力。

 

 

陳陣敲出第一聲，就把整個狼群嚇得集體一哆嗦。他再猛擊幾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領下，全體大回轉，倒背耳朵，縮起脖子像一陣黃風一樣，呼地向山裡逃奔而去。連那條探狼也放棄任務，迅速折身歸隊。

 

 

陳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可怕龐大的蒙古狼群，居然被兩只鋼蹬所擊退。他頓時壯起膽來，一會兒狂擊馬蹬，一會兒又用草原牧民的招喚手勢，掄圓了胳膊，向身後的方向大喊大叫：豁勒登！豁勒登！（快！快！）這裡的狼，多多的有啦。

 

 

可能，蒙古狼聽得懂蒙古話，也看得懂蒙古獵人的手勢獵語。狼群被牠們所懷疑的蒙古獵人的獵圈陣嚇得迅速撤離。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著草原狼軍團的古老建制和隊形，猛狼衝鋒，狼王靠前，巨狼斷後，完全也沒有鳥獸散的混亂。陳陣看呆了。

 

 

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沒影了，山谷裡留下一大片雪霧雪沙。

 

 

天光已暗。陳陣還沒有完全認好馬蹬，大青馬就彈射了出去，朝牠所認識的最近營盤衝刺狂奔。寒風灌進領口袖口，陳陣渾身的冷汗幾乎結成了冰。

 

 

狼口餘生的陳陣，從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樣崇敬起長生天騰格里來了。並且，他從此對蒙古草原狼有一種著了魔的恐懼、敬畏和癡迷。蒙古狼，對他來說，決不是僅僅觸及了他的靈魂，而是曾經擊出了他靈魂的生物。在草原狼身上，竟然潛伏著、承載著一種如此巨大的吸引力？這種看不見、摸不著，虛無卻又堅固的東西，可能就是人們心靈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圖騰。陳陣隱隱感到，自己可能已經闖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領域。雖然他偶然才撞開了一點門縫，但是，他的目光和興趣已經投了進去。

 

 

此後的兩年裡，陳陣再沒有見過如此壯觀的大狼群。他白天放羊，有時能遠遠地見到一兩條狼，就是走遠道幾十里上百里，最多也只能見到三五條狼。但他經常見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馬，少則一兩隻，兩三頭，三四匹，多則屍橫遍野。串門時，也能見到牧民獵人打死狼後剝下的狼皮筒子，高高地懸掛在長杆頂上，像狼旗一樣飄揚。

 

 

畢利格老人依然一動不動地趴在雪窩裡，瞇眼緊盯著草坡上的黃羊和越來越近的狼群，對陳陣低聲說：再忍一會，哦，學打獵，先要學會忍耐。

 

 

有畢利格老人在身邊，陳陣心裡踏實多了。他揉去眼睫上的霜花，衝著老人坦然眨了眨眼，端著望遠鏡望了望側對面山坡上的黃羊和狼群包圍線，見狼群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自從有過那次大青馬與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實際上，時時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離的包圍之中。白天放羊，走出蒙古包不遠，就能看到雪地上一行行狼的新鮮大爪印，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更多，還有灰白色的新鮮狼糞；在晚上，他幾乎夜夜都能見到幽靈一樣的狼影，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圍幾十米外那些綠瑩瑩的狼眼睛，少時兩三對、五六對，多時十幾對。最多的一次，他和畢利格的大兒媳嘎斯邁一起，用手電筒數到過二十五對狼眼。

 

 

原始游牧如同游擊行軍，裝備一律從簡，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車、活動柵欄和大氈子搭成的半圓形擋風牆，只擋風不擋狼。羊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下夜的女人來守衛。有時狼衝進羊圈，狼與狗廝殺，狼或狗的身體常常會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那牆，把包裡面貼牆而睡的人撞醒，陳陣就被狼撞醒過兩次，如果沒有哈那牆，狼就撞進他的懷裡來了。

 

 

處在原始游牧狀態下的人們，有時與草原狼的距離還不到兩層氈子遠。只是陳陣至今尚未得到與狼親自交手的機會。極擅夜戰的蒙古草原狼，絕對比華北的平原游擊隊還要神出鬼沒。在狼群出沒頻繁的夜晚，陳陣總是強迫自己睡得驚醒一點，並請嘎斯邁在下夜值班的時候，如果遇到狼衝進羊群，就喊他的名子，他一定出包幫她一起轟狼打狼。

 

 

畢利格老人常常捻著山羊鬍微笑，他說，他從來沒見過對狼有這麼大興頭的漢人。老人似乎對北京學生陳陣這種異乎尋常的興趣很滿意。

 

 

陳陣終於在來草原第一年的隆冬的一個風雪深夜，在手電筒燈光下，近距離地見到了人狗與狼的惡戰……

 

 

「陳陳（陣）！」「陳陳（陣）！」

 

 

那天深夜，陳陣突然被嘎斯邁急促的呼叫聲和狗群的狂吼聲驚醒，當他急匆匆穿上氈靴和皮袍，拿著手電筒和馬棒衝出包的時候，他的雙腿又劇烈地顫抖起來。

 

 

透過雪花亂飛的手電筒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邁正拽著一條大狼的長尾巴，這條狼從頭到尾差不多有一個成年人的身長。而她居然想把狼從擠得密不透風的羊群裡拔出來。

 

 

狼拚命地想回頭咬人，可是嚇破膽的傻羊肥羊們既怕狼又怕風，拚命往擋風牆後面的密集羊群那裡前撲後擁，把羊身體間的落雪擠成了騷氣烘烘的蒸氣，也把狼的前身擠得動彈不得。狼只能用爪扒地，向前猛躥亂咬，與嘎斯邁拚命拔河，企圖衝出羊群，回身反擊。

 

 

陳陣跌跌撞撞地跑過去，一時不知如何下手。嘎斯邁身後的兩條大狗也被羊群所隔，乾著急無法下口，只得一個勁狂吼猛叫，壓制大狼的氣焰。

 

 

畢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條威猛大狗和鄰家的所有的狗，正在羊群的東邊與狼群死掐。狗的叫聲、吼聲、哭嚎聲驚天動地。

 

 

陳陣想上前幫嘎斯邁，可兩腿抖得就是邁不開步。他原先想親手觸摸一下活狼的熱望，早被嚇得結成了冰。嘎斯邁卻以為陳陣真想來幫她，急得大叫：別來！別來！狼咬人。快趕開羊！狗來！

 

 

嘎斯邁身體向後傾斜，狠命地拽狼尾，拽得滿頭大汗。她用雙手掰狼的尾骨，疼得狼張著血盆大口倒吸寒氣，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吞下。狼看看前衝無望，突然向後猛退，掉轉半個身子，撲咬嘎斯邁。

 

 

刺啦一聲，半截皮袍下襬被狼牙撕下。嘎斯邁的蒙古細眼睛裡，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勁，拽著狼就是不鬆手，然後向後猛跳一步，重新把狼身拉直，並拚命拽狼，往狗這邊拽。

 

 

陳陣急慌了眼，他一面高舉手電筒對準嘎斯邁和狼，生怕她看不清狼，被狼咬到；一面掄起馬棒，朝身邊的羊劈頭蓋腦地砸下去。

 

 

羊群大亂，由於害怕黑暗中那隻大狼，羊們全都往羊群中的手電筒光亮處猛擠，陳陣根本趕不動羊。他發現嘎斯邁快拽不動惡狼了，她又被狼朝前拖了幾步。

 

 

「阿、阿孃！阿孃！」驚叫的童聲傳來。

 

 

嘎斯邁的九歲兒子巴雅爾衝出了蒙古包，一見這陣勢，喊聲也變了調。但他立即向媽媽直衝過去，幾乎像跳鞍馬一般，從羊背上跳到了嘎斯邁的身邊，一把就抓住了狼尾。

 

 

嘎斯邁大喊：抓狼腿！抓狼腿！巴雅爾急忙改用兩隻手死死抓住了狼的一條後腿，死命後拽，一下子減弱了狼的前衝力。母子兩人總算把狼拽停了步。

 

 

營盤東邊的狗群繼續狂吼猛鬥，狼群顯然在聲東擊西，牽制狗群的主力，掩護衝進羊群的狼進攻或撤退。羊群中西部的防線全靠母子二人頑強堅守，不讓這條大狼從羊圈擋風氈牆的西邊，衝趕出部分羊群。

 

 

畢利格老人也已衝到羊群邊上，一邊轟羊，一邊朝東邊的狗大叫，巴勒！巴勒！

 

 

「巴勒」蒙語的意思是虎，這是一條全隊最高大、兇猛亡命、帶有藏狗血統的殺狼狗，身子雖然不如一般的大狼長，但身高和胸寬卻超過狼。

 

 

聽到主人的喚聲，巴勒立即退出廝殺，急奔到老人的身邊。一個急停，哈出滿嘴狼血的腥氣。老人急忙拿過陳陣手裡的電筒，用手電筒光柱朝羊群裡的狼照了照。巴勒猛晃了一下頭，像失職的衛士那樣懊喪，牠氣急敗壞地猛然躥上羊背，踩著羊頭，連滾帶爬地朝狼撲過去。

 

 

老人衝陳陣大喊：把羊群往狼那兒趕！把狼擠住！不讓狼逃跑！然後拉著陳陣的手，兩人用力蹚著羊群，也朝狼和嘎斯邁擠過去。

 

 

惡狠狠的巴勒，急噴著哈氣和血氣，終於站在嘎斯邁的身邊，但狼的身旁全是擠得喘不過氣來的羊。蒙古草原的好獵狗懂規矩，不咬狼背狼身，不傷狼皮，巴勒仍是找不到地方下口，急得亂吼亂叫。

 

 

嘎斯邁一見巴勒趕到。突然側身，抬腿，雙手抓住長長的狼尾，頂住膝蓋。然後大喊一聲，雙手拚出全身力氣，像掰木杆似的，啪地一聲，楞是把狼尾骨掰斷了。大狼一聲慘嚎，疼得四爪一鬆勁，母子兩人呼地一下就把大狼從羊堆裡拔了出來。

 

 

大狼渾身痙攣，回頭看傷。巴勒趁勢一口咬住了狼的咽喉，不顧狼爪死抓硬踹，兩腳死死按住狼頭狼胸。狗牙合攏，兩股狼血從頸動脈噴出，大狼瘋狂地掙扎了一兩分鐘，癱軟在地，一條血舌頭從狼嘴狼牙的空隙間流了出來。

 

 

嘎斯邁抹了抹臉上的狼血，大口喘氣。陳陣覺得她凍得通紅的臉，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猶如史前原始女人那樣野蠻、英武和美麗。

 

 

死狼的濃重血腥氣向空中飄散，東邊的狗叫聲驟停，狼群紛紛逃遁，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一會兒，西北草甸裡，便傳來狼群淒厲的哀號聲，向牠們這員戰死的猛將長久致哀。

 

 

我真沒用，膽小如羊。陳陣慚愧地嘆道：我真不如草原上的狗，不如草原上的女人，連九歲的孩子也不如。

 

 

嘎斯邁笑著搖頭說：不是不是，你要是不來幫我，狼就把羊吃到嘴啦。

 

 

畢利格老人也笑道：你這個漢人學生，能幫著趕羊，打手電筒，我還沒見過呢。

 

 

陳陣終於摸到了餘溫尚存的死狼。他真後悔剛才沒有膽量去幫嘎斯邁抓那條活狼尾，錯過了一個漢人一生也不得一遇的徒手鬥狼的體驗。額侖草原狼體形實在大得嚇人，像一個倒地的毛茸茸的大猩猩，身倒威風不倒，彷彿只是醉倒在地，隨時都會吼跳起來。陳陣摸摸巴勒的大頭，鼓了鼓勇氣蹲下身，張開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長，從狼的鼻尖到狼的尾尖，一共九紮，竟有一米八長，比他的身高還長幾釐米。陳陣倒吸一口涼氣。

 

 

畢利格老人用手電筒照了照羊群，共有三四隻羊的大肥尾已被狼齊根咬斷吃掉，血肉模糊，冰血條條。老人說：這些羊尾巴換這麼大的一條狼，不虧不虧。

 

 

老人和陳陣一起把沉重的死狼拖進了包，以防鄰家的賴狗咬皮洩憤。陳陣覺得狼的腳掌比狗腳掌大得多，他用自己的手掌與狼掌比了比，除卻五根手指，狼掌竟與人掌差不多大。怪不得狼能在雪地上或亂石山地上跑得那樣穩。老人說：明天我教你剝狼皮筒子。

 

 

嘎斯邁從包裡端出大半盆手把肉，去犒賞巴勒和其他的狗。陳陣也跟了出去，雙手不停地撫摸巴勒的大腦袋和牠像小炕桌一樣的寬背，牠一面喀吧喀吧地嚼著肉骨頭，一面搖著大尾巴答謝。陳陣忍不住問嘎斯邁：剛才妳怕不怕？她笑笑說：怕，怕。我怕狼把羊趕跑，工分就沒有啦。我是生產小組的組長，丟了羊，那多丟人啊。嘎斯邁彎腰去輕拍巴勒的頭，連說：賽（好）巴勒，賽（好）巴勒。巴勒立即放下手把肉，抬頭去迎女主人的手掌，並將大嘴往她的腕下袖口裡鑽，大尾巴樂得狂搖，搖出了風。

 

 

陳陣發現寒風中飢餓的巴勒，更看重女主人的情感犒賞。

 

 

嘎斯邁說：陳陳（陣），過了春節，我給你一條好狗崽，餵狗技術多多地有啦，你好好養，以後長大像巴勒一樣。陳陣連聲道謝。